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亞區域主義中的中美互動趨勢〉巴殿君、梁秋實

1. 前言
   本文針對東亞地區格局的演變、美國的排他性、競爭性與包容性東亞 區域主義，考察中美在東亞地區格局中的採取不同的區域主義戰略
1. 學術界對「區域主義」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 區域主義的參與主體——國家行為體
   從參與行為體的數量來看，區 域主義可以被定義為至少兩個位於特定地理區域的國家達成協議或進行 協調活動的過程。根據參與共同活動的國家數量，可以定義為區域雙邊主 義（當兩個國家合作時），以及在參與者數量較多的情況下，區域多邊主 義
2. 區域主義的運行方式——以多 邊合作為基礎的機制化運行
   譬如，登特（C. M. Dent）認為，區域主義 是指「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和其他種類的聯繫方面，致力於在特定 國際區域內加強一致性的結構、過程和安排」
3. 區域主義的主要目 標——互利共贏
   通常，區域主義大多是從經濟角度來定義，被定義為對 國際分工勞動和生產的政治反應或作為政治結構，被視為將經濟國際化與
2. 排他性區域主義更多聚焦于軍事安全，將制衡目標 國排除在既有區域合作機制之外的安排。通過排他性雙邊或多邊軍事同盟 手段，孤立、排斥與遏制目標國，從而維護與獲取權力
3. 包容性區域主義 是指將制衡目標國納入既有區域合作機制的安排，側重經濟協作，將域內 不同制度的國家納入到區域合作框架中
4. 競爭性區域主義，是指以制度制衡為主要特徵的區域主義理念以及由此構建的區域主義機制，集中於權力 制衡、觀念競爭與制度抗衡等方面，用規範、機制與制度約束各國的行 為，使區域秩序向自己有利一方轉型
2. 東亞多元區域主義的發展及特徵
1. 現今-「區 域主義 2.0」
   其特徵表現為：這一階段區域主義具有較強的地緣上競爭 的烙印，競爭的主要行為體從過去的東盟主導，逐步轉變為美、中、日地 區大國為中心；競爭的空間由東南亞、東亞向亞太、印太區域全面擴展； 競爭的內容由以往的非傳統安全經濟問題向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秩序方 面轉變。同時，「以美國為首的雙邊聯盟和小多邊合作等其他形式的安全 性群組織共存、競爭和互動，共同塑造著亞太的區域秩序」。「新的區 域主義」許多方面表現出競爭性區域主義特徵。如美國維護霸權、制衡中 國的企圖明顯，也表現出中國反制衡美國的努力，同時，也包含了地區強 國積極參與區域秩序建設，尋求擴大地區影響力的意願
3. 美國的東亞區域主義政策
1. 美國作為域外霸權國家，其東亞區域主義立場一直是「硬雙邊安全關 係和軟多邊經濟關係」。其東亞區域主義政策主要圍繞三個方向展開
1. 排他性的雙邊軍事同盟關係，利用美日、美韓、美澳等雙邊軍事機 制，通過「軸輻戰略」介入東亞區域安全事務
2. 通過日本主導的「亞 洲開發銀行」，或者鼓勵美國盟友在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亞 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論壇、東盟+3 和東亞峰會等組織積極發揮作用，為 美國左右東亞經濟事務達到區域擴散的作用
3. 美國通過直接建立 更大機構，如此前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印太戰略機制，將東亞涵蓋其中，制衡中國的崛起，內化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同時可以 達到對區域貿易組織及其夥伴施加影響，對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起到客觀 限制的作用
4. 中國的東亞區域主義倡議
   在此背景下，中 國在反制衡方面也彰顯了自己的存在，如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 帶一路」、「亞投行」與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全面建設
1. 中國 提出了構建 「東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其主張表現出中國對東亞區域 主義機制構建的基本立場，主要表現為：
1. 東亞區域主義的機制構建，必須堅持平等相待、互商互諒，將 所有東亞地區的國家包含在內
2. 東亞區域主義的機制構建，必須基於區域現實主義理念，堅持 開放、包容互惠，拒絕域外勢力的蓄意干涉，但又不排斥與其他區域國家 之間的友好合作與交流。
3. 東亞區域主義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區域主義理論，必須 堅持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理論機制構建。實際上，東亞一體化的推進是 東亞地區國家自主意識逐漸增強的過程
4. 東亞區域主義的機制構建，必須堅持安全與經濟並重，重視區 域多邊安全機制的構建，區域內安全合作與經濟合作並行不悖
5. 推動包容性區域主義與競爭性區域主義的廣泛融合。包容性區 域主義和競爭性性區域主義增多，落實效果優於排他性區域主義。包容性 區域主義具有開放和包容的顯著特性，而競爭性區域主義也是出於國家安 全與發展繁榮的現實考量，有意識地參與並促進各個領域區域合作機制的 構建與完善
6. 宣導東亞多元區域主義的對話協商機制構建
5. 結論

〈從蔡英文連任到拜登上台前的美中台互動〉范世平

1. 前言
2. 蔡英文高票當選而中國強硬回應
1. 開票當天晚上中國態度猶如天壤之別
2. 「中評社」提出兩岸恢復談判的提議 
3. 「中時」社論敦促兩岸復談
4. 許信良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完全沒有市場
5. 中國官方對選舉結果反映強烈
3. 「新冠肺炎」在中國爆發造成兩岸高度對立
1. 兩岸因為撤僑方式歧異引發衝突
1. 中國對於台灣撤僑態度的丕變
2. 中國堅持不讓我方派出飛機
3. 第一批撤僑成功完成但第二批生變
4. 中國國台辦直接點名陳時中
5. 中國在世衛組織積極打壓台灣
2. 美中「疫苗戰爭」開打而台灣難以置身事外
1. 美國尋求與台灣進行防疫與疫苗合作
2. 中國指出台美合作研疫苗是「以疫謀毒」
3. 疫情間的「仇台」言論只是讓台灣人更厭惡中國
4. 江啟臣當選國民黨主席但中國未給賀電
1. 中國要求國民黨不可放棄「九二共識」
2. 習近平對江啟臣頤指氣使
5. 中國高度關注蔡英文就職演說而蔡保持克制
1. 金燦榮拿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作為威脅
1. 中國關心的是台美關係迅速發展
2. 美中台三邊關係出現重大變化
2. 蔡英文保持相當的克制
1. 並未推動「中華職棒」正名
2. 撤回蔡易餘立委的提案
6. 川普政府末期與中國幾乎撕破臉
1. 班農的「四騎士」說法並非無的放矢
1. 「打中四騎士」動作頻頻
2. 關閉領事館揭開「解共」序幕
3. 「討共檄文」象徵美對中態度上「根本性」的轉變
2. 美中「情報戰」正式開打
3. 蓬佩奧發言凸顯美國對於台灣立場的清晰化
1. 蓬佩奧說出了大實話
2. 蓬佩奧的說法來自雷根的「六項保證」
3. 蓬佩奧所談的「長期立場」就是「台灣地位未定論」
4. 美國閣員紛紛訪台讓中國跳腳
7. 結論
1. 坎貝爾甚為重要且與蔡英文關係匪淺
2. 拜登的對中與對台政策不會有太多改變
3. 蕭美琴出席拜登就職典禮凸顯台美關係不受影響

〈近期美國對中科技政策的形成、轉變 及其主要可能影響研析：以半導體產業為例〉葉長城

1. 前言
   本文為探究近期美國對中科技政策的形成、轉變及其主要可能影響， 也特別以半導體產業為例進行研析
2. 全球半導體科技產業之發展概況及美國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之地位與挑戰
   根據2021 年6 月美國商務部 依據拜登總統「第14017 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4017）針對「半導體製造與先進封裝」（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nd advanced packing）產業進行的 供應鏈評估報告顯示，美國半導體與先進封裝產業供應鏈主要存在的風險與挑戰 包括：
1. 半導體設計：主要風險在需要高研發與資本支出、欠缺半導體技術勞工、 設計後的晶圓製造仰賴東亞地區等
2. 晶圓製造：主要風險包括美國本土欠缺最先進之晶圓製造技術、非先進 製程之記憶體與邏輯晶片製造過度依賴海外（主要集中在台灣、韓國與中國）生 產；過度依賴中國市場銷售；中國企圖爭奪半導體市場領導地位；欠缺大專程度 以上年輕技術勞動力進入產業；興建先進製造晶圓廠需鉅額投資等
3. 半導體組裝、測試與封裝：主要風險在過度依賴東南亞、台灣與中國提 供組裝、測試與封裝產能
4. 先進封裝：美國主要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包括：中 國積極投入先進封裝技術威脅美國未來地位；美國欠缺發展先進封裝所需之材料 製造產能（特別是印刷電路板生產基地多位於中國）；美國需要除國防需求外更 大市場需求規模來支撐本土先進封裝技術的發展所需
5. 材料：在半導體產業所需材料供應上，美國主要面臨風險及挑戰包括美 國在許多半導體原物料、化學品與氣體等仍需依賴進口或海外複雜供應鏈供應， 其中包括對中國稀土與關鍵原材料進口的依賴、對日本在矽晶圓、光罩與光阻劑 上的依賴以及外包製造供應仰賴台灣與韓國等
6. 半導體製造設備：美國雖然在半導體製造設備的生產上居領導地位，但 仍面臨下列風險與挑戰包括依賴海外銷售需求，特別是中國對半導體製造設備的 需求；中國對半導體製造設備的補貼扭曲市場等。
3. 美國歐巴馬政府與川普政府時期對中之半導體政策分 析
1. 歐巴馬政府時期
1. 產業政策與貿易利益
   美國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因為甫經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在需要中國合作因應的情況下，在貿易上並無法採 取過於強硬的立場，而有關如何強化半導體產業利益的政策強度，也遲至 歐巴馬政府執政後期才見到較為具體的行動
2. 科技管制、供應鏈安全與未來科技主導權
   為因應美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與主導地位可能受到來自中國扶 植半導體政策的威脅，2016 年 10 月，歐巴馬政府決定於「白宮總統科技 顧問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成立針對半導體產業的高級別工作小組，並在 2017 年由「白宮 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提出一份評估美國半導體產業面臨之挑 戰及其對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影響的報告。
   該報告建議美國政府、產業界與學術界未來應密切合作，致力推動三大策略因應，包括：（一）在未來十年 內應協助推動美國半導體產業變革性創新：（二）反制中國產業政策；以 及（三）改善美國半導體生產商的商業環境
2. 川普政府時期
1. 貿易利益
1. 美國川普政府於 2017 年依據美國《1974 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 301 條款，發起了針對中國對美貿易產業的調查（含半導體產業）， 並在 2017 年 8 月公布「301 調查報告」的結果
2. 2018 年 3 月，川普總統依據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的「301 調查 報告」結果，簽署「中國經濟侵略總統備忘錄」（Presidential Memorandum Targeting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先後宣布對價值約 500 億美元來自 中國的進口商品（包括針對中方產業政策強調之「中國製造 2025」相關產 品），課徵 25%的關稅
2. 科技管制
1. 2018 年 8 月，美國國會進一步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其中的第 1758 條，授權商務部可以國家安 全為由建立對美國新興與基礎技術出口、再出口或移轉之認定與管制程 序
2. 同時期通過的「2018 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與現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FIRRMA）則廣泛規範所 有外國投資人，授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可加強審查對美國國 家安全具有影響的外國投資，包括擴大投資案件的審查範圍、新增申報程 序與審查涉及關鍵技術投資案等
3. 產業政策、供應鏈安全與未來科技主導權
1. 川普政府另外推動通過《為半導體生產建立有 效激勵措施法案》（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CHIPS) for America Act）（此後簡稱《晶片法案(CHIPS)》）以及《美國 晶圓代工法案》（American Foundries Act of 2020）兩法案，希望藉此支持 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確保其供應鏈安全及在半導體科技上的主導權
4. 美國拜登政府對中之半導體政策的形成、轉變及其可 能主要影響分析
1. 美國拜登政府對中之半導體政策的形成與轉變
1. 產業政策與貿易利益
   拜登政府迄今在貿易上，仍舊維持川普政府時期對中貿易 的一些限制措施與關稅課徵，但卻特別著重以科技領域為主軸，針對中國 進行關鍵領域的精準打擊，透過釐清及確定與美國國家安全直接相關的特 定技術與領域（即所謂小院），建立適當的戰略邊界（即所謂高牆）
1. 參議院通過推動的為《2021 年美國創新暨 競爭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該法案主要目 標係在提振美國科技研發核心能量，以因應來自中國的挑戰，法案規劃未 來 5 年美國將投入約 2,500 億美元的經費投入科學研究。該法案共分六大 部分，包括：《晶片製造法與 5G 等無線技術應用》（CHIPS Act and ORAN 5G Emergency Appropriations）、《無盡邊疆法》（Endless Frontier Act）、 《2021 戰略競爭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國土安全與 政府事務委員會相關條款》（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Affairs Committee Provisions）、《2021 回應中國挑戰法》（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ct of 2021）以及其他（如：教育與醫學研究競爭力與安全、司 法委員會）等
2. 科技管制
   2021 年 6 月初，拜登總統又簽署命令修改 川普政府時期對中國企業的投資禁令，列出 59 家與中國軍方有關或屬於 監控產業類的中國企業，而華為及中國三大電信公司中國聯通、中國移動 和中國電信亦名列其中，該禁令於 2021 年 8 月生效，規定生效後一年內 美國投資人須全數撤出投資。
3. 供應鏈安全
   拜登政府在 2021 年 2 月即簽署名為「美國供應鏈」（America’s Supply Chains）的「第 14017 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4017），該 項 命 令 首 先 要 求 聯 邦 機 構 立 即 針 對 原 料 藥 （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PI）、國防與高科技及其他產品的重要關鍵礦物（稀土）、 半導體與先進封裝、電動車大容量電池四大關鍵領域進行為期 100 天的審 查。另針對包括國防工業、公共衛生和生物性預備工業（biological preparedness industrial base）、資通訊技術、能源、交通運輸以及農產品和 糧食生產六大關鍵領域之供應鏈進行為期一年的審查
4. 未來科技主導權
2. 美國拜登政府對中之半導體科技政策對美國與全球半導體產業 的主要可能影響
1. 機會面
1. 新興科技需求均將持續推動美中兩大半導體消費市 場的發展，而在美中科技對抗衍生各自之「去中化」與「去美化」半導體 產業供應商機中，美中雙方勢必有其各自屬意的半導體業者與供應鏈廠 商，可能因此得以獲得新的發展機會
2. 美國政府近期推動之各項對半導體產業的支持政策，已使台積電、 三星、英特爾與格羅芳德（GlobalFoundries）等國際主要半導體業者先後 宣布將赴美國投資設立半導體晶圓廠，有助於支持美國半導體當地供應鏈 之發展及創造美國當地就業機會
3. 拜登政府在科技抗中的政策路線中，特別強調「多邊結盟」，而美 國透過半導體產業合作議題，將可加大與其盟友或思維相近的國家或業者 進行策略合作，一方面協調解決國際間晶片供應短缺問題，另方面藉此提 升美國半導體業者的國際競爭力，以強化美國在半導體科技上的領導地 位。
4. 美國因科技抗中策略，重新盤點與評估美國關鍵產業部門之供應 鏈，協助其半導體業者與半導體終端使用者確認各類半導體關鍵材料的唯 一或主要來源，藉此思考供應商多元化、分散供應廠商地緣分布風險以及 如何建立供應鏈風險調適能力的示範指引，將有助於美國強化其半導體供 應鏈的韌性。 
2. 挑戰面
1. 全球半導體產業過去 30 年來依據經濟上比較優勢建立的全球生產 分工體系，可能因為美中科技競爭與對抗加劇，而必須面臨調整或重組的 衝擊。
2. 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顧問公司（BCG）與美國半導體協會（SIA） 於 2021 年 4 月公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在全球主要區域欲滿足目前各自之 半導體消費需求，且追求實現完全自給自足供應的極端情境下，全球半導 體產業將需為此再投入至少一兆美元的先期資本投資。由於，額外增加的 鉅額資本支出可能導致半導體成本價格上漲 35%至 65%，最終也會導致必 須仰賴半導體產品供應進行製造的電子設備成本上升，而這也將使得全球 電子終端設備使用者的消費成本提高，並為全球未來經濟成長帶來不利的 變數。
3. 在美中科技競爭持續加劇的情況下，可能導致美國半導體業者與外 國必須依賴美國半導體消費市場的業者，因需於美中之間進行抉擇，而面 臨可能損失在中國半導體消費市場商機的風險。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營收將 可能因此下滑，並減損半導體業者須維持全球性之半導體消費市場規模， 以支應龐大研發創新支出的能力，而這也將對半導體與其他相關產業的創 新帶來不利的影響。
4. 中國可能因為美國科技抗中力度的提高，升高反制措施與行動，為 國外半導體業者帶來衝擊，包括對美國仰賴自中國進口之稀有關鍵材料進 行出口管制，例如銻、砷、鉍、鎵、鍺等半導體重要生產材料。另亦可擴 大推動「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將外國企業列入名單並進行制裁，同時 也可開始管制中國處理國內大數據且可能掌握更多消費者個資的中國高 科技公司赴美國上市
5. 結論

