〈俄羅斯的民主抉擇與統治菁英權力結構變化〉許菁芸、宋鎮照

1. 前言
   俄羅斯憲法設計、長久積弱的 政黨與國會是否真的扮演了總統與總理權力競逐的工具？也就是 說，憲政法規與政黨政治之制度性因素對於解釋俄羅斯高度人治現 象是否具有一定的分析張力？抑或是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普金所 領導之統治菁英派系與權力傾軋更能對俄羅斯該特有現象提供不同 層次的思考？
1. 研究架構圖
   
   
   
   
2. 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與半總統制類型
1. 「民主倒退」V.S.「主權民主」
   麥克佛（M. McFaul）認為，在 1989 到 1992 年之間發生在共產 集團國家的民主化浪潮產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結果（McFaul, 2005: 5 ），
   玉山據 此將之區分為「穩定民主群」（ stable nascent democracies）、「總統專制群」（presidential autocracies）與介於兩者 之間的「競爭性的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俄羅斯就是屬於「競爭性的威權體制」的代表國家
1. 俄羅斯雖然在 1993 年 12 月通過以三權分立、多黨制、主權在 民等典型西方憲政原則為主的俄羅斯憲法，也符合葉爾基（R. Elgie） 所提出之半總統制定義，即「半總統制即是一個政治體制（regime） 同時擁有一位民選固定任期（fixed-term）的總統和一位對立法負責 （responsible to the legislature）的總理與內閣」（Elgie, 2007: 60）
2. 「主權民主」 （ sovereign democracy,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
   2006 年 6 月 28 日，俄總統副幕僚長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Владисла́в Ю́рьевич Сурков）在會見外國記者時提出此概念  
   「主 權民主」的核心就是強調俄羅斯式的民主模式，它既是一種意識型 態，也是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民主程序和準則必須服從 於愛國主義和強權國家體制的建造
2. 半總統制框架下的高度人治：制度性因素探討  
1. 對於 俄羅斯高度人治的解釋，如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俄羅斯憲政體制 和國會政治（國會與政黨）面來觀察，是不夠的
1. 從憲政體 制面觀，普金從總統轉任總理，卻讓總理從以前被總統架空之行政 權轉而成為實質的權力，俄羅斯的憲政體制並無改變，也就是沒有 修憲的狀況下，這其中的轉變不謂不大
   如果試 圖半總統制的框架和次類型的定義解釋俄羅斯的高度人治現況，可 以看出，半總統制定義下的憲政規範和俄羅斯的憲政實踐是矛盾 的，故本文作者認為，從半總統制的次類型定義俄羅斯現行體制是 無意義的，俄羅斯的半總統制仍必須在日後去除高度人治的變項 後，再觀察其憲政實踐，才能真正去評斷俄羅斯的民主走向
2. 從國會政治面觀，「總理—總統制」制中總統－總理權 力之政黨介質角色，是否可以解釋普金的高度人治，這也是值得探 討的問題
1. 關於俄羅斯總統無黨籍的潛規，是從葉爾欽 1991 年擔任總統， 他認為黨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而他代表國家，他就是國家，無需 政黨的加持，再加上當時的人代會支持葉爾欽的政策，因而使得葉 爾欽並沒有在獨立後的第一時間內舉辦國會選舉，更在 1993 年砲打 國會後，對於共產黨的勢力嚴加打壓，費雪（S.Fish）曾言「從八零年代他（葉爾欽）的鬥爭經歷開始，到 2000 年總統生涯結束，葉爾 欽始終對政黨帶有蔑視，他拒絕領導或加入一個政黨，他認為自己 超越了一般政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了整個國家利益的全民 領袖」（Fish, 2001: 233）。
