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場幾乎被遺忘的論爭 ──「新權威主義」之爭述評〉盧毅

1. 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產生背景與理論淵源
   1980年代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改革主要是圍繞著經濟上的分權與擴大 企業經營自主權展開的，但從一開始就涉及到調整政企關係、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因此必 須進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黨和國家領導體 制的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
1. 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興起，還有著深刻的外在背景。
   一是蘇聯東歐改革的壓力，特別是戈巴契夫（Gorbachev）強力推進的新思維改革，給中國思想界以極大的刺激，強化了其中一部分 人的新權威主義心態。
   二是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在當時備受關注，成為一些人心目中的改 革樣板。而幾乎無一例外，四小龍的政治範式都是偏重權威的，這似乎也為新權威主義提供 了充足的實踐依據。
2. 亨廷頓（Huntington）－《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對不發達國家的政治發展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通過分 析資本主義國家早期和發展中國家近幾十年來的歷史，指出二點帶有規律性的現象：第一， 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化開始之初，都經歷過由新貴族與新興資產 階級聯合或單獨實行專制的階段，這種專制促進了自由經濟的發展；第二，幾十年來，一些 不發達國家由於過早模仿西方的現代民主，造成社會動盪、戰亂頻仍、腐敗現象嚴重，反而 延緩了現代化的進程。所以，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 合法的公共秩序。」當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人民政治參與程度卻很高時，就容易出 現政治不穩定，為了保持政治穩定，必須集權于精英，而限制政治參與，以便通過專制實現 經濟現代化。亨廷頓甚至還提出一句名言：「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 無秩序。」
2. 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1. 上海學者蕭功秦在北戴河舉行的知識份子問題學術討論會上首次提出了「新權威主 義」這一概念。他將新權威主義歸於過渡性權威主義的一種，認為它是有別於開明專制的非 西方外源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政治模式選擇。具體的說，「新權威主義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其早期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形態。」選擇這種政 治形態，是這些國家在現代化初始階段面臨的發展經濟、健全法制、整合社會、維持社會穩 定等諸多因素決定的。所以，儘管新權威存在著一定的禍害，然而卻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 「必要的禍害」
2. 時任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的吳稼祥也在〈新權威主義述評〉、〈再談 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研究提綱〉等一系列文章中，系統闡述了對新權威主義的認 識，提倡以新權威主義推進穩健民主。他認為新權威主義與傳統集權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 「它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中的障 礙，以保障個人自由。剝奪還是保障個人自由，是新舊權威主義的分水嶺。」在論證新權威 主義的必要性時，吳稼祥首先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他認為任何國家的政治體制走向現代都 必須經歷新權威主義，國際經驗中沒有任何國家提供過首先建立現代化議會民主政體可以反 過來更快地推進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的成功例證。相反地，我們從中國近代史看到，先於市場 化到來的政治多元化往往導致分裂混亂、幫會政治或軍閥割據。由此可見，新權威是避免彎 路，迅速通過市場化開往民主化的特別快車
3. 論爭的發生與發展
1. 榮劍在文章中對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可行性提出懷疑，進而加以了否定。他指出，在目前改 革陷入極大困境時宣揚「新權威主義」，從學術動機上估價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如果把這種 主張立即付諸政治實踐，則有可能促成改革的全面退卻。他還進一步強調，集權政治和自由 經濟協調關係的存在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即「政治和經濟的二元 化」，而這種情況在中國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2. 于浩成在〈中 國需要新權威主義嗎？〉一文中指出，以亞洲四小龍為例來論證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可行 性，這根本是牽強附會的。因為亞洲四小龍都是自由經濟，而且是外向型經濟，受國際市場 的強烈制約，其本國或地區政府對經濟的管制作用微乎其微。這同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主要是 產品經濟，經濟受政治的嚴密和強烈控制的情況怎麼能夠相提並論呢
3. 岳麟章、鄭永年更是深刻分析說：「從長遠一些看，新權威主義所規劃 的現代化道路，很可能是一條暴力的現代化道路。……一旦新權威佔了絕對統治地位，那麼 它便成為一種既得利益者，即使這種既得利益養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它推動了經濟現代化， 扶持了中產階級，具備了實現民主政治的一些條件，但誰也無法保證既得利益者能把巨大的 權力交給人民，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如果真是那樣，就很有可能導致一場暴力革命
4. 論爭後的反思 
1. 新權威主義者對改革發展前景的預測也不乏真知灼見。
   張炳九很早就提出當務之急是 使社會生活二重化，即「經濟上，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體制轉換，建立以明確產權 為基礎，以組織良好的市場為條件的商品經濟；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經濟的全能型政府 向間接服務於經濟的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轉換，建立集權式的政治體制。……這種政府不再直 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其主要任務乃是為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物品，從事宏觀經濟調 控、建設社會先行資本等等。」26近十幾年來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相關管理體制的改革， 都印證了他的這一判斷。
2. 新權威主義在理論上仍然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
1. 新權威主義 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會帶來市民社會的形成和壯大，但並未意識到市民社會亦需要不斷培 養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隨著經濟發展而自發形成，因此國家應通過政策性引導，積極培育市 民社會這一現代政治的監督力量。而新權威主義者一般都未涉及這一點。
2. 權威主義 原本淵源於亨廷頓學說，但亨廷頓後來又修正了其觀點，認為「許多權威主義政權下的經濟 發展是很可悲的。僅有很小部分的權威主義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成功。所以，採納權威 主義制度並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成功。在拉丁美洲，許多權威主義政權推行了災難性的經濟 政策；在非洲，幾乎所有的權威主義國家實際上發生了經濟倒退；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權威 主義政權也混得不好。所以，無論是權威主義或民主政治制度，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都需 要一套特殊條件。」這對新權威主義的理論建構來說，不啻是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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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主義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感覺挺有趣的
但顯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或許要把兩者再細分來看會比較清楚
新權威主義在今天的中國，是滑入了舊權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