〈全球治理中的日本、中國與東亞國際關係〉俞敏浩

1. 前言
   本論文的目的是，通過考察新興大國日本（1970 年代以後，2000 年 代以後則是守成大國）和中國（2000 年代以後）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分 析兩國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和動機，並在此基礎上簡要探討中日兩國的全 球治理外交對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1. 本論文採用歷史過程分析方法，即 對於日本要追溯到 1970 年代，對於中國則主要從 2000 年代開始，就兩國 參加全球治理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
2. 本論文採用動態比較分析方 法，即對日本和中國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進行比較
3. 比較東 亞區域治理在日本和中國全球治理外交中的地位，探討兩國在區域治理問 題上的不同的立場對兩國關係以及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2. 全球治理與日本外交
1. 1970 年代
   對於日本外交來說，1970 年代是「超脫對美自立與否的問題，探求能 夠發揮作用的外交新領域的時期
   1975 年日本以創始成員國的身份加入 七國集團(G7)峰會，極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政府承認，加入 G7 意味著日本已成為高度發達的民主主義國家，而發達民主國家擁有共 同的理念和體制，肩負著為世界穩定和發展起主導作用的責任
2. 1980 年代
   198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側重於經濟與開發援助領域的同時，也 開始嘗試在和平問題上有所作爲。1988 年 5 月，竹下登首相發表《國際合 作構想》，將「和平合作」與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並列爲日本的主要外交 任務。
   進入 80 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上述外交方針，除了來自以美國為主的國 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外，主張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的國內輿論日益升溫也有 關係
3. 1990 年代
   199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 主要關注領域從過去的經濟貿易、對外援助向聯合國維和行 動、裁軍（常規武器、對人地雷問題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防擴散（核 武器、化學武器等）、環境保護、人口與糧食、氣候變化等問題擴展
2. 日本政府開始積極爭取提高在各種全球性治理機制中的地 位。
3. 這一時期，日本試圖根據自身發展經驗主動地改善原有的治理 機制，改變一味被動應付外部壓力的局面。這一點在開發援助領域尤爲出。
4. 1990 年代末以後
   1990 年代末日 本政府找到了在全球治理上打上日本烙印的新途徑，即「人類安全」。把 「人類安全」概念首次提上議程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 1994 年發表的 《人類發展報告》。「人類安全」理念出台不久，日本一部分政界人士就發 現了利用此概念開拓日本外交新局面的可能性。如 1995 年 2 月，村山富 市首相在國會中表明積極推進人類安全的想法。但是日本政府真正從戰 略的角度推進人類安全外交是 1998 年以後
   
   與「人類安全」，「官民合作」密切相關，但更加突出戰略性的則是「價 值觀外交」。小泉純一郎首相以來日本外交中標榜「普世價值」的場面逐 漸增多，第一次安倍晉三內閣時期更是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戰 略。此後，隨著頻繁的政權更叠，價值觀外交在日本外交話語體系中的比 重也時強時弱，但基本上持續到現在。日本外交熱衷於標榜價值觀，首先 是因爲 1990 年代以來「普世價值規範」的內化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當然 更爲重要的動機還是，針對快速崛起的中國，重構日本的國家身份，並強 化日美同盟、爭奪地區主導權
3. 全球治理與中國外交
1.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和諧世界」
1. 國際政治新秩序
   何爲「國際政治新秩序」？1990 年 9 月 28 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 在聯合國大會對此做了如下說明。第一，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 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第二，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 守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第三，國家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和 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第四，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 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第五，各國不論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
   可見，其核心思想無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據李 鵬總理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核心原則是「不幹涉內政」，因此「不 幹涉內政」是「國際政治新秩序」之核心規範
2. 和諧世界
   據胡錦濤主席在 2005 年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 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 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方能共同構建一個 和諧世界。可見，相比「國際新秩序」，「和諧世界」是一個更加突出「多 樣性」規範的世界秩序概念。「和諧世界」只停留在抽象的秩序理念上
2. 全球治理成爲中國外交新理念
1. 「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首次在中國官方的正式文件裏出現是在 2008 年。2008 年 3 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指出，「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 的妥善解決，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權益」
3. 中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戰略
   国际主流學說主張全球治理應以市場、人權、民主程序、公 正、透明原則、問責制等自由主義價值觀為基礎，而中國政府則主張「公 平」、「公正」、「合理」、「包容」才是全球治理應追求的首要價值。76其中，「公 正」更是在中國全球治理話語體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4. 中日兩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比較
1. 日本和中國都是在先後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表現出參加全球治 理的意願，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初期階段都是以經濟領域為主。
2. 促使日本和中國積極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具有很高的相似 性。1980 年的日本和 2010 年代的中國，都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87且經 濟利益的快速全球化爲開展全球治理外交提供了物質條件
4. 東亞區域治理與中日關係
1. 日本的崛起與中日關係（1970—1990 年代）
   日本開始參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是 1970 年代以創始成員 國的身份加盟七國集團以後。盡管在宏觀政策協調、開發援助等問題上態 度積極，總體來講日本並沒有像典型的世界大國那樣具備全面參與世界事 務的意識，而是把東亞區域視爲發揮自身作用的主要舞台。在七國集團 峰會上，日本努力扮演亞洲代表的角色，力爭向會議反映亞洲各國的關 切。也就是說，對於日本來說區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日本在全 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在區域治理中得到體現
   
   。1990 年代中國社會正經曆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中國政 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維穩，即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的穩定問題成爲壓倒一 切的首要任務。對外政策上，則高舉以「不幹涉內政」原則爲核心規範的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因而很難與日本提倡的「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産 生共鳴。
2. 中國崛起與中日關係（2000 年代以後）
   中國的崛起對上述日本的國家身份以及區域治理戰略形成了挑戰。中 國反對全球治理奉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爲圭臬，主張「公平、公正、包容」的 治理理念，在具體操作上則重視提高新興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 理體系中的地位。無論其治理理念還是實際操作上都反映了濃厚的國家中 心主義思路。在區域治理上，中國正在強化「外線拓展」戰略，即在西 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之外建構由中國等新興國家主導的治理機構。其目 的是一方面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同時通過「以外促內」的 方式促進既有體系的改革。在此戰略下，中國先後主導成立金磚國家開 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對既有的區域治理機制帶來 很大的衝擊。
5. 結論
   本論文發現盡管隔著三十年左右的時差，中 日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無論是 1970 年代以後 的日本，還是 2000 年代以後的中國，都是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開始受到 來自國內外的要求承擔更多責任的壓力。與此同時，對外援助和企業的對 外投資的迅速增加，促進了經濟利益的全球化進程，爲參與全球治理提供 了經濟上的動機和物質基礎。這種內外壓力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力促使新

〈中國海權擴張對印太區域之挑戰： 從權力平衡觀點分析〉黃恩浩、洪銘德

1. 前言 
2. 現實主義典範中的「海上 權力平衡」論述
1. 「 競 爭 型 權 力 平 衡 」vs. 「協作型權力平衡」
2. 海洋權力平衡主觀互證的 運作
3. 中國在印太區域的海洋戰 略與作為
1. 中國的海洋戰略思維
2. 中國海軍的快速現代化
1. 水面艦的大型化與遠洋化
2. 核子與常規潛艦發展並行
3. 將海警納編武警及海上執法一 元化
3.  中國與海上安全合作機制
1. 西太平洋海軍會議
2. 環太平洋軍演
3. 東協區域論壇
4. 貨櫃安全倡議 
4. 中國海權擴張與印太權力 結構調整
1. 中美在印太區域的地緣戰 略競爭
2. 海洋主權爭端與航行自由 原則
1. 印太海上主權爭端的本質
2. 海上航行自由的認定與衝突 
3. 印太軍事競爭與安全主觀 互證的可能性
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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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避險戰略〉陳麒安、吳崇涵

1. 前言
   本文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輔以中國「不結盟」政策背景下 發展出的「夥伴關係」外交特色，說明亞太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政策環境，希 望彌補學界目前在避險研究中「體系層次」分析的缺憾。
2. 理論與背景
1. 避險的定義與測量
   本文在進行相關質化研究時，為了避免出現定義上的模糊，對避險的 定義主要還是回歸採用在國家面對兩大強權的競逐時，將經濟與安全分別投放 在兩個不同強權。意即，經濟上向A強權靠攏，但安全上則依賴B強權
2. 避險的原因與動機
   國際體系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對立，是中小型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主要因 素之一
   冷戰結束以後，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兩大陣營相互對抗的態勢不再，這也 使得部分中小型國家得以基於本國利益而非群體利益的考量，憑藉既有資源、地理位置或靈活外交手段，發揮自身實力以擴展外交空間 
3. 體系層次與意識形態
1. 體系 層次主要討論何種國際結構較適合國家採用避險策略
1. 在單極體系 （unipolar system）中，非強權國家較容易採用避險。因為體系中的霸權具 有極大的權力優勢，遠超過其他大國，當其他大國個別或聯合起來都可能無 法擊敗霸權時，就會避免挑釁制衡霸權，考慮採取偏向扈從或避險的生存戰 略
2. 在雙極體系（bipolar system）下，國家較不容易採用避險。因 為兩大強國會明確地要求其他國家表態支持或加入自己的陣營，次級國家較不 容易維持中立態勢或避險措施。
3. 在多極體系（multipolar system）中，因為權力較為分散，幾個主要國家通常會依照情勢發展，動態制 衡可能破壞體系平衡的崛起大國，國家 決策者可以針對其他大國較為自由地 選擇不同的外交政策或手段，並不見得一定要在兩大強權中選邊或同時交好 。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傾向並不明顯
3. 「夥伴關係」之政治意涵
1. 夥伴關係
   中國所建立的「夥伴關係」固然可以大致 分為戰略層次、地區層次、雙邊層次和友好合作關係等四個層次，構成了中國 外交較為完整的對外關係架構。但對這種「夥伴關係」架構做出不同層次的分 析，並不意味著中國與不同國家間關係的遠近親疏，或是重要與不重要的區 別，而是說明這些夥伴關係在功能上發揮不同的作用
   
   中國「夥伴關係」與傳統 軍事聯盟最大的差別即在於，前者並未預設針對防範的特定目標國家，也並未 以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的差異來劃分敵我不同陣營，因此並未排斥向競爭對手 或對手的盟國發展夥伴關係
2. 戰略夥伴關係
   對於中國來說，「戰略夥伴關係」並 不等同於（準）軍事聯盟關係，因為後者還涉及到廣泛的安全與軍事合作。在 中國的外交政策詞彙中，夥伴關係被視為具有戰略性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 一、該關係具有綜合性，包含了所有層面的雙邊關係（例如：經濟、文化、政 治和安全）；二、兩國同意針對雙邊關係做出長期承諾，雙邊問題將會在此脈 絡下受到評估。重要的是，偶發的緊張情勢並不會使雙方偏離原有合作方向
4. 南韓在美中之間的抉擇
1. 選擇南韓的原因
1. 南韓在1953年成為美國的軍 事盟國，對於在冷戰期間圍堵共產主義擴張，以及嚇阻北韓發動軍事攻擊發 揮了安全上的功能
2. 南韓於1992年8月24日轉向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兩 國經貿關係逐步發展，其後中國分別在2003年超過美國，成為南韓最大的出 口國，在2007年超過日本，成為南韓最大的進口國
3. 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延續「不結盟」的外交立場，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來改善 雙邊或多邊關係交往。中國與南韓則是於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 作夥伴關係」
4. 冷戰結束以後，南韓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仍然具有重要地 位
2. 南韓與中國建交後的外交關係變化大致情況如下：
1. 睦鄰合作關係：在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建立邦交而簽署的聯合 公報
2. 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金大中於1998年11月訪問 中國，根據《中韓聯合公報》指出，雙方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中韓建 交公報的精神，在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基礎上，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 作夥伴關係
3.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盧武鉉於2003年7月初前往中國大陸訪 問。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兩國同意以聯合國憲章原則、中韓建交聯合公報 精神以及業已存在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基礎，建立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4.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5月下旬，南韓總統李明博訪問中國大 陸。雙方高度評價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取得的迅速發展，並一致同意 將「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外交、安 全、經濟、社會、文化、人員交流等各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
5. 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6月下旬，韓國總統朴槿惠訪問中 國大陸。在雙方所發表的《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中指出，應該在互信的基 礎上充實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5. 結論
   對中國來說，在總體實力仍不及美國和其主導的西方民主國家聯盟體系陣 營的情況下，如果貿然放棄既有的「夥伴關係」及長期「不結盟」政策立場， 大張旗鼓採取聯盟戰略，更有可能會因刺激周邊國家而遭到制衡圍堵，或引發 激烈衝突，反倒不利於中國的生存利益，並不是基於理性考量的最佳策略。換 言之，從重視國家生存的本性出發，與鄰近各國保持友好關係，不強迫周邊中 小型國家選邊站，應該是北京政府當前的外交策略主軸。