   而普金雖然頒布了「政黨法」，但普金 也遵循了葉爾欽超然於政黨之外的潛規，在其總統任期內從未加入 任何一個政黨，因為普金個人的聲望與政策績效超越任何一個政 黨，而政黨與國會在俄羅斯人民的心目中的政治角色排行是倒數第 一和第二
2. 如果從政黨的不成熟與國會的弱勢去推定「總統無黨籍， 總理是否兼多數黨主席是會影響俄羅斯半總統制的權力天平朝總理 或總統傾斜」之傳統政黨政治運作，對俄羅斯高度人治的現象，也 就是對總統權力的限制解釋，也是亟待商榷的
1. 即使在普金 的運作下，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於 2003 年與 2007 年國會大選成為國家杜馬的第一大黨，也僅是「權 力黨」，而普金雖在 2008 年接任統一俄羅斯黨黨魁，但嚴格說來， 統一俄羅斯黨仍不是「執政黨」，蓋其中的差別是普金並不是為了 實踐統一俄羅斯黨的黨綱而執政
2. 普金雖然身兼總理和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但在 2008 年政府內閣 16 位部長中，只有三位是統一俄羅斯黨員，由此可見， 統一俄羅斯黨並不具有標準政黨政治中多數黨的重要性（Ministry Poluchat Partbilety, 2008），僅是普金鞏固權力的具民主裝飾性的工 具，僅有輔助意味，而非真正的決定因素
3. 綜觀普金時期（2000-2008）之 中央再集權政策，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strong state）， 試圖恢復有效的垂直權力鏈（restore an effective vertical chain of authority）體系（Ross, 2005: 355），觀察其實際運作
   所謂的垂直 權力鏈體系現象，普金從建立自身的權力菁英開始，以迅速崛起的 經濟成長及國家政策的漸次調整為輔，逐步建立自身的權力層級 （power hierarchy）－普金與權力菁英建構了普金政權，資源型經濟 驅使中央集權的動力，普金政權控制國會與政黨，政黨再控制地方 議會及首長，而地方議會和首長再來控制聯邦主體，出現層層權力 鏈的控制。
2. 俄羅斯的民主抉擇，也就是轉往政治威權與中央再集權政策， 本文作者認為如上所述，是與普金的權力菁英層級建構（亦即非制 度性因素）和其衍生的經社問題有著極密切的關聯
3. 俄羅斯統治菁英之結構組成與衍生問題：非制度性因素
   波特等（Potter, Goldblatt, Kiloh and Lewis）所著《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一書中特別提到民主化模式三種理論取向：
   第 一、現代化理論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強調許多有關現 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所必要的社會與經濟要素
   第二、轉型理 論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強調政治過程及菁英的主動與選擇， 以解釋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民主的緣由
   第三、結構 理 論 途 徑 （structural approach）－強調有利於民主化的權力結構變遷
   （Potter et al., 1997: 10）。
1. 普金政權統治菁英的來源、背景與特質
1. 關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統治菁英的來源有著兩派的觀點
1. 主張「菁英流動」（elite circulation），認為蘇聯時期的菁英 集團－「黨政權勢人物」（nomenklature,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已由社 會各階層的新興菁 英所取代