〈習近平的戰略轉向與臺海局勢的變遷： 2012-2018〉陳世民

1. 前言
2. 習近平對臺灣的衝擊─從「韜光養晦」邁向「有 所作為」
1. 軍事改革
1. 強化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權限，以及 強化習近平對軍隊的領導權
2. 根據「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 種主建」（中央軍事委員會全面管理，戰區主要負責作戰，軍種主要 負責建設）的戰略格局，構建精簡、合理的新指揮命令體系
3. 部分糾正作為解放軍傳統的陸軍中心主義。將作戰指揮體系（軍令） 與領導管理體系（軍政）分離，構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使作戰 指揮職能和建設管理職能相對分離，把聯合作戰指揮的重心放在戰 區，強化聯合作戰體制。通過精簡指揮命令體系，使解放軍能夠以中 央軍事委員會為中心，加強聯合作戰能力和緊急應變能力
3. 兩岸軍力失衡的惡化及美國對臺安全承諾可信度的可能影響
1. 中國對臺之軍事戰略可能已逐漸放棄過去尋求武力登 陸臺灣並加以占領的方式，改而重視脅迫性戰略(coercion)，亦即強調 迫使臺北早日投降而不須登陸的作戰方式。此一戰略成功的關鍵，在 於中國須有足夠的「不對稱作戰」能力，以遲滯美國的干預，使之來 不及在臺北投降前介入臺海衝突。
   此一可能戰略有兩個面向，一是針對臺灣，一是針對美國。就對 臺方面，中國可能在戰事開打階段，以先發制人、奇襲、欺敵和震攝 效果，迫使臺灣盡早放棄抵抗。另一重要面向，乃 在如何遲滯美國的干預，使美國來不及在臺北投降之前介入臺海衝 突。北京可能會就對臺使用武力一事發起宣傳攻勢，並製造出一種國 際氣氛，以求將之視為是國內內政事務的衝突事件，來阻止國際的中介或干涉。倘若仍無法阻止美國的干預，則中國可能採取「不對稱戰 略」，以反制美軍的科技優勢及遲滯美國的干預，尤其是擊敗美國的 航空母艦。
4. 北韓核危機之發展對臺灣安全環境的衝擊
1. 北韓完全棄核與「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可能出現
   北韓核武擴散危機能否順利化解，對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及 戰略均勢，均將造成重大衝擊。尤其是六方會談一旦成功，臺灣在北 京反對下可能難以加入，可能出現一個臺灣難以參加的東北亞多邊安 全機制。可能使我國之安全利益在此機制中被其他大國左右，而被邊 緣化。面對此一目前仍快速變化中的東亞安全局勢，臺灣應妥善因 應，以避免安全利益被邊緣化
2. 北韓棄核失敗與朝鮮半島局勢的再次緊張
3. 默許北韓擁核下的東亞新局─東北亞核武擴散與臺灣 
5. 日本邁向「國家正常化」對東亞及臺海的衝擊
1. 2003年6月6日
   北韓核危機開始之後半年，日本參議院於2003年6月6日通過「有 事三法案」：《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 《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
2. 2004 年 11 月
   執政黨自民黨提出《憲法 修正草案》，除了留下現行憲法第九條中的第一項「放棄戰爭」， 「保持行使個別自衛權、集團自衛權所需的最低限度軍事力量」之 外，主張全面修憲其他內容，並表示要設置「自衛軍」，也主張自衛 隊可以參加包括行使武力的「國際貢獻」活動。
3. 2007 年
   日本進一步將 「防衛廳」更改為一級部級單位「防衛省」。 
4. 2014年4月1日
   日本內閣通過新的武器出口原則， 即「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這是自 1967 年以來日本首次全面重修 禁止武器及相關技術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希望通過放寬武器 出口，來強化與盟國的安保合作關係，並促進國內軍工業發展
5. 2015 年 4 月
   美日宣 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寫入了「任何情況下兩國都將合作」的內容，擴大了日 本軍事力量的覆蓋範圍，一旦第三國發動攻擊，日本自衛隊可以在全 球範圍同美軍合作。新指針並擴大日本自衛隊在導彈防禦體系、海上 掃雷和艦船檢查中的作用。該方針也首次表明兩國的「島嶼防禦」合 作方案。如果中國攻擊或占領了釣魚臺，日本展開進攻或奪回作戰 時，美國將為日本提供援助，甚至可以與日本一起加入戰鬥。並在一些諸如網絡安全和太空等新領域都給予了日本新的角色 
6.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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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周遭的三大變化，中日北韓的動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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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結構失衡對中國國有企業債務飆漲之影響〉曹海濤、陳念東

1. 前言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藉由闡釋宏觀結構、制度安排與企業負債之 間的聯結，發掘導致中國大陸近年企業債務飆漲的機制。本研究指 出，中國大陸高儲蓄低消費的宏觀經濟結構，產生源源不絕的儲蓄， 這些儲蓄最終表現為投資和經常帳餘額 (balance of current account) 不斷增加。當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使中國大陸出口大幅下滑後，投資 須大幅增加以吸收持續增加之儲蓄，在政府大規模財政刺激計畫共同 作用下，可貸資金數量不斷攀升。同時，中國大陸的企業融資主要依 賴銀行信貸這單一管道，而金融體制的發展又滯後於經濟轉型和產業 升級進程，在政府隱性擔保和企業軟預算約束的傳統制度安排下，大 部分銀行信貸資金最終流入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以及與地 方政府關係密切的房地產公司等，從而造成企業債務激增
2. 文獻回顧
1. 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結構和潛在風險
   有學者認為金融海嘯後大規模信貸膨脹造成了中國大陸企業債務 的飆漲。作者總結了企業債務狀況和信貸指標，指出中國大陸有爆發 重大債務和金融風險的可能；因此，中國政府須制訂全面、積極的解 決方案，縱使改革有損短期經濟成長；政策方案包括高層決策、債務 識別和分類、認列損失和財務重組、負擔分享、企業重組、硬化預算 約束等。在企業債務飆漲的原因上，他們認為是金融海嘯後政府「四 萬億」人民幣財政刺激計畫引起的信貸膨脹，加上國有企業經營無效 率和軟預算約束，導致企業債務迅速攀升。還有學者討論了中國大陸 非金融企業於金融危機後的債務結構和潛在問題（特別是企業償債能 力），指出雖然債務成長因政府努力「去槓桿」及強化監管而有所放 緩，但解決債務高懸問題還需要在企業治理、金融部門、財政體制等 制度面的全面改革
2. 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飆漲的原因
   有文獻透過討論企業債務占 GDP 比率的動態路徑，指出中國大陸 企業債務飆漲原因是資本產出比上升和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防範發生 企業債務危機的重點是提高資本使用率和企業利潤率，降低企業對債 務融資的依賴。
   另有文獻則認為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經濟權力，操 作信貸資源流向國有企業，是企業債務擴張的主要原因，降低企業債 務槓桿的關鍵是限制地方政府的經濟權力。
   不同於現存實證文獻用微觀資料的分析，有學者試圖在宏觀層面 探討中國大陸企業債務的問題。他們的實證分析指出非金融企業債務 與貨幣供給量正向變動，與經濟成長率、融資成本、直接融資比重、 房地產價格、通貨膨脹率等因素負向變動。
   前述文獻重在討論企業債務變化趨勢和特徵、債務問題的嚴重 性、政策解決方案等，對於中國大陸企業債務高漲的深層原因著墨不 多。
3.  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大陸非金融企業債務簡述
1. 非金融部門債務占 GDP 比重
1. 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率由 2008 年的 94%一路攀升至 2019 年的 150%，2016 年第一季一度達到創記錄的 162%。同一時期，其他 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債務率變化是：新興市場國家 37%→46%、美國 72%→71%、歐盟國家 96%→110%、韓國 95%→97%、日本 105%→96%。顯然，中國大陸企業債務的變化，不僅是增速快，且負 債率高。除少許小型經濟體如香港特別行政區、盧森堡的高企業債務 率外，目前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率居全球之最
2. 金 融海嘯後，中國大陸的非金融債務迅速累積，債務率從2008年的139% 上升到 2019 年的 259%，接近已開發國家 274.5%的平均水準（2019 年 第 4 季）。相對照，新興市場國家平均的總債務率僅由 2008 年的 97% 上升到 2019 年的 123%。由於債務激增，中國大陸的債務率在全球主 要經濟體中，僅次於日本、法國、英國，位列第四。 
2. 非金融企業、政府和家戶部門債務占 GDP 之比重
   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率增幅最高，由2006年的105% 攀升到 2019 年的 150%。同期，一般政府部門的債務率由 26%增加到 54%，家庭部門的債務率由 11%上升至 55%。雖然家庭部門債務率增 速也較快，但基本上與同等收入國家的水準相似，且遠低於發達國家 的家庭債務水準。所以，從規模、速度及潛在影響上，非金融企業債 務左右了中國大陸近年的債務變化
   伴隨著債務攀升，中國大陸企業的收益負債比(ratio of liabilities to earnings, RLE)持續上揚，而利息覆蓋率(interest coverage ratio, ICR)不 斷下滑。這種情形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增加，資產品質惡化。 
4.  宏觀經濟和融資結構、政企關係與企業債務飆漲
   
   
   
   
1. 宏觀結構失衡：儲蓄過剩與消費偏低
   宏觀經濟均衡是指經濟體的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均衡的狀態。中 國大陸的經濟失衡屬於結構性失衡，主要因其需求結構中的高儲蓄、 高投資、而消費需求相對不足。這一失衡的宏觀經濟結構，產生源源 不絕的儲蓄，這些儲蓄最終表現為高投資，而儲蓄與投資之間出現的 巨幅差額，對應的是對外失衡，即經常帳餘額的不斷增加
   在資本帳未開放的情況 下，中國大陸的過剩儲蓄主要表現為淨出口的不斷增加，即經常帳餘 額的持久擴張
1. 高儲蓄低消費的宏觀經濟結構產生源源不絕的儲蓄。
   儲蓄轉 化的管道有二：投資和淨出口。當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使中國大陸出 口大幅下滑後，投資須大幅增加才能吸收過剩儲蓄。加上政府為應對經濟下滑而推出的「四萬億」人民幣（以 2008 年匯率約為 5,860 億美 元）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畫，導致可貸資金量劇增。
2. 單一的融資結構和滯後的金融體制
   中國大陸金融體系的主要特徵，就是龐大的國有銀行主導了金融 市場，以及國有銀行在資金配置上缺乏效率。在此體系內，企業融資 管道單一，主要依靠銀行信貸。亦即，債權型融資主導了社會融資。
1. 中國大陸金融體系的最主要結構性矛盾：直接金融 與間接金融之間的結構矛盾。此外，在銀行主導資金配置的間接金融 內部，亦存在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民營中小企業與國有大銀 行支配信貸配置之間的矛盾和產業轉型升級與金融服務之間的矛盾。其中呈現的主要問題，就是民營中小企業與國有企業在貸款獲得上的顯著差別。
2. 國有大銀行為防止企業交易風險，貸款契約會嚴格要求抵 押品和違約清算，而中小企業數量多且分散，缺乏固定資產和抵押 品。所以，大銀行更樂意服務大企業。因為同樣一筆交易，對銀行來 說大企業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更低
3. 新經濟型態下的許多技術型中小企業屬於輕資產、人力資 本密集型企業，缺乏土地或固定資產等抵押物。這一特點與傳統商銀 的嚴格要求抵押品、不容許出錯的穩健保守政策衝突
3. 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關係
   如果說金融 海嘯前中國大陸改革與發展是一種轉型(transition)的話，之後的中國大 陸進入了調整(adaptation)階段。而調整階段的國企改革，被認為是 一種停滯甚至倒退。在此階段，國有商業銀行支配了企業融資，透 過「政府－銀行」和「政府－企業」之間的制度安排，銀行信貸資 金大部分流入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與地方政府有密切關 係的房地產公司等，造成企業債務激增。這種政企關係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方面
1. 政府對企業的隱性擔保
   地方政府把國有土地或地方公用事業注入國有企業以提高 企業的資產實力，企業再利用這些資產向銀行抵押獲得更多貸款。這 種企業以地方投融資平臺公司為主，其負債率近年也不斷增加。例 如，地方投融資平臺債務率由 2014 年的 20%增加到 2016 年的 28%
2. 政府對銀行的干預和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
   地方政府（官員）對銀行的干預主要表現為對地方銀行——城市商 業銀行的干預。各種形式的干預使地方國企獲得更多的中長期貸款， 且銀行信貸多流向產能過剩產業如房地產業、建築業等；而這種貸款 呈現高貸款集中度、關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的特徵。政府的融資優惠 政策和隱性擔保平均提高了國有企業 2-3 個等級的信用評級，以及降低 0.5 個百分點的借貸成本。
   同時，出於政治穩定的考慮，中央或地方政府不僅支援國有企 業，而且支援有策略性或社會性意義的重要大型民營企業。即使這些 企業長期虧損、效率低下，仍能不斷獲得信貸資源。例如許多資不抵 債缺乏競爭力的「僵屍企業」的長期存在，就是依賴國有銀行的不斷 輸血而存續；而大量「僵屍企業」的存續，正是國有企業債務率不斷 攀升重要原因
4. 國有企業債務飆漲
   2008 年第四季全球金融危機暴發後，中共中央旋即推出「四萬 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畫。「四萬億」計畫中的大部分資金（約2.82 萬億）須由地方籌措。為便利地方政府投資，中央放鬆了對地方政府 融資和借貸的約束。不到一年時間，各類地方政府投資平臺由之前的 不足千家暴增到 2009 年的 8,221 家，平均每一個縣至少兩家。中央 對融資和債務管制放鬆的一個主要結果，就是企業信貸膨脹。隨著信 貸飆漲，地方債務亦同步暴增。地方政府債務率（即債務／ GDP）由 2008 年的 10%快速增加為 2009 年的 17.2%
5. 企業債務飆漲與地方政府行為動機 
    流論點認為，是政治動機（根據 GDP 指標進行的升遷競爭）促使地方 政府（官員）積極籌措資金、投資產業、發展地方經濟。根據這一理 論，企業債務飆升就與官員為升遷競爭，在扭曲的體制下積極發展工 業企業而產生的產能過剩有密切關係
   地方政府競相投資結果，就是產能過剩加劇，而市場環境和政策 環境的改變，進一步導致產能過剩部門中的眾多企業債務率攀升和債 務風險增加
   
   根據財政誘因理論，分稅制改革前地方政府投資於加工製造業而 不投資其他產業，是因為在當時的稅制環境下，電視機、冰箱、洗衣 機、香菸、啤酒等商品的「產品稅」(product tax)稅率和實際利潤率最 高。地方政府為追求財政收益，更看重稅 收和利潤的總和結果，那些實際利潤率高且進入門檻低的產業，便成 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投資對象。分稅制改革和中央嚴格規範預算外收入之後，地方政府財政壓力 日增，對增值稅 (value-added tax) 等正規稅源更加依賴。
   進入 21 世紀後，產能過剩產業主要集中在各種製造業，主要 包括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與房地產發展密切相關的鋼鐵、水泥、電 解鋁、平板玻璃等。箇中原因，在於稅制、政策環境與市場條件不 同，為了使稅收最大化，地方政府選擇進入（或干預）的產品和產業 也會不同
6. 結論
   目前中共中央大致從兩方面解決非金融企業債務問題。首先，藉 由「供給側改革」以強力行政措施「去槓桿」，切斷銀行、地方政府 融資平臺和企業之間的資金鏈；雖然行政手段可以降低企業的信貸膨 脹，但「一刀切」的行政禁令，也使許多有效率的企業面臨信貸短缺 困境；其次，中共中央也推出「國企混改」(mixed-ownership reform) 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方向；這一方案希冀引民間資本入國有企業，提升國有企業的營運效率，後續效果如何，值得吾人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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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國企業債務高漲的結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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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日本安倍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超越「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松田康博