2. 主張「菁英再生」（ elite reproduction），認為蘇聯時期的黨政菁英並沒有消失，而是經由 俄羅斯的私有化政策，間接將前蘇聯的權力資本化，在葉爾欽時期， 搖身一變成為新一代的俄羅斯政治菁英，並且或在政界成為「權力 黨」，或在金融工業集團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與潛力
3. 雖然在普金時期，普金打擊寡頭，但其打擊寡頭的目的是 為了清除葉爾欽時期的權力菁英，普金雖建構了自身的統治菁英徵 補方式，但，仍有大部份來自前蘇聯的黨政結構，尤其是來自於擁 有蘇聯思維和傾向的人－有 75%-78％的政府官員是來自於前蘇聯 軍方、國家安全或國際事務機構（Inozemtsev, 2009: 42），其新領 導階層和蘇聯舊統治菁英還是有很強的延續性
2. 普金時期的統治菁英結構有兩個問題，而藉此衍生出嚴重的政治與社會脫節問題，進而阻礙了俄羅斯的民主發展：
1. 知識菁英的邊緣化
   上層的統治菁英的組成上就大多來自蘇聯的黨政結構， 知識菁英卻是蘇聯變革的領導先驅，是與現實的統治菁英存在思想 的衝突，而蘇聯解體後，「他們雖然獲得了所追求的政治與學術自 由，但卻失去了相對優勢」
1. 是中間階層 （middle class）的匱乏
   俄羅斯可以稱為中間階層的人不足 20%，13 而 在有限的中間階層成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小型企業主、個人經營 者和擁有私有土地、較為富裕的地主，而這些本質上是屬於「傳統 的中間階層」，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訴求仍屬於過去，很難理解 和認同現代民主政治
2. 統治思想 (ruling ideology)、酬庸 (spoil)v.s 實績 功過 (merit) 菁英徵聘系統
   普金政權對於統治菁英選用的標準更加在於政治菁英對於 當權者的政治認同、是否對其統治地位構成威脅、和能否貫徹當權 者的意志，也是基於個人與派系、家族的關聯（也就是親信）或酬 庸性質，而非知識、才能與實績功過
   
   
   
   
2. 統治菁英幾乎是技術官僚
1. 技術官僚（technocrats）或技術官僚專家（technocratic specialists）意指該人其教育背景和/或工作經驗皆是在單一專業領 域，通常其專業領域是和其領導的部門有所關連。技術官僚涵蓋強 力集團（siloviki）成員或專家，包含經濟學者、律師和工程師。 
2. 選舉經歷作為內閣成員跳板數量統計：比較性觀點
   
   
3. 伊諾忍徹夫認為整個俄羅斯社會 可以區分成三個政治階層：
1. 第一個階層，也就是最底下的階層，是 大多數人組成的普通人口。這個階層由於成員的流動與政府幾乎斷 裂，因此大部分的人民不相信政治會考慮他們的需求和期望。但他 們某種程度上比蘇聯時期自由，包涵財產權和遷徙的權利
2. 第二個階層是一個較小的團體，通常是由聯邦或地 方菁英所認為的重要經濟計劃參與者。這個團體能夠正式的運用憲 法所保障的自由，但實際上他們的活動是受到嚴格限制的
3. 第三個 階層則是統治菁英自己，透過相互利益連結在一起的團體。這個團 體任意建立和改變遊戲規則，結果不用負擔任何責任
4. 俄羅斯的政治階層出現了出現了兩個問題：
1. 第一層與第三層間的很明顯的出現了斷層，因為俄羅斯的統治菁英 很少是選舉出身，這意味著俄羅斯的第一階層與第三階層間缺乏流 動，特別是垂直的流動，或 稱菁英從社會到國家的流動（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from society to the state），這會導致國家制度除 了不能回應社會主要的需求與利益外，政策的決定也不會以民眾的 利益為依歸，更不用說改善施政能力而對人民負責
2. 第二階層的構成大多是蘇聯時期的黨政菁英因為急遽的私有 化而累積大量財富的「俄羅斯新貴」（The New Russians, Новые русские）－1991 年後，在俄羅斯前 20 的企業中，有 30%的董事會 成員及高階經理都曾在前蘇聯的國家管理部門工作過，且很多都在 財政部或是在總統或政府的核心行政機關再轉入商業界（或稱 pantouflage（旋轉門）方式）
2. 普金政權統治菁英的派別與權力傾軋
1. 普金政權統治菁英的派別
1. 強力集團（siloviki, силовики）