1. 前言
   本文首先對中國專家學者的「右傾化論」以及「軍國主義復活 論」觀點進行歸納梳理，並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其次，對日本所面臨的安全環境 變化和政府的相應對策進行闡釋；最後，在此基礎上嘗試對中國國內常見的日本 「右傾化論」及「軍國主義復活論」中的合理以及不合理之處進行解讀
2. 「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的三種類型
   中國國內所指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大致 可分為下文所述的三種類型
1. 「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
   這種情 況下的「左」，代表的是經濟繁榮穩定、主張和平主義，對華態度友好的日本社 會。
   反之，「右」則是因經濟蕭條引發社會動盪，並伴有對外擴張的好戰傾向， 對華採取敵視態度的日本社會
   社會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形勢的變化造成了日本 的軍國主義化；而文化決定論者則傾向於認為，日本未來只能日益走向「右傾 化」和「軍國主義化」方向
2. 「政治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
   持這種觀點的 學者認為，在日本政治中，自民黨右派的政治理念已經占據主流。在此一情況下 的「左」指的是堅持現有的日本憲法，即使修憲也要維持住基本的原則，並認為 堅持對過去的軍國主義和對外侵略殖民的歷史進行深刻反省和謝罪的這一立場非 常重要。
   另一方面，「右」則是主張當前的日本憲法為美軍占領下的「強迫憲 法」，要通過修憲讓自衛隊成為「軍隊」，在憲法中寫明天皇為國家元首，並認 為應當削弱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同時，認為日本在過去戰爭和殖民中並非全然是 惡行，尤其是在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應當由國家出面舉行對戰死者的追悼儀 式。
3. 「安保政策層面的右傾化論」
   這種情況下的「左」所指的 是堅持專守防衛政策，原則上禁止武器出口和武器共同研發，並維持對集體自衛 權的限制。
   「右」則是增強進攻力量，放開武器出口和共同研發，解禁集體自衛 權並強化日美同盟。而更為極端的「右」，則指的是日本應廢除日美同盟，進行 核武裝，尋求國防自主化
3. 如何合理解釋「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
   從三方面來對中國國內常見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進行 反駁
1. 根植於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和維持現狀的意向
   從輿論調查資料可以清晰看出，「社會文化右傾化和軍國 主義化論」幾乎完全沒有說服力。與老一輩們對戰爭記憶猶新不同，如今在戰後 出生的日本人口占據絕大部分。因此，基於自身經歷的反戰主義與和平主義會隨 著時間逐漸弱化，這是一種必然趨勢。但儘管如此，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教育決 定了大多數日本國民並不熱衷戰爭，對擴充軍備也同樣持反對態度
2. 自民黨政權難以「右傾化」和「軍國主義化」的原因
1. 日本修憲的門檻極高
2. 日本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約
3. 首相難以改變歷代內閣繼承的立場
4. 政府內外存在著牽制者和挑戰者
   此外，當前(2019)的自民黨政權是自民黨與公明黨成立的聯合政權。由於聯合政權 要靠對方的合作來贏得選舉，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對自公兩黨不能偏廢任何一 方。公明黨的支持基礎主要是佛教徒，相比自民黨而言，公民黨的安保政策更傾 向於溫和的鴿派，一定程度上牽制了自民黨採取更為激進的鷹派政策。自民黨對 法律和相關政策的變更內容也必須在公明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否則將會難以施 行。
3. 日本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決定了「軍國主義政策」難以推行
1. 財政方面限制極大
   即便修憲獲得通過，日本對外行使武力的法律門 檻下降，但日本自衛隊目前仍然是以防衛為主的裝備體系。日本自衛隊不持有彈 道飛彈、戰略轟炸機、航空母艦和核武器等裝備，明確表示「不做軍事大國」。 如果日本政府欲強化軍國主義政策，就必然要提升自衛隊進攻能力，推行全方位 的軍備擴張，但日本並不具備如此財政實力。日本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的 236% （2018 年），在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中情況最為惡劣
2. 日本經濟的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在韓戰和越南戰爭中實現繁榮成長，有賴於這些戰爭遠離 日本本土，日本得以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為美軍提供後方補給的機會 擴大生產力。然而，由於日本經濟與世界經濟形勢密不可分，特別是 1970 年之 後，任何地方爆發戰爭都會導致石油市場和外匯市場動盪不安，這一點開始對日 本經濟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4. 日本安保政策變化的原因：日益惡化的安全環境
1. 北韓的核開發與飛彈技術的增強
   自北韓 1993 年 1 月退出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並被揭露擅自進行核技術 研發以來，日本就一直處於嚴峻的安全威脅之中。自 1950 年韓戰以來，日本就 是聯合國軍的後方安全基地。而如今北韓的核武器與彈道飛彈所帶來的威脅日益 增加。
2. 中國的崛起與對外行為的強硬化
   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伴隨著對外貿易額的加速擴大，中國開始 走向崛起。中國的崛起體現在各方面，而在安全領域的存在感和實際行動同樣不 容忽視
3. 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可信度下降
   隨著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惡化，日本政府開始在外交上努力確保美國在該 地區的安全承諾。雖然美國目前仍是世界頭號經濟和軍事大國，但其相對實力正 在逐步下降
5. 安倍政府的現實主義安保政策
1. 經濟政策與安保政策的相互作用
   安倍政權的目標，就是以經濟和安全兩個方面為抓手來強化日本實力。具體 為復活泡沫經濟破滅後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和放寬應對東亞地區嚴峻安全環境 的法理限制，強化自衛隊和日美同盟。安倍政權下的安保政策制定過程的一大特點，就是先通過經濟政策來維持較 高支持率，在此基礎上再行推進在民眾看來不受歡迎的安保政策
2. 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特徵
1. 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會根據周邊環境變化，採取隨機應變的調整
   2017 年，美朝關係急劇動盪，北韓數次向日本周邊發射飛彈，使得負責海上 飛彈防禦的「神盾戰鬥系統」驅逐艦及其護衛艦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針對這一情 況，日本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配備陸上部署型飛彈攔截系統 「陸基神盾系統」的決定。無獨有偶，安倍政府也直到 2018 年 12 月才修改了 《防衛計畫大綱》。
2. 安倍政權確實在安保政策上有所強化，但事實上這一點不過是延續之 前政府的做法
   日本戰後長期將「基礎防衛力量」構想作為防衛政策的基礎，而將之修改為「機動防衛力量」構想的，正是民主黨時期出臺的《防衛計畫大綱》 。通過這一改變，日本的防衛政策不再是應對所有威脅，而是轉型為針對某些 資源的特定威脅（主要指海上和空中威脅）進行防禦
3. 最後，安倍政府雖然作出許多大膽調整，但大部分都是基於以往已經討論成 型的內容。其中包括：
1. 通過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國家安全保障局，構建安 保方面的首相輔助體制
2. 通過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完成比《防衛計畫大 綱》更高級別的戰略籌畫
3. 通過制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解禁武器出口 及裝備合作研發
4. 部分解禁集體自衛權（「武力行使三條件」：遭受武力攻 擊、無其他適當手段時，允許日本行使必要且最小限度的武力）
5. 放寬日本自 衛隊在參與聯合國維和等活動的行動標準
6. 在 2018 年《防衛計畫大綱》中提 出構築「多次元統合防衛力量」，將防衛範圍擴展到宇宙、網路和電磁波等新領 域
7. 將「出雲號」大型護衛艦「事實航空母艦化」等
6. 結論
   本文透過重新審視中國國內的日本「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論」，並深入 分析日本政府強化安保政策的背景和方向性，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 類型的「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並無 說服力。日本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地區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日本透過在 安全上依賴美國、降低了國防開支，得以集中力量實現經濟發展。日本社會的貧 富差距很小，社會福利居於亞洲領先水準，失業率同樣很低。將一戰後的德國同 二戰後已經發展了七十年的日本作比較毫無意義。日本是一個發動戰爭遭遇巨大 失敗，在和平年代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就是在這樣一種歷 史條件下孕育而生。因此，大多數日本國民在安保方面希望維持現狀的傾向，是 再自然不過的現象。
2. 類型的「政治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同樣不具備 說服力。一方面，日本的首相和內閣受到法律和政治層面的多重制約，即使有懷 揣極端政治理念的政客上臺執政，其所求也必定不會實現。日本作為法治國家的 這一事實，是阻礙政府出現右傾化、復活軍國主義的最大防波堤。另一方面，日 本政府被財政和經濟狀況所牽制，進行大規模軍擴或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既不合 理、也無可能。在當今時代，貿然發動會招致財政崩盤、經濟崩潰的大規模軍擴 和軍國主義對外擴張，對於時刻面臨選舉壓力的民主國家來說，幾乎絕無可能。 同樣，民主也是阻礙政府出現右傾化、復活軍國主義的另一層防波堤
3. 「安保政策層面的右傾化論」雖具備一定說服力，但在 闡釋「軍國主義復活論」上卻難以令人信服。安倍強化安保政策的背景，主要是 為了應對日本周邊安全環境的種種變化，而非源於政治觀念上的軍國主義思想。 安倍首相則借勢而行，趁安全環境惡化之際，在原已成型的安保構想基礎上，成 功修改了日本的安保政策。針對這種情況，中日間可以通過開展防衛交流和安全 對話等有效措施，不斷增進雙方互信來改善這一局面。雙邊關係的整體改善，雙 方信賴關係的打造以及溝通對話的制度化，都會有助於避免兩國出現突發性軍事衝突。一旦這種威脅感下降，日本民眾很可能將不再支持政府改變安保政策現狀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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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安倍政府的國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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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習近平時代體制變遷與治理策略： 機遇與挑戰〉陳德昇

1. 前言
   本文從系統平衡與比較觀點，分析中共體制變遷與治理策略，並探討 體制失衡關係與治理策略的可能機遇和面臨挑戰，最後提出評估和展望
1. 治理 (governance)
   根據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的定義，治理乃是「各種公共及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稱。它是使相互衝突的不同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性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與典章制度，也包括由各 種人們所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體制安排」。
   再者，治理的運作特質應可羅列如下四點：
1. 治理不只是一套規則，或一種活動，並且是一個政策過程
2. 治理強調協調，而非 以支配作為基礎
3. 治理同時兼顧公私部門的相關行為者
4. 治理並非一個正式的制度， 而是指明持續互動的重要性。
   要之，治理應可視為一種新的「統治模式」或「管理型態」， 其隱含一整套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關係，尤其特別強調「跨域」（Crossing Boundaries）性質的連結、互動、交換與合作關係。
2. 理論與觀點
1. 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是研究系統的一般模式、結構和規律的學問
   系統是由部分構成整體之意。一般系統論則試圖給一個能表述各 種系統共同特徵的一般的系統定義，通常把系統定義為：由若干要素以一 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在這個定義中包括了系 統、要素、結構、功能四個概念，顯示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 環境三方面的關係。系統論認為：整體性、關聯性、等級結構性、動態平 衡性、時序性等是所有系統的共同的基本特徵
   理論上，系統內政治、經濟與社會三者互動應是平衡，且協調互動運 作關係，才有利於穩定發展。三者間應是共生、協作與互惠關係，才能維 持系統運作的持續性。基本而言，一個系統運作越趨平衡， 可望呈現較穩定狀態，但現實上國家系統階段性失衡可能是常態現象，畢 竟不同歷史階段與國家發展條件，有其差異性與特殊性，但中長期尋求 系統均衡與調適應為目標。事實上，現實政治發展並非全面平衡發展之脈絡
2. 社會主義國家社會體系不平衡運作關係
   
3. 不同類型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特色
   
3. 中共體制與結構變遷
1. 從高層政治運作比較觀點而論，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不同職能、專業 與部門基本呈現分工分管之型態，形成「弱書記、強常委」之權力型態。 然而，在 19 大雖未實行主席制，但其運作則是「強書記、弱常委」的格 局，形成不是主席制的主席制。此外，習近平集中權力尚表 現其除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之外，另亦身兼多個跨部門小組組長。這些小組不僅涉及具實權且敏感的議題，且須透過跨部會協作， 方能落實執行力，顯示中共權力體系運作集中化之趨勢。
2. 鄧、江、胡與習比較 : 強書記與弱常委
   
3. 當前大陸社會層面則處於相對「弱勢」角色。雖然中共 19 大強調實 現小康社會於 2020 如期完成之任務，但其對社會管控並未放鬆
   一方面，政治強勢與共黨壟斷的政治權 力，勢必對社會多元化採取節制作為；另一方面，對中產階級的興起的政 治參與，以及非政府組織（NGO）採行管制政策，皆使得社會矛盾與張 力難以紓解和釋放，這在經濟轉型與社會急遽變遷過程中，恐將蓄積較大 之政治與社會風險。 
4. 治理績效、機遇與挑戰
1. 中共 19 大後社會系統不平衡互動運作
   
2. 中共現行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較左傾、保守，但是經濟改革與對外開 放勢必須朝市場化變革取向調整，以利於提升市場效率和外資吸引。此一 「政左經右」發展模式，威權體制與決策正確或有助於特定目標的實現， 但中長期之下，僵化體制、政治控制、欠缺民主與自由勢將扭曲市場機制 與抑制市場創新動能。換言之，大陸政治與經濟體制結構失衡關係擴大， 恐將不利於大陸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目標的實現
5. 評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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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19 大後的新時代體制與治理策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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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粗糙的概略，有種在看社論的感覺

〈「黨國」還是「共和國」？－中共政治變遷的一個內在邏輯〉徐斯儉

1. 前言
1. 「極權政體」的變遷
   Perlmutter (1981) 的分析則指出，相對於過去的獨裁政體，在二 十世紀出現的「現代威權」（modern authoritarianism）之所以能夠更為有 效地掌握「國家」（state）進行統治，以及更為有效地穿透與掌握社會， 是因為「現代威權」政體在正式的國家制度與機關以外，還有過去其他傳 統威權所沒有的「黨」及其「平行與輔助組織」（parallel and auxiliary structures）。
2. 後 極權威權政體
1. Linz 和 Stepan (1996) 的分析指出，「後極 權威權」是一種與「極權政體」不同但也與一般「威權政體」不同的特殊 政體型態。「後極權威權」下的社會或許看起來有一定的多元性，但與一 般「威權政體」下不同，後者的社會多元有一定的自主性，但由於在「極 權政體」階段社會多元自主根基已經被消滅，因此「後極權威權」政體下 的多元更多是國家官僚利益內部的「有限多元」（limited pluralism），且 由政權所主導的組織與制度仍對此種「有限多元」仍具有絕對的主導性。
2. 吳玉山則提出了「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概念。他的分析指出， 中國的「後極權威權政體」一方面承繼了極權政體在政治體制上的強控 制，另一方面卻也揉合了東亞「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 他並進一步指出，「後極權的發展國家一方面推動經濟改革，並從社會撤 退；一方面又透過各種創新的機制來重新滲入社會，維持政治控制 
2. 「黨國邏輯」與「共和國邏輯」
1. 共和國邏輯
   是指「以全體『人民』意志為導向的一種國家政治體制，國 家的權力某種程度仍須來自人民的授權，獲得人民的同意，並向人民負 責；此外，國家憲法所規定的國家機關，其權力運作與權力關係也真正按 照憲法的規定運作起來。」
2. 黨國邏輯
   是指政治的實際運作是以黨為 核心，所有官員和機關最終受黨的領導，對黨負責；黨的意志實際上主導 國家意志，國家機關之間在法律上的權力關係其表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事後取得合法性意義大於事前決策意義，背後黨的決定、協調、與控制才 是真正主要政治的過程和場域
3. 但在當今 中國政治的實際運作上，兩者往往是並存的。在大部分時候，表面上的確 是遵從「共和國邏輯」，但實際上卻是按照「黨國邏輯」在運作。
   但本文 想指出的是，由於大部分時候「共和國邏輯」至少在法律文字上仍然是存 在的，因此便有一種可能是，這個被架空的「共和國邏輯」逐漸開始被重 新賦予生命，甚至被實際地加強運作起來，以至於有可能影響甚或威脅到 「黨國邏輯」的主導性。但也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共和國邏輯」的 強化實際上可以補強黨的有效統治，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並不違背「黨國 邏輯」。當然，對於可能出現的挑戰，「黨國邏輯」也是會進行調整與反 撲的。這兩者之間所出現的互動就是本文所要提出作為觀察中國政治變遷的一個視角
3. 隱現的共和國邏輯
1. 選舉制度改革
   在「初步候選人 提名、差額、確定正式候選人、介紹候選人、罷免」五個程式中可看出， 對人大代表的選舉制度變遷，體現出一種逐漸讓人民掌有更多主動權、自 主權、和選擇權的趨勢。雖然制度上的規定未必能落實，但至少制度上這 樣的變遷方向十分明顯
2. 人大述職評議制度
1. 人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政府最高權力機關，被憲法賦予許多具體 的權力，包括監督「一府兩院」，也就是國務院（或地方政府）、人民檢 察院、和人民法院。根據憲法以及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其常委、及其 委員會，有各種監督的權力，包括對國務院各部委的質詢、調查、詢問之 權力，對由人大選舉之一府兩院官員的罷免權。此外，還有調查研究相關 問題的權力，對國務院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的權力、批准法案的權力
2. 述職評議
   從一九八二年的黑龍江省肇源縣的人大開始，各個地方的人大常委逐漸開展了一個稱為「述 職評議」的制度， 也就是每年人大常委要求某幾個政府工作部門要向人大 常委對工作或受檢查項目述職，然後接受人大常委的評議。如果人大常委 對該部門的述職內容不滿意，有可能在進行評議時做出有懲罰性質的決 議。這項制度到了一九九○年代的下半，開始在地方人大之間互相模仿， 在 31 個省市級人大中，有 28 個採用了這個制度
   面對這樣的制度變遷，組織部在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監督法」的過程中發 揮了制止的作用，最終當「監督法」通過時，並沒有將「述職評議」納入 此法當中，而使得地方人大行使此一創新的制度職能失去了法律依據。此一「共和國邏輯」的隱然出現走到顯然出現，最終以「黨國邏 輯」的反撲收場。
3. 違憲審查
   孫志剛事件發生之後，8 位兩波的公民要求全國人大常委展開違憲審 查，面對社會提出的 此一「共和國邏輯」挑戰，要求啟動憲政機制，對政府進行糾錯制約，但 黨國的反應是用修改具體的憲政法律規則，讓自己透過此一程式，仍能掌 控主動權，因為能提出法律審查要求的各個單位，都完全可受到中共中央的控制，而不受中共中央控制的對象。如果想要提出要求啟動此 一具「共和國邏輯」的憲政機制，則還是要經過中共中央可控制的人大常 委會法工委過濾，當後者認為有必要時，才交送審查。
   也就是說，「黨國 邏輯」仍然牢牢掌握最後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的權力，但開放聽取 意見的管道。
4. 聽證制度
   聽證制度的推廣和愈來愈普遍地舉行，是中國大陸近年來很值得注意 的一項政治改革。在行政和立法兩個方面，都出現了聽證制度。在立法方 面，根據人大通過的「立法法」（第三十四和五十八條），在法律與行政 法規的立法過程中，都「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採取的形式中聽證即 是其中一種（其他還可以採取座談會或論證會）。根據此一規定，全國人 大常委會在二○○五年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中即採取了全國人大的 第一次立法聽證。實際上在此之前已經很多地方人大已經舉行了類似的立 法聽證。在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過程中，比立法更頻繁地採用了聽證的程 式。許多中央的文件中也提到在重大決策前要採取聽證。譬如在二○○八 年國務院發佈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此份文件中 規定，「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當聽證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眾切 身利益的決策事項，都要進行聽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8）。」 該份文件還詳細規定了市縣政府舉辦聽證必須遵守的一些原則，譬如說要 合理公平選擇聽證代表、要向社會公開聽證會的舉行、對聽證意見要公開 回應等。
5. 網路公民參與
   這些案例的共同現象是，公民採取了主動，透過網路自發地揭發這些 案例，把許多在黨國體制下官場潛規則行之已久的問題給揭露出來，是人 民有意識地行使自己權力的一種表現。對於這些網路公民所提出的監督， 黨國一方面並沒有忽視，對涉案的官員最終幾乎都給予了懲處。但在另一 方面，有時這樣的網路民意也有其盲目性，以鄧玉嬌的案子為例，在民意 實在太強時，法治的基本原則反而有可能刻意被黨國忽視，以滿足群眾的 期待。黨國對網路民意的反應並不是絕對壓制的，更多地學會了導引宣洩， 甚至某種程度地順應。中共對網路言論愈來愈重視，開始要求官員要學習 透過網路與社會溝通，胡錦濤總書記在二○○八年六月曾以身作則，親自 造訪人民網的「強國論壇」，與網民進行交流（人民網，2008c）。
   但黨國並不是沒有打壓的手段的。中共對於網路的控制並沒有放鬆， 各種網路控制的手段都在加強。在法規上，有「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 規定」、「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備案管理辦法」、「計算機訊息網絡 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和「計算機訊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 法」等，但在實務上，經常藉著掃黃等藉口打壓網路言論、關閉網站，並 封鎖境外網路媒體，以及像 Youtube 這樣可傳播訊息的網站
4. 兩種邏輯的互動
1. 「黨國邏輯」與「共和國邏輯」的關係類型
2. 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共近年的統治下，第五類和第六類的打壓並沒有 減少。而屬於第一類和第二類的案例雖然不多，但也慢慢開始出現。更為 頻繁出現的則是第三類和第四類的所謂「改革」，這些所謂的「改革措施」 有著回應「共和國邏輯」的形貌，但實際上卻鞏固了「黨國邏輯」。當我 們無法分辨這其中的差異時，我們往往會認為中共的「黨國體制」已經進 行了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但這往往是混淆了第一、二類和第三、四類兩 種不同的改革性質。實際上，恰好是因為這兩種改革和變化的外貌是如此 形似，反而可能為中共增加了一些所謂「韌性威權」（Nathan, 2003）的正 當性。但黎安友沒有說明清楚的是，這些所謂具有韌性的威權回應，其方 向究竟是否具有民主意涵？如果是第三、四類的所謂「回應性改革」，那 是不具備民主意涵的。但如果是第一、二類，則有往民主發展的可能。未 來的研究應持續關注這兩種不同方向之「改革」的發展趨勢
5. 結論
1. 本文指出了兩種邏輯及其不同類型的互動，並指出中共作為一個「現 代威權政體」，其之所以能夠有效地進行現代化的統治，不僅僅是因為具 有 Perlmutter 所說的黨以及與黨平行和輔助的機構，更在於中共善於利用 具有「共和國邏輯」的制度，並以「制度吸納」的策略，用實際上能鞏固 「黨國邏輯」的制度和措施回應那些具有「共和國邏輯」的改革要求，並且繼續強化其「黨國壟斷邏輯」的各種管控打壓手段。本文認為這種將「黨 國邏輯」與「共和國邏輯」混合的策略是中共做為一個威權政體能成功繼續統治的原因。
2. 「共和國邏輯」的出現，在現階段或許為「黨國邏輯」提供了一個好 用的工具，讓黨國體制能延續其統治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但這個工具本身 具有內在目的性價值，兩者之間的緊張性一定會隨著前者愈來愈強化而彰 顯出來。若是這樣，兩者在實際政治過程中能夠並存的情況，有可能是黨 國威權政體的一個特殊的階段，這個階段或許會維持一段不短的時間，但 這應該不會是一種最終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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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中共政治穩定內部的兩種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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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邏輯的部分，部分提到理性化的部分，但我覺得很適合拉開來討論，這樣的共和國邏輯哪裡來?其他國家也有這樣的內在邏輯嗎?

〈從「權力平衡理論」析論美「中」南海戰略思維〉鄭仁智

1. 
   
2. 前言
   本文試圖以「權力平衡理論」（The balance of power）為立基點，著重探討歐巴馬與川普政府，在南海地區對大陸所採取的壓制及圍堵戰略作 為；並兼論大陸自習近平上臺後，如何有效運用各項戰略作為以進行突 圍，期能從美「中」的南海戰略思維中，一窺雙方進行權力平衡過程所呈 現之勢力消長狀態。
3. 權力平衡理論
1. 「權力平衡理論」又稱「均勢理論」（The balance of power），顧名 思義係探討國際體系中，國家間如何形塑某地區或某體系下的權力平衡格 局。尤其是居領導地位的霸權國，若認為某地區或某體系下新崛起的強 權，可能對其構建的均勢狀態產生威脅時，此時霸權國基於國家利益勢必 要與新崛起的強權，進行另一次的權力平衡，以確保霸權國的領導地位不 墜。
1. 「權力平衡」按照國際關係研究普遍認同的見解為：
1. 表示一種 力量的均衡
2. 表示國際鬥爭中一種特殊的穩定狀態
3. 是處理國際關係的一種特殊手段
4. 是處理國際關係的一種特殊政策
2. 學者英尼斯．克勞德（Inis Claude）闡釋 「均勢」可概括為三大概念：
1. 狀態：指實力均等與否的狀態
2. 政策：指對狀態所作出的反應
3. 體系：指權力分配的機制、工具及 規則。
3. 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亦指出，「均勢是權力 在一些國家之間平衡地分配而成的一種特殊狀態」。
   摩根索並提出均勢模式有二：
1. 直接對抗模式：係指兩個國家直接對抗，此種對抗會持續 一段時間，直到一方屈服或以武力解決衝突為止，其目的旨在壓倒對手 國
2. 競爭模式：係指兩個對抗國家爭奪對第三國的控制權，以獲得 較對手國有利地位。
4. 美國之南海戰略思維
1. 鞏固其獨霸地位
1. 2012 年 1 月 3 日，美國發布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 世 紀國防的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國防戰略報告明確指出：「雖然美軍將繼續致力 於全球範圍的安全，但我們必須恢復亞太地區的平衡。⋯⋯長時間內， 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地區大國，可能會以各種方式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安 全。」
2. 2017 年 12 月 18 日，川普政府發表《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內容直指大陸與俄羅 斯為修正主義勢力，積極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領域與美國展開競爭，並 採取技術、宣傳和脅迫等方式，試圖轉移對其有利的地區權力平衡狀態
2. 透過「航行自由計畫」挑戰大陸主權聲索
1. 1979 年 3 月，時任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發起「航行自由計 畫」（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旨在防範沿海國家過度的海洋主張，挑戰美國的海上霸權地位，確保美國軍艦暢行無阻。根據美國國務 院公開的文件顯示，「過度海洋主張」大致可歸類為：
   （一）美方不承認的 歷史性海灣和水域
   （二）領海基線劃定不符國際習慣法
   （三）禁止或限 制軍機艦和潛艇無害通過。
3. 形塑大陸之惡霸形象
1. 2014 年 2 月，美國國務院亞太助 國務卿 素（Daniel Russel）出席 眾議院聽證會時指出，大陸的「九段線」主張， 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已造成區域的「 確定、 安全與 穩定」。
2. 2015 年 5 月 13 日，羅素 出席美國國會參議院聽證會時更指出，大陸持續在南海其所屬島礁進行填 海造陸，不但升高緊張情勢，更引發該區域國家對其戰略意圖的關切。羅 素並強調，若「中」方的策略是想把美國趕出去，只會適得其反。
3. 2017 年 10 月 19 日，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於華府智庫國際戰略 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演說時表示， 「中國在南海的挑釁行動，直接挑戰美國和印度支持的國際法和規範，美國尋求和中國建立關係，但中國若挑戰規則秩序、或侵犯鄰國主權，不利 於美國和盟友，美國不會退縮。」
4. 「介入」而不「陷入」
1. 2013 年 1 月 22 日，菲律賓向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臨時仲裁庭提出關於南海若干爭議事項的仲裁請求，美國積極介入，並為菲律賓延聘辯護律師，讓菲律賓大獲全勝，裁決結果 全盤否定大陸在南海的主權主張。其運用菲律賓這一代理人遏制大陸， 鑿痕之深，清楚可見。
2. 2016 年 5 月 23 日，歐巴馬訪問越南，宣布將全面 解除實施近五十年的軍售禁令，並宣稱：「兩國在此階段已建立起某種程 度的互信與合作，其中包括軍事層面。」
3. 2017 年 5 月，越南總理阮春福訪 美，美越兩國簽署價值八十多億美元的商貿協議。
4. 2017 年 8 月，美國國 防部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表示，美國可能會在次年派遣航空母艦 訪問越南。
5. 2016 年 4 月，美國著手實施「東南亞海事安全倡議」（MSI）相關計 畫，以建立南海地區安全夥伴海事能力，諸如建立海上活動情報、監視及 偵察網絡等。此一舉措不但有助形塑美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的合作模式及 熟悉感，更可凸顯美國的軍事存在
6. 川普政府所倡議的「印太戰 略」，因印度位處南亞，鄰近印度 洋。對印度而言，若欲遂行其「東行政策」（Act-East），勢須極力發展與 東亞國家關係，其戰略路線即須從印度洋延伸至太平洋。而川普政府選擇 使用「印太戰略」一詞，一方面即在呼應印度的「東行政策」戰略，將之 納為積極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則藉由拉攏印度抗衡大陸的「一帶一路」戰 略，以維護美國在印度洋之戰略利益與目標
5. 維持「鬥而不破」局勢 
   保持「鬥而不破」格局，亦是美國在南海地區與大陸進行權力平衡的 極佳戰略。囿於經濟實力衰退，美國對南海周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能 力正逐漸下降，目前唯有藉由在南海地區部署軍事優勢，以及充分利用 周邊國家與大陸在政治、軍事、安全上的矛盾和衝突，才是美國遏制大陸 崛起，與大陸進行權力平衡的過程中，採取低投資成本、高報酬效益的最 佳戰略考量。
5. 大陸之南海戰略思維
1. 「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互用
   大陸在處理南海問題即是「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戰略相互為用 的最佳實例。在島礁建設及「南海仲裁案」上，大陸積極展現「有所作 為」的一面，甚而抨擊國際仲裁不過是廢紙一張；然在面對美國以「航行 自由」挑戰其南海主權聲索時，卻又呈現「韜光養晦」一面，採取「不衝 突、不對抗」戰略。從中即可看出，「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實乃一 整體戰略思維，著重相互為用，旨在減少美國對其之遏制作為。 
2. 與「一帶一路」戰略結合
   南海位處「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隘口，亦即大陸若無法有效掌控南海海域，其海上絲綢之 路將無法向外延伸。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從經濟戰略角度分析，南海不僅僅是大陸的核心利 益，更是大陸的生命線。南海問題已遠遠超出主權問題，大陸是當今世界 上最大的貿易國家，80％以上的海上航行須經過南海。一旦失去南海，大 陸的海上貿易就會遇到極大挑戰，從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運作，衝擊政治 社會穩定。
3. 有效突破「島鏈戰略」圍堵
1. 島鏈
   