   強力集團並非一定是泛指「軍職官僚」（militocracy），或是一 定來自於前蘇聯軍方、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或聯邦安全局（FSB） 背景的官員，雖然這些成員的比例佔有大部分，但此派系最好是理 解成由核心團體現任副總理謝欽（Igor Sechin, Игорь И. Сечин）和 伊凡諾夫（Sergey Ivanov, Сергей Б.Иванов），及前聯邦安全局局長 與現任安全理事會秘書長帕儲雪夫（Nicolai Patrushev, Николай П. Патрушев）所領導的政府官員與商人的非正式網絡，他們擁有類似 的政治觀點、追求共同的政治議程且謀求對經濟資產的聯合控制
2. 聖彼得堡幫（Petersburgers, петербуржцы）
   他們來自聖彼得堡，是普金的舊識、校友或昔日同事；他們同 強力集團一樣效忠於普金，但他們一般沒有軍警的出身，大多為技 術官僚（technocrats）。他們是普金所建構的的第二大權力派系，也 是普金用來平衡、制約強力集團勢力的主要力量，包含曾任克林姆 林宮幕僚長和第一副總理的現任總統梅德維傑夫，曾任克林姆林宮 副幕僚長、聯邦政府秘書長和南方聯邦區全權代表，現任副總理柯 札克（Dmitriy N. Kozak, Дмитрий Н. Козак）等。
3. 溫和改革派（moderate reformist）  
   他們主要是一群技術官僚，因為相同或相似的經濟改革主張而 成為一派，是普金推進經濟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主要人物包含現 任副總理和財政部長庫德林（ Aleksey L. Kudrin, Алексей Л. Кудрин）、前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長，現任俄羅斯儲蓄銀行董事會主 席格列夫（German O. Gref, Герман О. Греф）。
   這些 溫和改革派的經濟改革理念與普金的需求相符，他們的改革是一種 漸進的、溫和的、「有俄羅斯特色」改革；是要建立一種「有秩序、 可控制的市場經濟」，加強國家總體經濟掌控，而這也是普金的改革著主張
2. 統治菁英權力傾軋
   利用統 治菁英的權力派系來鞏固自身的權力地位，也利用統治菁英間的派 系鬥爭和權力傾軋來作菁英權力派系的相互制衡，以免統治菁英派 系過份坐大，更甚者，也以統治菁英來權力制衡統一俄羅斯黨
1. 自 2004 年以來，國營企業「俄羅斯石油公 司」（Rosneft, Роснефть 後文皆以 Rosneft 稱）和「天然氣工業公司」 (Gazprom) 的內鬥
2. 2004 年弗拉德科夫接任總理
1. 為了消滅葉爾欽政府 寡頭菁英的勢力，尤科斯事件導致克里姆林宮內部的分裂，而現任 總理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 M. M. Касьянов）支持霍多爾 科夫斯基，引起普金不滿
2. 提名原俄羅斯聯邦駐歐盟代表弗拉德科夫為總理，這 其實也是間接地鞏固總統權力，不願權力下放議會，限制了俄羅斯 政黨政治的發展，也間接制衡了統一俄羅斯黨的權力
3. 2007 年底普金提名梅德維傑夫擔任總統
3. 資源型經濟（resource based economy）對於 統治菁英鞏固權力層級與政治威權的推波助瀾
   2006 年 OECD 將俄羅斯經濟發展模式定義 為資源型經濟 （Resource Based Economy），此種經濟發展模式也許短期可拉抬俄 羅斯整體的經濟成長，但如果沒有仔細規劃其未來發展，對長期經 濟發展而言，反而會成為其他非資源產業的絆腳石且會使經濟成長 趨緩，甚至停滯
1. 資源型經濟存在著不少潛在型風險
1. 總體經濟風險，國內 經濟成長容易受外在環境衝擊影響，如果國際價格的劇烈驟降，可 能會引起財政赤字，而舉借外債
2. 「荷蘭病」（Dutch disease）風險，能源產業對資金與勞動力產生虹吸效應，牽制了非能源產 業，尤其是民生工業的發展。
3. 特有的制度風險，由於龐大的自 然資源利益驅使，資源型經濟國家政治環境多為動盪，常有叛亂或 內戰產生，也由於大量的能源出口常伴隨著貪污舞弊，和所得分配 不均與貧富差距拉大，長期而言，容易導致經濟成長趨緩或下降
2. 資源型經濟導致俄羅斯主要的問題
1. 在於俄羅斯的資源型 經濟是樹立在國家的安逸與惰性上，由於石油美金的熱錢急速湧 入，從事對社會與經濟有益活動的人數正在急速下降。而同時，所 謂政治菁英的數量卻持續上升，可以推測，當經濟惡化，國家將難 抑制這些菁英的欲望，尤其是這些菁英中有許多是構成普金政權的 權力階層。
2. 俄羅斯倚重原物料資源出口的經濟，無論是資金或 人員上，已對其他產業造成虹吸效應，事實上，俄國根本無法與低 工資的亞洲國家製造商抗衡，即使憑藉著過去在軍事相關以及高科 技領域的優勢（如太空科技），國內工業輸出成長與相應的進口業 成長相比已經大幅衰弱
3. 俄羅斯於 2003 年將原物料資源全部收歸中央所有， 將之定義為「戰略部門」，而俄羅斯政府干預的結果之一，就是石 油製品與天然氣的生產量及出口成長的下降。尤其是天然氣，還需 從中亞進口再出口至西歐以達到所需提供的供應量。再者，俄國堅 持出口用管線必須被國營的「石油運輸管道公司」（ Transneft Транснефть，後文皆以 Transneft 稱）所控管，其管線的供應力限制 了出口量，且限制私人企業提出建造新管線的計畫，另外也增加賦 稅
4. 俄羅斯民主抉擇
   俄羅斯民主之根本問題點，不是如同歐美民主制一般在於審 視民主化之程度，將民主制度視為「歷史的終結」，為普世價值， 而是認為民主只是在實質上是否增進國富民強之工具的問題上，如 果不是，那民主僅能成為俄羅斯國家主權論（statism）在憲法層面 上裝飾價值而已。再者，俄羅斯的經濟成長並不是由於經濟有效率 的運作所致，而是因為原物料資源價格上漲所帶動，而普金政權的權力層級也是拜快速飛升的經濟所鞏固，因此，普金政權的菁英們 皆致力於原物料資源的掌握，以中央集權方式穩固自身的權力層 級，至於民主的考量只會在自身權力需要加持時，才會訴諸民主的 裝飾
1. 影響俄羅斯民主抉擇之變項，也就是聯邦經濟 發展（包含整體 GDP 的持續成長與原物料能源的價格成長）和政權 合法性。
1. 變項一：經濟表現與原物料能源價格
   政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著重於經濟表現對政權 穩定的影響。
   資源型經濟高 度依賴國際油價和資源原物料出口是近年來俄羅斯經濟成長的關 鍵，俄羅斯經濟波動與國際油價上漲有著明顯的關聯性。而為了徹 底掌握原物料資源，中央集權是當權者的掌控之道。
2. 變項二：聯邦政權合法性(或為正當性)（legitimacy of political regime） 
   政治權力合法性，指的不是法學意義上的 合法性，而是指公眾對於政治統治與體制的認同，它對政治權力體 系有著重大的意義，為有別於法律上之合法性，因此不少學者將 legitimacy 譯為正當性。一般說來，政權正當性程度越高，則政治權 力的效能就越大
1. 何瑞特（Marcus Horeth）認為政權正當性主要有來自三種不同 的來源：
1. 「輸出」的正當性（output legitimacy），主要衡量政 府政策之效率與有效性
2. 「輸入」的正當性（input legitimacy）， 即通過民選的議會獲得直接的民主正當性，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擴 大公民參與和諮詢權
3. 成員「借與的」正當性（ borrowed legitimacy through Member States），即通過國家或組織成員及其具 有正當性地位的權威結構（如成員國政府、議會、政治菁英）讓渡 權限來獲得
4. 正當性的增減就依賴於上述諸種 合法性來源的博弈結果，即民主治理、政策績效和成員國的自主權 三方相互角力關係，來尋求維持制度的正當性
2. 俄羅斯民主抉擇模型之建構
1. 本研究架構之前提，也就是 普金政權對於民主之前提假設，即是人民也不具民主政治的概念， 民主只是政權穩定工具，俄羅斯的領導中央自始至終皆是往中央集 權單一制發展。
2. 俄羅斯民主體制維繫之邊際成本與效益分析概念模型
   
   
   
   
3. 俄羅斯民主政體的邊際成本有兩個來源（MC= MC1+ MC2）
1. 其一是聯邦經濟表現和原物料能源價格（MC1），當 國家之經濟表現穩定，國內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上升，增進社會繁榮和人民生活富裕，將可進一步的中央集權化