1. 1951 年 1 月，時任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提 出「島鏈」概念，勾勒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防線為：日本—琉球群島—臺灣—菲律賓—澳大利亞。
2. 1955 年，杜勒斯升任國務卿後， 「島鏈」概念在美國被正式戰略化。美國提出「島鏈」戰略，旨在針對 蘇聯 
2. 隨著大陸快速崛起，美國「島鏈」戰略已明顯轉向防堵大陸，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1. 美軍認為「島鏈」的存在可有效削弱大陸 對周邊海域的管控能力，發揮戰略威懾功能，充做美國與大陸進行權力平 衡的工具，進而增加大陸解決東海、南海領土爭端的難度和複雜性。
2. 美日等國藉由「島鏈」上的軍事力量，建立防空警報體系，在重要島 嶼設立各種水下、水面和空中監視網，可對大陸海空軍以及商用船隻進出 「島鏈」進行嚴密監視
3. 2012 年 11 月，中共 18 大報告提出建設「海洋強國」戰略，明顯將 維護海洋權益上升到國家戰略層次。為建設「海洋強國」，向東擴展實 乃不得不為的戰略思考，然因「島鏈」戰略阻撓，妨礙大陸向東擴展以增 加海上防禦縱深的構想。南海則提供另一項戰略思路，如能控制南海，無 疑為封鎖打開一個突破口，不但可有效破解美國的「島鏈」戰略，亦可掌 握一定程度的海洋主導權
4. 採取漸進擴張策略
1. 據美國蘭德公司（RAND）分析，大陸在南海地區係採取漸進擴張策 略，讓美、日等國難以預測與即時對抗。其策略為：
1. 利用其經濟活 動、貿易協定及外交作為以獲取空間，從而創造立足於爭議地區的有利條 件
2. 有限度使用軍事武力回擊對抗力量，在軍事推進、暫時收兵及 全面威脅間找到一種相對安全之平衡位置
3. 採多種非戰爭措施，其 行動節奏讓人難以預測，在擴展影響力及應對美國反制時，亦贏得時間及 採取行動之空間。美國若無法發展有效持續之應對策略，大陸即可遂行其 在南海之戰略目標，故美國需在軍事、外交、經濟及交流等方面建立更有 效反應措施
5. 以「兩手外交」應對
1. 2018 年 8 月 4 日，東協外長會議落幕，是次會議，大陸與東協 10 國就《南海為準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達成共識，文本並提議南海域內各 國共同舉行聯合軍演、石油天然氣能源開採，並排除域外第三方勢力的參 與或干預，明顯針對美國而來
2. 大陸清楚明白，儘管東協各國忌憚大陸近年在南海的擴張與 稱霸，卻也不樂見美國過度干預區域問題，更不願公開與美國站在同一陣 線形成「反中聯盟」。基此，大陸之南海戰略即在破除美國行動正當性， 故大陸拒絕承認國際多邊談判和仲裁效力，並要求與鄰國進行雙邊談判。 其戰略思維為，一方面運用多邊主義安撫東協各國，為大陸在南海地區建 立新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另一方面則運用雙邊談判策略，對南海周邊國家 個個擊破，藉以進一步弱化美國對南海諸國的影響力，用以對抗美國霸權 的過度干預南海爭端，藉以取得南海問題的主導權
6. 積極構建南海機制作為反制 
1. 欲形塑大陸在南海的獨霸地位，大陸即必須設法構建一套南海 機制，與南海諸國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從而降低各方的不安全感，形成 互信以滿足各方安全需求。而環觀南海諸國目前存在的共同利益，就以經 濟利益最為顯著。如何確保經濟的持續發展，實為南海諸國首要考量，因 此，大大增加大陸與南海諸國彼此合作的空間。故而，不斷加深大陸與 東協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實為促使各方透過談判制定各種原則、準則 和制度，逐步建構南海機制的有利條件。大陸刻正不斷利用其經濟優勢，期能建立在南海地區的一套遊戲規則，如此才能有效將美國排除在外，不 讓美國介入南海問題，逐步建立其南海獨霸地位的有利條件。
7. 構建美「中」新型大國關係
1. 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習近平於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指 出，「我們要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 係。」建構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即是大陸與美國進行權利平衡的一項手段。盱衡大陸仍處於蓄養國力階段，著重營造有利環境。因而，習近平不 論在建構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及南海問題上，皆向美方清楚傳達「不衝 突」、「不對抗」的戰略思維，其用意即在減少美方對大陸採取敵意性的遏 制作為。希望透過建設性管控美「中」分歧，增進瞭解互信，擴大互利合 作，避免雙方在權利平衡過程中，因衝突不斷升高，而陷入「修昔底德陷 阱」（Thucydides's trap） 
6. 結語
   在美「中」 雙方積極強化本身各項實力及影響力的過程中，大陸身為崛起國，當然希 望在亞太及南海地區取得更大支配地位；美國作為既有霸權，當然不希望 因大陸崛起而破壞其以往在南海及亞太地區所形塑區域平衡狀態，威脅到 美國的國家利益。惟大陸亦體認到，國力衰退中的美國仍具相當實力與影 響力，因而，在與美國進行權力平衡的過程中可謂步步為營，不敢冒進，以免造成情勢不穩，影響國家發展，甚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玉 石俱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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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美中兩國在南海的權力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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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從「避險」到「軟制衡」：美國的策略如何改變越南的中國政策，2014∼2019〉阮功松

1. 前言
   本文的論點為，自2014 年至2019年間，在中國給出的壓力不斷加大，且美國不斷向越南示好的情況 下，越南對中國政策已經漸漸地從過去的「避險」策略轉向成一種「軟制衡」 （soft balancing）。本文認為2014年是越南對中和對美的外交政策的轉折點， 主因在於2014年之時，中國的海洋石油鑽井平台HD-981放置在越中南海爭議海域中進行勘探（以下簡稱：HD-981事件），引起越南強烈抗議，使得越南 對中國的信心嚴重下降。
2. 理論架構
1. 權力不對稱下小國外交政策選擇
1. 在這種不對稱的結構下，小國在面對大國時最常採取的外交選擇包括「抗 衡／制衡」（balance）和「扈從」（bandwagon）。
1. 抗衡是透過增強本身的軍 事、經濟實力，或稱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或透過與其他國家聯盟 以對抗大國的威脅，或稱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抗衡又可以分為硬 制衡（hard balancing）和軟制衡（soft balancing）。
   權力平衡理論、威脅平衡理論都認為國家的抗衡行為比扈從行為更普 遍
1. 「軟制衡」則被定義為透過一些非軍事手段來拖延、挫敗和破壞 霸權單邊的侵略性行為，過去主要以各國對美國所採取的政策。
   非軍事手段可以包括多邊國際制度、經濟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 抵抗語言（discourse of resistance）、拒絕霸權的要求、仰賴國際法等等。國家透過採取此些 非軍事手段來限制（limit）和抵消（offset）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先國家之權力
1. Pape
   認為軟制衡包括以下四種具體行為：
1. 領土拒止（territory denial），意味著次等國拒絕霸權使用自己的領土執行某些行動
2. 糾纏外交（entangling diplomacy），即次等國透過一些多邊國際機制反對霸權的某些行為
3. 經濟強化（economic strengthening），指的是次等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將霸權排 除在外
4. 釋出要參加某個平衡聯盟的決心（signaling of resolve to participate in a balancing coalition），即透過與其他國家加強合作以共同抵制霸權的意 志。
2. 扈從則是跟著強者，即小 國選擇配合大國以避免與大國的直接衝突。抗衡與扈從各有其 利與弊。
3. 「避險」 （hedging），其所指的是在高度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小國一方面從事一些內 部和外部的抗衡動作，一方面透過採取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同時與各大國交 好，但又不能跟任何一個大國走得太親近或太疏遠以期降低由單一抗衡或扈從 行為可能帶來的風險
1. Kuik（2008, 165-171）指出「避險」包含以下五個組成部分
   間接 抗衡（indirect balancing）、支配否認（dominance denial）、經濟實用主義 （economic pragmatism）、約束性接觸（binding engagement）和有限的扈從 （limited bandwagoning）。前兩者被稱為「風險應急」（risk contingency）， 主要的目的為在出現問題或危機之時可以減少避險者的損失。後三者被稱為 「回報最大化」（return maximizing），主要的目的為當一切條件順利時，小 國可以從大國那裡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和外交利益等
2. 冷戰後越南對中國的外交政策
   過去研究指出在越南對中國的「避險」政策中整 體上包括四種策略
1. 一是，經濟實用主義，即越南透過加強與中國的經貿 合作以期從中受益
2. 二是，直接接觸，即越南透過擴展及深化一些越中雙邊機 制以期建立互信和培養與中國的合作習慣，同時藉此形塑中國的行為
3. 三是， 硬制衡，意即越南進行軍事現代化以抵制中國的強硬行動
4. 四是，軟制衡，指 的是越南積極參加多邊機制以及強化與各主要大國的關係以期淡化中國的壓力 和威脅等
3. 本文的論點：越南對中國的軟制衡政策
1. 過去有關「避險」分析之限制
1. Kuik（2008, 165）指出東 南亞小國只能在以下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的情況下方能選擇「避險」策略，包 括：沒有直接威脅（immediate threat）、沒有任何把國家分成對立陣營的意識形態之斷層線（ideological fault-lines）、沒有迫使小國要選邊站的全面大國競 賽（all-out great power rivalry）。
2. 本文的論點 
   本文將「中國不斷崛起和越中南海爭端緊張」以 及「美國不斷向越南示好」分別稱為「懲罰性因素」（punitive factor）和「激 勵性因素」（incentive factor），以下對這兩個因素加以說明：
1. 懲罰性因素
   越南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日益嚴重的，越南擔心中國可以藉此對越南國家安 全、國內政治、主權聲索、及外交政策形成一種「影響力槓桿」（influence leverage）。那麼在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可以說中國所給越南帶來的威脅 和壓力已經有所增加。在此背景下，相當合理地說，越南難以繼續堅持其避險 策略。取而代之，越南跟其他國家一樣要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 擇。實際上，越南近年來在諸多議題上對中政策的抗衡成分變得愈來愈多。然 而，中國所給出的威脅和壓力又不至於置越南於死地，而且並不頻繁，因此越 南所選的抗衡策略較為低度和軟性，以免適得其反 
2. 激勵性因素
   隨著美國對亞洲地區投入的增加，越南和美國在南海議題上擁有諸 多戰略利益的共同之處，越南自然而然變成美國亞太戰略佈局中的一環。在 此背景下，美國近年來不斷地向越南示好。吾人認為，美國的拉攏此一激勵性 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響越南抗衡中國的意願和能力，讓其在面對中國之時 有更多的籌碼和選擇。而作為非美國盟友的越南以不同形式地與美國展開合作 的行動也可以被視為抵抗威脅或潛在侵略者的表現
3. 冷戰後懲罰性因素和激勵性因素對越南中國政策之影響
   
3. 美中權力角力中的越南角色
   越南始終被認為對中國的態度比較強硬的國家，儘管同樣是共產國 家，但越中兩國在南海議題上的爭端以及兩國錯綜複雜的歷史經驗使得越南從 未放下對中國的懷疑。而南海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故越美雙方在南海議題上 擁有諸多戰略利益的交匯（convergence of strategic interests）。為了圍堵中國 和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美國可以先擱置意識形態的不同，故將越南 拉攏到其陣營便成為了美國的優先考量。而倘若與美國結盟，越南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增強美國的力量
4. 越南對美國的示好的回應及其對中政策的影響
1. 越南更加主動與美國建立互信機制
1. 自阮富仲於2015年成功訪美以來，美國已經默認越共的正當性及 越南的政治體制（Tran 2015）。因此，越南在這幾年來已經積極推動與美國 的各種交流途徑，包括政府間、黨際、國會間、民間等交流管道，其中越方一 直強調所謂的「黨際交流」管道意味著越共想要與美國政黨交流以增加互信
2. 自2014年以來，越美雙方高層互訪頻繁，而更重要的是在雙方領導 人的外訪安排行程中可以看到雙方對彼此的高度重視，其中包括歐巴馬總統 於2016年訪問越南；越南總理阮春福於2017年5月訪問美國，成為川普總統上 任後第一位進行訪問美國的東協國家元首，顯現出越南加強與美國關係的主動性。阮春福表示希望美國繼續在亞洲地區扮演重要角色。於2017年11月川普 總統選擇越南作為其上任後外訪的第一個東南亞國家。除此之外，越美外交和 國防部長亦分別進行多次互訪，使得越美全面夥伴關係得以深化
2. 越南主動與美國加強國防合作
1. 從2005年至2014年，越南國防開 支已經增長近400%。除此之外，越南亦不斷從國外進口先進武器，其中80% 是由俄羅斯提供的，而根據SIPRI於2018年3月的《2017年國際武器轉讓趨勢》 報告（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7），越南自2013年至2017年 階段已經成為全球第11大武器進口國，同時成為俄羅斯第三大武器出口國，占 俄羅斯武器出口總額的10%
2. 在2014年HD-981事件發生幾個月後，美國於2014年10月決 定對越南解除一部分殺傷性武器禁令。美國外交部聲稱此舉是為了加強越南海 上監視和安全（NY Times 2014）。而在越中關係緊張的情況下，美國當時的 舉動無疑對越南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在2015年6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美前 夕，越美簽署一份《越美國防關係聯合願景聲明》以加強雙邊國防合作的承 諾。於2016年5月歐巴馬總統在訪問越南期間正式宣佈全部解除對越武器出口 禁令。對越南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無論是否決定購買美國武器，美 國此舉已經讓越南在面對中國時有了一個新的嚇阻籌碼
   在 內部的長期討論之後，越南終於在2018年邁出了第一步。於2018年8月2日有 報導稱，越南已經與美國簽署一份價值為9,470萬美元的購買武器合同（VOA Vietnamese 2018）。
3. 越南強烈支持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從重返亞洲到印太戰略
1. 戰略上，越南在南海爭端議題上與中國「單槍獨馬」鬥爭已久，同時在中 國對東協各國的「分而治之」策略下，該組織逐漸失去其調解衝突的角色，因 而美國在亞洲及在南海的存在可以扮演平衡中國實力的重要角色
   2016年和2017年越美聯合聲明皆對中國在南 海的填海造島等改變現狀的行動表示擔憂，並呼籲各方恪守《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和 盡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COC）
2. 經濟上，越南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美國的投資，加強越美貿易關係，進而減 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歐巴馬總統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談判提出高標準、高規格的貿易條件，明 擺著是為了圍堵中國，而越南當時亦對此作出積極回應。對越南而言，能夠參 與由美國主導的多邊貿易體系可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NLD 2014）。於2016 年在與歐巴馬總統會面時，越南總理阮春福表示希望美國繼續對越南投資，並 提出讓美國未來成為越南最大的投資來源國之目標
4. 討論
1. 經濟因素
   對越南而言，當經濟能力變好之 時，其未必對中國採取抗衡態度。究其原因，由於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因此越 南的經濟繁榮與中國息息相關。儘管越南的經濟能力變好並可將之轉化為軍事 能力，但中國的經濟能力也同樣在成長，且對國防的投入亦不斷增加，故越中 兩國在經濟和軍事的不對稱結構依然存在。換言之，越南經濟成長所帶來的 「抗衡可動用的資源」將被中國的經濟成長所抵消掉。鑒於此，越南可能不會 因經濟變好後而選擇抗衡中國，而它應該避免挑戰中國以讓經濟繼續發展才 對。同時，當越南經濟能力不佳之時也未必對中國採取扈從態度
2. 國內政治競爭因素
   一直被外界認為是「親中派」的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其於2016 年勝出「親美派」成功掌權後，除了不斷加強與美國關係外，同時也對越中南 海爭端議題表達了其強硬的立場，要中國尊重越南的利益。 而阮富仲及其他越共高層對中的強硬發表可被歸為軟制衡中的「抵抗語言」。 與此同時，在阮富仲時期，越南國內各界及媒體對越中關係中一系列較為敏 感議題的討論也更加自由開放。越南官方過去對此些議題的態度一律採取「隱 蔽」或「模棱兩可」的態度，然而近期漸漸趨於「直接點名或批評中國」
5. 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基於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量，越南自2014年以降對 中國政策已經從「避險」轉向「軟制衡」。這種改變同時來自「懲罰性因素」 與「激勵性因素」。懲罰性因素所指的就是中國自2014年之後所給越南帶來 的壓力和威脅已經日益明顯且無法避免，表現在於中國在南海的強硬姿態、越 南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等，那麼越南必須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擇， 而很難繼續維持其過去模棱兩可的「避險」策略。
   激勵性因素乃為美國因素。在這些年來，為了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崛起，美 國不斷地拉攏包括越南在內的中國周邊國家，其中越南成為美國戰略佈局中的 重點國家之一。而另一方面，越美兩國之間存在諸多戰略利益上的交匯，使得 越南更願意接受美國的示好。進一步靠攏美國可以使得越南擁有更多的籌碼來對中國做出一些「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的行動。不過，越南的制衡行為 尚處於較為「低調且軟性」的程度，因此本文稱之為「軟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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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如何影響越南對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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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直接用三角關係討論越美中，是不是更符合該篇主旨

〈從周邊反彈中國： 越南的反中情緒、論述與宣傳〉

1. 緒論
   本文主張越南的反中 情緒起源雖是由上而下的宣傳結果，但是當前的發展卻是民間社會有機會撼動上層 對外政策制定的意向，而且其發展是一種動態而相互形塑的過程。
2. 從群際情緒理論（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 的視角來看待越南民間社會對中國的負面觀感
1. 群際情緒理論在國際關係與越南案例上的應用
1. 群際情緒理論
   分析情緒對於國家對外行為的影響，由社會心理學發展出來的「群際情緒理論」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切入點。該理論的分析對象 以國家為主，把國家定義為諸多個人所組成的具有社會性的集合體（group），進 一步觀察集體情緒如何產生、又如何受特定事件影響，進而改變了集體的行為以 及對於另一個集體的態度與互動模式。群際情緒的前提為行為者對於自身的「身 分」（identity）有所認知，但是集體情緒不等同於身分或認同；而認同促成一個 群體「感覺像是一個國家」（feeling like a state），進而理解 我群與他群的區別，並且令群體中的個人對於同屬某一群體的其他個人的遭遇能夠 感同身受，這種「感同身受」並進一步內化為自身情緒一環的過程稱為「自我歸 類」（self-categorization），此時個人情緒與集體情緒成為一體，即便有部分個人 未融入集體情緒之中，卻也容易因為來自集體的壓力而參與集體行為；因此，從集 體情緒的角度，將更能夠深入理解國際間暴力與衝突發生時的動態過程
2. 三位心理學家 Smith、 Seger 和 Mackie（2007）進一步對情緒的概念提出以下操作型定義：
1. 個體需要能夠清楚區分其個人情緒與集體情緒之間的差異
2. 集體情緒仰賴 個人對於群體（亦即國家或民族）的高度認同，亦即個人在描述該類情緒時，是否 同時將群體和自身視為一體
3. 群體成員之間是否對於該類情緒在群體內部的 普及存在共識
4. 該類情緒是否有達到能夠動員與規範該群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對待外部環境和其他群體的行為
3.  從事國際關係研究時，以國家作為集體的基礎單位，其情緒並不容易 測量或進行全面性的檢驗。因此，主張將情緒理論帶入國際關係研究（Emotional Turn in IR）的學者近期提出變通的研究方法，亦即以「論述」（discourse）作為 分析對象來詮釋國家的集體情緒
1. Koschut認為研究國家的集體 情緒主要有兩種方式
1. 「詮釋情緒（Interpreting Emotions）」，這是微觀層 次的研究，亦即深入解讀與比較文本中特定詞彙所傳達的情緒內涵
2.  「情境化情緒（Contextualizing Emotions）」，亦即從宏觀層面探究特定論述文本中的情緒意涵，特別是該論述所傳達的情緒可能形成的政治影響力
2. Hall提出情緒型論述的三種分類方式
1. 情緒指涉型論述（Emotionally Indicative Discourse）指的是直接或間接指涉某種情緒的論述
2. 情緒挑撥型論述（Emotionally Provocative Discourse）則 專指那些能引起特定情緒反應的象徵（symbols）
3. 情緒申訴型論述（Emotionally Invocative Discourse），其構成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經常是特意操作的結 果，出現在各國官方文獻之中
4. 本文所採用的論述文本類型主要為 一般越南民眾較常接收資訊的媒介，例如歷史教科書、博物館的展示與陳設、電視 與電影，以及報章雜誌等宣傳管道。主要原因在於越中關係正常化之後，越南官方 以政府名義對外公開的文件罕見對中方的負面評價，而作為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 家，政府與黨對於各種公開傳播的媒介掌控極為嚴格。因此，上述文本所傳遞的論 述皆必須有官方許可才有可能在內部社會公開宣傳
2. 越南社會對中國的集體情緒：憤恨（resentment）作為反中的情緒 依據
1. 「憤恨」（resentment）
   越南人民對於中國的反感與不信任，而這些態度源自於隱藏於其後的對中國的負面情 緒。這種在兩個國家之間明顯權力不對稱的情況底下，較弱的一方針對較強的另一 方所展現的負面情緒，學者 Wolf稱之為「憤恨」（resentment）。
   
   Wolf 指出：憤恨的感覺（resentful feelings）包含了憤怒與受辱感，這些感覺本身 或許很難被驗證，但是憤恨的情緒反應卻比其他種情緒更常出現在論述的文本之 中。憤恨的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ons）往往包含對於所遭受的不公不義待遇的 指控，並將這種指控特別針對某一群體（他群），要求我群的決策者修正此不公不 義的狀態，而任何針對引起憤恨情緒的他群所進行的小型報復行動，都能為我群帶 來滿足感
3. 越南反中情緒的論述文本：中國形象與愛國敘事 下的集體憤恨
   Koschut（2017, 485） 的定義，將論述視為「意義的框架和詮釋的透鏡」（framings of meaning and lenses of interpretation）。
1. 情境化越南對中的集體憤恨：歷史論述與國族意識的建構
1. 徵氏姊妹作為越南民族英雄的重要意義就在於確認了自西元一世紀起，越南 人即為一獨立而有明確集體意識的「民族」。而近代越南知識分子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為喚醒越南人的民族意識，建立一套抵禦外族侵略 的越南英雄系譜（皆為抗中英雄），提出「有排外之心皆為英雄」的觀點。這些歷史論述及其核心論點皆呈現在越南的歷史教科書之中，也 都是 Hall 所謂情緒申訴型論述的展現
2. 觀察前述諸項文本，可以察覺其論述背後清晰的政治目的，亦即中國作為與 越南對立的他群，是凝聚越南國族意識的重要挑戰。這些自獨立運動之初即由越南 菁英階級（包含獨立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與南北分裂時期的共產黨領導人）所建構 的歷史論述，經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而成為了 Hall 所言的情緒申訴型論述，引導 了越南民間社會面對中國時的集體記憶與憤恨情緒。集體情緒所產生的行動驅力往 往會隨著特定事件的發生而起，影響或甚至主導事件的過程，而隨著事件的落幕而 息。而集體行動雖暫時平息，但背後的情緒卻未必消 失。
2. 透過申訴型論述觀察越南對中國的集體憤恨：以南海主權爭議為案 例
   越南民眾對於越南與中國在南海上的爭端所產生的憤恨情緒，容易因為越 南政府無法採取令我群滿意的報復行為或者無力向北京爭取公平對待，而轉向對越 南政府的失望與氣憤，進而引發對官方的信任危機。
   反中情緒轉變為對越共 執政之正當性的質疑，並非越南官方所樂見；且越南民間的集體反中情緒已然影響 官方對中政策的擬定，成為越南政府處理南海議題時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4. 結論
   越南統治菁英操控中國形象在越南內部的宣傳與建構，最初目的在於確保國 家認同的統一性，以及在與中國發生衝突時，透過民間反華聲浪宣洩憤怒情緒，但 同時又極力保持兩國共產黨之間黨際溝通管道的穩定。且越南領導階層試圖將民間 社會對中國的負面情緒轉化為愛國意識與對於政府的支持，這是因為面對多變的外 部環境，統治菁英需於其中尋找國族地位的定義。而定義的過程中，需要「他者／ 他群」來協助形塑這套愛國教育與統治正當性的論述。然而在國家利益與集體情緒 之間取得平衡點從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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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情緒的角度來討論中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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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時間拉久一點，就可以加入歷史記憶的部分下去討論了

〈中國銳實力對澳洲安全的衝擊：楔式戰略的觀點〉黃恩浩

1. 前言
1. 經濟外交
   北京在 2005 年版的《中國外交》白皮書中首次提出「經濟外交」 一詞來界定 未來的外交政策方向，此後這種以經濟力促進國家對外關係影響力的概念便成 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思維。北京的經濟外交可以說是一種柔性的「魅力攻 勢」（charm offensive）外交，其運用經濟、貿易、金融與投資等方式來影響 國際社會，以及強化共產黨與海外的華人社群建立緊密經濟關係，藉以干預當 地國政治與經濟來達成北京對外統戰之目的
2. 「銳實力」（sharp power）
   從威權國家發展出來具有 侵略性的軟實力，有學者稱為「中國因素」或「紅色滲透」等，而美國學者 Christopher Walker 和 Jessica Ludwig 將其稱為「銳實力」（sharp power）。
   西方學者與媒體認為其操作手法在於透過政治獻金、經貿投資， 以及對學術機構和媒體進行操控，來干涉他國內政和洗腦他國人民，以塑造一 個「親中」或「中立」的國家，並對抗「非親中」的國家為目標，也就是所謂 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作法。
   目前中共對海外統戰手法有三個 方面：第一、利用經濟關係操作政治影響力；第二、控制媒體與宣傳；第三、 推翻不利於中國的論述。其統戰組織相當龐大，統戰對象幾乎包含外國政黨、政治人物、媒體、學者、商人、學生 以及社會大眾等等
3.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究竟中國「銳實力」 如何影響著澳洲國家安全？澳洲對中國滲透的因應對策又為何？為了深入分析 此問題，本文乃嘗試以「楔式戰略」觀點來進行初步的探討。 
2. 中國銳實力背後的「楔式戰略」思維 
   學者 Timothy Crawford 認為，「楔式戰略」（wedge strategy）是一種「國 家在可以接受的代價下試圖阻止、破壞或弱化一個具威脅性或圍堵性聯盟出現 的戰略。」當這種戰略取得成功時，分化者（操作楔式戰略的國家）因為減 少對手國數量和弱化聯盟力量而達到建構安全環境之目的
   楔式戰略的運作 主要是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等資源，並輔以承諾、威脅、獎勵、處罰的方式，來顛覆目標國的內政團結與國際聯盟，以弱化或解除來自目標國 和其聯盟的威脅，這戰略可謂是一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此戰略可以說是崛 起中的國家為破壞特定國家聯盟內部團結、規避抵銷（countervailing）、外在 制衡（balance）或圍堵（containment）的重要手段
1. 研究國際政治中楔式戰略的必要性
   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理論幾乎是國家決策者在處理對外關係所要考量的重 要方向。權力平衡的運作包含「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與「外部平衡」 （external balancing）兩個方向，前者是指對內強化自己的軍事實力，後者是 指對外結盟，並利用「扈從」（bandwagoning）、「虛應故事」（balking）、「卸 責」（buck-passing）與「滲透」（penetrating）等方式抵制外部威脅，並削弱 的敵對同盟的團結力量。基於此，楔式戰略的操作與達成外部平衡息息相關， 銳實力可以說是外部平衡的一種應用與途徑，兩者在操作上可以是並行不悖的 關係
2. 中國楔式戰略在澳洲目標與類型
1. 國家行為者操作楔式戰略的目標主要包括： 
1. 「聯盟重組」（realignment）
   「聯盟重組」就是化敵 為友，將目標國從敵對聯盟中拉攏過來
2. 「聯盟解除」（dealignment）
   「聯盟解除」是指通過操作楔式戰略 使敵對聯盟不復存在
3. 「聯盟預阻」 （prealignment）
   「聯盟預阻」是指使敵對聯盟胎死腹中，防患於未然
4. 「聯盟分化」（disalignment）
   「聯 盟分化」是指通過以楔式戰略的運用來弱化敵對聯盟的威脅，並造成聯盟內在 衝突
   
2. 學者 Timothy Crawford 將楔式戰略大致分為「攻勢」和「守勢」 兩種類型
1.  攻勢性楔式戰略
   具有進攻意圖的國家通過採用楔式戰略來 減少被他國制衡的可能性，進而造成他國外部制衡策略失敗
2. 守勢性楔式戰略 是指，謀求阻止或分化敵對聯盟通過守勢楔戰略反制權力平衡、破壞潛在的威 脅者，並弱化或孤立主要威脅
3.  中國銳實力在澳洲的戰略作為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學者 Jonas Parello-Plesner 與 Belinda Li 日前發表《中國共產黨對外干預活動：美國和其它民主國家該如何 應對》（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報告，強調「跟共產黨跑的西方人」 （Western Enabler）助長中共國際影響力的擴張，表面指涉的是美國產官學研 各界許多重要人士，當然暗指其他國家的親中政要
1. 外交干預
   2015 年 10 月 16 日，嚴雪瑞因以一百萬美金賄賂前聯合國大會主席艾希 （John Ashe）等而遭聯邦調查局逮捕，並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紐約法庭被判 20 個月有期徒刑。同時，澳洲聯邦警察在她的住家搜索到很多澳洲情報機構 的機密文件。據報導，可能是烏瑞恩任職澳洲國 家（情資）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 ONA）時非法帶回家的文件，該批機 密文件包括「西方情報機構瞭解的中國情報機制細節」。嚴雪瑞也因此被媒 體公開認定是中共在坎培拉和華府的頗有政治影響力的間諜
2. 政治捐獻
   西方民主國家大都禁止外國的政治捐獻，但澳洲是唯一的例外。澳洲沒有 立法禁止外國捐款，使其國會議員甚至內閣成員都可能受到外國以政治獻金影 響澳洲政府政策制定的方向。中國富商在當地參與政治大多是以提供政治獻金 的方式為之。以金錢購買影響力，此亦成為中共滲透澳洲政治的重要途徑
3. 政策影響
   在澳洲政治捐獻有個特殊情況，亦即在非澳洲籍的捐款人中，中國人排第 一位
   