   俄羅斯的經濟表現一開始呈現為斜率較為負的直 線，而突然轉折為斜率較大的直線，其拗折因素為自 2000 年以後， 石油價格大漲，俄羅斯的經濟由於石油美金的大量灌注，經濟快速 成長與復甦，而此代表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民主的邊際成本將急 速上升。而經濟表現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趨緩，經濟結構問題浮 現，影響著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但因為國際能源價格仍高居不下， 原油價格仍持續高漲，故經濟表現曲線（MC1）之後半段仍維持直 線
2. 第二項要素是政權之正當性（MC2）
   在俄羅斯的民主化過程中，首先經歷的卻是民 主體制所擁戴的市場經濟所主張之震撼療法造成的經濟衰退與通貨 膨脹，而使得中央政府正當性低落，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度驟降，地 方與中央呈現了緊張狀態，地方開始和中央談判，成員的自主權與 國會的民主治理左右了政府的政策的績效
   在普金時期，隨著中 央集權的強度增強，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地增加，民主治理與成員自 主權被相對制約，此措施使得政權正當性升高。因此，當民主之邊 際成本增加時，政權正當性便會成為自變項，也是政府可以有效運 作的可控制變項。但是當政府以政策實施來增強政策績效而制約民 主治理與成員自主權時，也僅能漸步實施，不能急功求利。因而呈 現出在圖三的變化，就為一條坡度較為和緩的凹形曲線
3. 民主的邊際效益（MR）
   再者，1996 年的總統大選，葉爾欽面臨人民支持的窘境凸顯了 中央實施民主與自由經濟的危機（MR 線向下之轉折點），而在 2002年後油價逐步上揚，中央政府在得利於國家能源價格上漲後，經濟 表現和經濟發展程度增強後，普金政權實施中央集權後，反而因為 中央集權體制的政令貫徹度很高，有助於提升民眾對政府的滿意 度，因此邊際收益會隨著政策達成的效果而顯著增加
4. 以下用成本效益分析途徑，說明俄羅斯統治菁英之民主抉擇的 過程：
1. 在俄羅斯獨立初期，葉爾欽開始政治與經濟民主化，政治與 經濟的開放，人民對民主的期待，加上政府希望藉由經濟改革獲得 經濟成長，因此，政府與人民對民主政治的需求上升，因此圖一的 T1 初期表示民主政權的邊際效益上升，邊際成本下降，民主進程持 續（MR>MC）。
2. 在 T1 中期-T2，俄羅斯震撼療法的威力展現，經濟 大幅衰退外，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高漲，民眾認為民主與自由經濟所 帶來的並不是富有，而是痛苦時，民主體制受到質疑，此時民主的邊際效益仍然大於邊際成本，但是差距越來越小 （MR-MC≧ 0），民主在這個階段面臨了虛化的危機。
3. 在 T2 階段，普金開始執政，便開啟了俄羅斯自 1999 年經濟 高度發展。在此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 1998-2002 年，為 1998 年金融風暴導致的盧布大幅貶值效應，帶動國內生產與 出口商品之增加，第二階段為 2003-2008 年，因為國際油價的上漲， 帶動了俄羅斯整體經濟的成長，高度依賴能源出口型經濟發展模式 累積鉅額的外匯存底。俄羅斯經濟波動與國際油價上漲有著明顯的 關聯性，也因為國際能源價格的高漲，不僅有助於俄羅斯經濟成長， 同時在徹底有效地掌握油氣能源，也成為中央再集權的重要動力與 誘因。
   
4. 普金八年來，為鞏固自身權力而實施強化中央集權措施，如果套用政權正當性MC2 的來源（輸入、輸出與借與）模式，為了避免民眾對政府干涉人民自由意志的情況產生不滿，他努力地加強政策績效，在第一任期內制約成員的自主權，第二任期加強制約民主治理，而這些策略與措施搭配上強勢的經濟發展（MC1），當然總統大選與議會權力黨（Party of Power, партиявласти）的勝利也增強了聯邦中央的政權正當性（Söderlund, 2005:521-522）。因此，民主的邊際成本大於邊際效益（MR<MC），政府的中央集權政策實施無礙
5. 在T3 階段，2008 年對於俄羅斯聯邦政治而言，也是具有決 定性影響的一年，俄羅斯於 2008 年 3 月 2 日舉行總統大選，強勢總 統普金結束了八年的執政，取而代之的是提名支持梅德維傑夫擔任 總統候選人，並於總統大選後轉任總理。而普金在 2008 年 5 月就任 總理的前夕，也同意擔任俄羅斯國會大黨統一俄羅斯黨的黨主席， 這也是俄羅斯國會首次出現有執政權力的政黨
   綜觀 2008 年至 今的俄羅斯經濟，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全球需求不景氣、日用 品價格下跌、以及信貸緊縮威脅企業生存等，因此，MC1 開始呈現平緩走勢，代表著聯邦中央 對聯邦主體的強勢作為開始會出現些許鬆動。
   但是，隨著原物料能源價格的升高，俄羅斯對原物料礦產能源 出口的依賴不斷增加，俄羅斯聯邦中央愈來愈希望能徹底掌控原物 料、礦產和能源利益，以提高聯邦中央的支配權力。
   由此可以預見，俄羅 斯統治菁英的中央再度集權政策在未來仍將可能持續（MC>MR）
3. 檢驗俄羅斯民主抉擇之社會反應
   1998-2010 年的長期發展趨勢來看，儘管偏好 秩序比例始終高於偏好民主比例，但，自 2000 年以來，可以看出俄 羅斯人對秩序的偏好明顯降低，而對民主的偏好逐漸增加，且，2010年是俄羅斯人歷年來相對對秩序偏好最低，而對民主偏好最高的一 年。但，如果認定關於人民對秩序偏好下降與民主偏好上升，就認 定俄羅斯人民抉擇未來走向會偏好民主，此又過於武斷。作者認為 這樣的起伏與國內的政經環境變化有高度相關，2000 年普金從代理 總統正式經由總統大選成為總統，在其執政期間，俄羅斯的政治經 濟趨於秩序與穩定，隨著人民安定生活的需求被漸漸滿足後，人民 對於秩序的偏好降低，此為理所當然之現象
   而於 2008 年梅德維傑夫執政後，為了增加個人權 勢空間，增加個人聲望與普金相抗衡，再加上 2008 年底的金融風暴 襲擊全球，為了能穩固政權的正當性，對於人民、政黨和聯邦主體 都稍微地放鬆國家控制，故，又增加了人民對民主的偏好。
5. 結論
1. 普金的威權政治系統的動機是統 治菁英的鞏固權力需求，而其增強的推手則是極度依賴俄羅斯因原 物料價格而突然暴漲的財富，也就是原物料資源的開採與出口所帶 來的資金流入，而此財富壓抑了民眾負面的聲音，並帶給普金個人 正面的擁戴，但這樣的維繫力量也相對是脆弱的
2. 俄羅斯的市民社會基礎薄弱，公民與國家之間一直存 在緊張的局勢，這樣的情況表現出公民彷彿不是國家的一部分。史 奈德（Ben Ross Schneider）甚至認為在俄羅斯，行政效率和人民利 益相關的問題是不會列入考量的
3. 兩個能擊潰這個系統的因素
1. 俄國賴以 維生的原物料價格暴跌和預算收入的減少。俄羅斯的經濟正處於一 個尷尬的處境，油價的攀升讓俄羅斯的資金與相關資源再次流向石 油部門，停滯了產業結構的改革，而石油部門的再度由政府所控制， 又降低了營運的效率，俄羅斯「荷蘭病」的病根因這次的油價飆升， 又一度深植在整個經濟體內
   貧富差距會急劇拉大，龐大的社會 福利支出會反噬政府的油品能源的收入，支持俄羅斯權力菁英威權 政治系統的主要支柱崩潰，而牽動整體系統的革新與換血
2. 官方層級結構的全面解體
   權力菁英的政權鞏固來自於秩序和穩定性的宣傳， 而觀察這些秩序的來源來自安全支出上的急遽增加、民主原則的捨 棄、公民自由的削減等
   普金和其統治菁英透過層級和控制法則的改 變來確保自身的安全力量和財富，這些官僚層級更要把握對國家資源或能源有關的「財務管理」能力，而這樣的層級維繫力量是薄弱 且極其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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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普丁的權力結構，以及討論民主轉向中央集權道路的利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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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基本的俄羅斯政經體系一個易懂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