1. 黃向墨曾有一項最爭議的政治捐款，就是在 2017 年澳洲大選前，黃向墨承 諾要捐 40 萬澳元給工黨，但就在投票前幾週又撤銷此承諾，原因是當時有工黨議員在演講當中提到，澳洲政府應該參與美國以自由航行為名的南海巡邏行動。 黃向墨認為這議員的言論是對北京在南海主權主張進行嚴重挑戰。相反的， 澳洲參議員 Sam Dastyari 因接受黃向墨的金援而在國會替中共南海政策辯護， 因而被迫辭參議員職務
4. 港口租借
   洲北領地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與中國嵐橋集團（Landbridge Group）簽署 了總值 5.06 億澳元的租賃權協議，將達爾文港（Port of Darwin）碼頭與設施等 租賃給這家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關係密切的商業集團。澳洲軍方高層對這集團獲 得北領地達爾文港口 99 年的租賃權表示關注
5. 科技剽竊
   中國解放軍在過去的 10 年間共派遣了多達 2,500 名具軍方身分的「研究人 員」，前往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德國等國，以留學、學術交流與合著 學術論文等方式，參與並蒐集最新的軍事相關科技。澳洲與美國於 2012 年的美 澳武器條約中，已經將澳洲大學研究納入管制範圍，但是中國國防大學仍藉由 合作開發之名義，派遣軍方人員赴澳洲進行研究交流，從澳洲大學重要國家科 學研究項目中，有系統性剽竊大量技術並轉移至中國軍方，這被中國《解放軍 報》稱為「異國採花，中華釀蜜」的策略。相關研究項目包括：太空、人工智能、 無人車和電腦工程等在內的敏感領域，而這些技術可能有助中國軍事科技能力 的提升並且運用在戰場上。
6. 學術操縱
   一般人總是認為學術圈是比較中立的，學術界能以獨立而且客觀的方式進 行中國研究，以及提供評論中國的正面與負面看法。然而，中立的學術界對中 共而言好處更大，因為控制學術界可以形塑對中國當局有利的公共輿論，所以 中共一直沒放棄對學術界的滲透。
7. 煽動留學生
   中國是向西方國家輸出留學生的主要國家之一，大批留學生不僅增加當地 大學高等教育經費，也提供充分高級學術研究人力。在中共海外情報工作架構 下，留學生是最可以利用的對象。目前，中共對海外中國留學生的監控至少有 以下兩層面。
1. 監控中國留學生組織
   除廣設孔子學院外，目前中國在西方主要大學都有成立「中國學生學者聯 誼會」（簡稱學聯），很多大學的學聯在組織章程或網站中的介紹都有說明是 接受中國駐該國外館的指導。值得注意的是，學聯的學生幹部幾乎都是忠黨愛 國的共產黨員擔任，他們是中國外館與學聯之間的橋樑。中國外館會向學聯提 供活動經費與諮詢之方式對其直接管控，利用學聯來監視社會運動、法輪功與 其他異議人士等，並藉以獲得最直接的國外相關情報
2. 利用中國學生愛國心
   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所長費羅 （Merriden Varrall）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對澳 洲開放風氣的威脅」的評論文章，提到關於中國領事館監控當地中國學者與留 學生，並鼓勵舉發那些對共產黨的異議人士。澳洲境內目前有約 15 萬中國留學 生，由於不少留學生已將中共意識型態內化並代表北京立場，所以會對大學課 堂中的日本議題、兩岸議題、西藏問題、南中國海議題和人權議題等，感到憤 怒和反感，並試圖影響課堂中的自由論述
4. 澳洲對中國銳實力入侵的因應作為
1. 強化情報組織
   澳洲憂心外國政治干預，將影響國家安全；對此，澳洲安全情報組織 （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ASIO）擬全面清查情報體系。 此次清查計畫將由澳洲前情報局長理查森（Dennis Richardson）主導，將針對 國家、地方情報機關如何共享訊息、情資等進行檢視，國內外情蒐相關單位也 將配合這次清查
2. 成立反間諜部
   澳洲內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目前成立了一個國家反間諜部門 （National 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Division），將澳洲安全情報局（ASIO）、 聯邦警察 (AFP）、國防部、外交貿易部和其它關鍵的政府機構聯合起來，以共 同對抗外國間諜行動。澳洲政府於 6 月份在內政部直接設立「國家反外國干預 協調官」（National 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Coordinator）一職與澳洲的反恐 怖主義協調官職位類似，從事有關反外國間諜政策、行動和社區互動方面的工 作，以提高應對外來威脅與顛覆的反應能力。
3. 立法防止顛覆
   因為澳洲缺乏相關的國家安全法來規範不透明的外國政 治獻金，所以澳洲當局去年推出《選舉法修正案》（選舉資金改革法案）試圖 將國內外的政治獻金區分開來，遏止外國勢力干預內政。此外，澳洲政府也效 法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的立法和應用 情況。實際上澳洲所要推動的是《國家安全法修正案》，內容包括：《反間 諜法》（Anti-Espionage Law）與《反外國干預法》（Anti-Foreign Interference Law）。
   在新法案中，所有外國企業或個人不得提供政治獻金，為外國或外國機構工作的人士需註冊，而干擾澳洲民主發展、政策方向、政治權利或義務的 行為，即使不涉間諜行動，亦會被視作犯罪，這法案來源基本上是跟美國的《外 國代理人登記法》是雷同的
4. 加強民主教育
   澳洲政府以立法 方式作為防範措施並無法全面反制外國干預、滲透與顛覆。面對中國統戰手段， 民主國家可藉由教育提升公民社會的民主價值，並強化個別公民的民主意識， 以維持一個透明且自由開放的政治社會，而這可以說是因應中國統戰的最佳防 禦方式。
5. 鞏固同盟關係
   澳洲國家安全主要 是建立在與以美國為首的同盟關係，澳洲發表的《2016 國防白皮書》與《2017 外交政策白皮書》內容中，都強調要確保以及強化美澳同盟是澳洲的外交戰 略主軸，並以此為建構穩定的澳中關係的基礎，顯然澳洲仍是以美澳同盟為其 與中國互動的安全保障。
6. 轉移經貿市場 
   澳洲當局在 2018 年 7 月更公布了一項《印度經濟戰略 2035》（An India Economic Strategy to 2035）報告，內容明確表達澳洲應改善現階段經貿過度依 賴中國市場的現況，並計劃到 2035 年要將印度提升為澳洲前三大出口標的，以 期降低澳洲經濟發展中過度依賴中國所帶來的危機
5. 結論
   民主政治貴在寬容，然而已故的政治哲學家 Karl Popper 在《開放社會及其 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中提到「無限的寬容必將導致寬容 的消失」（Unlimited tolerance must lea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olerance）。換 言之，若對中國共產黨無聲入侵的姑息，必將導致民主價值的崩壞，因為對民 主信仰與價值的破壞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筆者認為澳洲案例經由媒體報導已 經喚醒了很多民主國家的政府與人民，並激勵他們去重新審視在其國家邊境內 中國的各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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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中國以那些方式影響澳洲國防、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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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這些行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個大型的意識形態戰爭，透過各種方式來塑造有利於自身的輿論環境，並以之透過開放的言論環境與選舉來影響政治，最後干預國防、外交
但是這顯然需要漫長的時間，成效有多少實在很難看出來，輿論影響顯然也很重要，但該篇不怎麼談到

〈民主集中制和國家官僚制〉袁剛

1. 前言
1. 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的陈述解释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2.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有同样解说，并且解说得更详细。
   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2. 列寧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觀點和民主集中制的實質
1. 列寧認為，俄國黨不可能像德國等西歐國家議會黨團那樣，公開努力贏得選票，合法地爭取政權；相反，黨必須是小規模秘密地由職業革命家組成，在統一的指揮下有嚴密紀律的組織
   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中，列寧特別強調行動一致。他認為：“工人階級的力量就在於組織，不組織群眾，無產階級就一事無成。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就無所不能。組織性就是行動一致。實際行動的一致”。他一方面強調少數要服從多數，另一方面也主張少數人在服從多數、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有“舌頭的自由”，可以在黨的書刊上發表反對言論。他說：“行動一致，討論自由和批評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定義。”同時，他注重集體領導，不實行個人集權，強調只有黨的代表大會才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代會應該定期召開，以便會商並集中統一各種意見，此即所謂發揚民主。列寧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民主制與集中制的辯證統一，民主脫離集中會成為無政府主義，集中脫離民主則會成為官僚主義，因此，實行民主集中制就必須同無政府主義和官僚主義劃清界限。
2. 1921年斯大林提出：“共產黨是蘇維埃國家內部的一種聖劍騎士團。”從此，黨高居於蘇維埃之上，以黨代政，黨管幹部，黨政不分，黨和國家的一切組織機構都實行民主集中制，凡有人群有組織的單位都設立黨委和黨支部，黨領導一切，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
3. 國家官僚制和特權集團的形成
1. 在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中，“官僚制”一直是作為貶義詞來使用的，其本身被看成應努力克服的對象。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廢除了私有製及其基礎之上的階級社會，保護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國家將隨之解體，因而不會直接從勞動者中分離出具有特殊利益和特殊目的的官僚階層
2. 考茨基說，蘇聯實行的是“國家官僚制”。1922年考茨基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及其綱領》一書，除就革命和專政等問題提出了與列寧不同的看法外，專門談到了蘇聯的官僚制問題。他認為，“馬克思所提出而為列寧所採取的那個要求，即任何擔任公職的人都不能取得比普通工人工資更高的薪俸那個要求就是行不通的。這個要求與無產階級的感情和我們的社會主義觀點的確是符合的。但是它與那經常在貫徹著的經濟要求是不相容的”。考茨基反對蘇聯不僅在黨內而且在國家生活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推行國家官僚制的集中管理，認為國家官僚制“敵不住資本的競爭”，因為“國家官僚制是笨拙的，不經濟的，沒有辦法來為各個特殊職能選擇最適應的人選，而且是極端保守的”。一句話，是沒有效率的。考茨基甚至認為，國家官僚制還不如資本主義官僚制，因為“在一切社會中，國家官僚制在解決問題時是惰性最大的”
4. 國民黨引進蘇聯黨政模式之得與失
1. 20世紀20年代，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蘇聯黨政模式便傳入中國，不僅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無條件地接受了蘇聯經驗受其指導，而且國民黨也有條件地接受了蘇聯經驗並移植了蘇聯黨政體制。
   1924年1月22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聘任俄人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國共合作，共產黨員得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此即所謂“容共”，而非“聯共”。當時，國民黨大，共產黨小，革命核心是國民黨中央，但革命的靈魂是“以俄為師”。
   孫中山採取了列寧的組織策略，拋棄了歐美政黨模式，採用俄式科層制集權管理：總理制與委員制結合，在各地普設黨部，軍隊設政治部，派黨代表，各地黨組織選派代表到中央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當選者”竟包括諸多共產黨人（如毛澤東），實際上是事先協商好了任命的。1924年7月11日，國民黨又在中央委員會之上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筒稱“中政會”，相當於政治局，成為實際上的權力中心。隨即又設中央軍事委員會，即中央軍委，中央軍委主席逐漸成為最有權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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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民主集中制的淵源，從列寧到中共到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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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共產黨厭惡資本主義官僚，崇尚民主，但為了扳倒資本主義，必須透過集中制來團結黨的力量，但因為不想背離民主，還是在前頭加上民主兩字，隨著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掌權之後，將黨內原則應用於國家層面，就形成國家官僚制

〈美中臺三角關係： 改良的戰略三角分析法〉沈有忠

1. 前言―兩岸關係的研究現況
1. 在日益繁瑣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兩岸關係的研究極其複 雜，這是受到以下幾個原因所影響
1. 議題多元而且彼此關係緊密
2. 兩岸關係的行為者不只兩岸
   美國甚 至日本對兩岸關係的介入，也都會影響均衡的維持或發展
3. 兩岸關係敏感而 且變化迅速
4. 兩岸關係涉及多層次，這是因為兩岸關係不只是討論彼此交往的情況，更是 影響兩岸各自內部政治發展的變數，而全球化之下，兩岸關係更是國際體系中備受 矚目的議題
2. 戰略三角的理論緣起與應用
1. 戰略三角 在應用上有三個前提條件：
1. 戰略三角關係成立，必須有三個主權各自獨立的行為 者，而且它們在戰略上有相當的密切性
2. 三角關係構成三組雙邊關係，而任何一 組的雙邊關係都會受到另兩組雙邊關係的影響
3. 戰略三角關係一旦形成，任何一 個行為者都會藉由與另外兩個行為者的合作或對抗來趨利避害
2. 在戰略三角的分析途徑中，任何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是由「內在 因素」（Endogenous factors）和「外在因素」（Exogenous factors）所決定
1. 內在因素
   指兩個行為者彼此在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相互作用會對彼此 的雙邊關係造成影響。內在因素因為包含了各種不同的國家利益，因此彼此之間並 不一定相互一致或吻合。
2. 外在因素
   指兩個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受到第三者分別與這 兩個行為者之間另外兩組雙邊關係的影響，其中包括三種「延伸關係」（derivative relation）
   延伸關係指的是本國對他國的態度是由本國和第三國之間的關係來決 定。
1.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即負負得正）
2. 「朋友的 敵人是敵人」（正負得負）
3. 敵人的朋友 的態度
1. 如果敵人之友力量薄弱，或是冥頑不靈，則適宜對之採取 敵對或制裁態度，也就是「敵人的朋友是敵人」
2. 如果敵人之友具備相當實力， 或是態度上有若干彈性，則應該加以拉攏來瓦解對手的聯盟，即「敵人的朋友是朋 友」
4. 
   
   
3. 在三方的互動過程裡也有一些 行動的準則必須具備，才適合運用戰略三角進行討論，這些準則包括
1. 三方基本 上是處於一種既合作又對抗的情況
2. 己方均利於與他方合作，而不利於與他方對 抗，也不利於另外兩方間之合作，但卻利於另外兩方間之對抗
3. 任一方均不利於 另外兩方中的一方對另一方之影響力與支配力變大，更不利於上述影響力與支配力 形成一種危害到弱勢一方生存安全的情勢
4. Lowell Dittmer將賽局的概念引入戰略三角，並將三 角關係依照相互間友善及敵對之不同所做的分類，可以歸納成三邊家族（M, 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Romantic）、結婚（Marriage）與單位否定（Unit-veto）四種類 型，其圖形分別表示如下：
   
   
5. 戰略三角中的角色與優越順序
   
   
   
   
6. 戰略三角的角色提升與類型變化的通則
   包宗和進一步將三角關係操作化，分別針對前述的六種角色計算各自的「效益 得分」，以簡單的數學加總關係來表達角色的優越順序。在上述四種戰略三角類 型中，雙邊關係如果是友善，則彼此獲得+ 1分，若是雙邊關係敵對，則彼此獲得 - 1分，這裡的+ 1分或是- 1分是指相對位置之兩方所獲得的效益。
   而整個三角關係的 效益得分計算方式是：自己與另外兩方雙邊效益的加總，再減掉另兩方間之雙邊效 益。
   依據其計算方式，包宗和得到的結論是，從「孤雛」到「樞紐」依效益得分從低到高可以分為四級，分別是：樞紐( + 3 )＞朋友、伙伴( + 1 )＞側翼、敵人( - 1 )＞孤 雛( - 3 )。
   
   
   
   
3. 戰略三角應用在兩岸關係上的侷限性與改良後的模型
1. 討論假設性條件
1. 戰略 三角對於三個行動者的強弱大小是不處理的。但事實上，國家實力的強弱作為國際 關係中重要的變數，是難以被忽視不談
   戰略三角中的三方關係是基於三者權力趨於對等的情況 下才能有效的演繹其結論，一旦出現權力不對等的情況，除非有其他因素支撐三者 的競合關係，否則戰略三角就難以適用。
   相對權力大 小的差異，雖然不會改變效益排序的結構，但對三者而言，友善與敵對絕對不會帶 來完全相同的效益。舉例來說，對臺灣而言，由於美國是最重要的依靠，而對美國 而言，臺灣只是戰略棋子的角色，因此對雙方而言，不能以相同效益來解讀。相同 的，對美國而言，與中國的友善如果給+1分，那與臺灣的友善就絕對不及+1分了。 這正是相對權力大小不一致所造成的效果。雖然不會改變演繹結果的效益排序，但 其間利益的落差與風險評估，卻會影響角色提升與轉換的意願。
2. 戰略三角的兩兩角色關係，是以友善和敵對來做二分
   後冷戰時期，由於經貿全球化速度飛快，在冷戰時期的 國際關係或可以友善與敵對來做絕對關係的界定，但後冷戰時期經常出現「既友善 又敵對」的複雜關係，已經成為常態，而戰略三角的分析就必須在這個地方做出調 整，否則難以精確討論三方互動的動態邏輯
   因此，戰略三角將三方關係化約為友善與敵對 兩種關係，雖然符合演繹的簡約需求，但卻難以滿足推論上的精確。
3. 戰略三角中的友善與敵對態度假設行為雙方是一致的，亦即當友善出現 時，是假設雙方均對對方友善，而敵對則是雙方均對對方敵對。這樣的假設在實際 案例的適用性上也出現值得討論的地方。雖然友善和敵對態度會影響彼此對對方的 態度，但仍不能排除「單方友善」或「單方敵對」的特殊情況 
2. 本文認為，三角關係若用一個簡單的函數關係表示，不但能 處理權力不對等的問題，也能考慮各種面向的交往權重。我們假設彼此都具有一個 「友善程度」（F）
1. 「安全利益友善度」（S）
   假設安全利益中最為友善的情況為結成軍事同盟關 係，而最不友善即為宣戰狀態，分別由- 1與+ 1表示，因此安全利益友善度S的值介 於- 1與1之間
2. 「經 濟利益友善度」（E）
   經濟利益方面，假設最友善為開放己方市場為對方的自由貿易區， 最不友善即為經濟封鎖與制裁，與安全利益一樣，E值是介於- 1與+ 1之間
3. F = P*[nS + (1-n)E+ e]
   安全 利益與經濟利益因為國際環境條件的變化或是各自關注的強度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 「權重」（以「n」表示），這些權重以百分比來表示，加總後則為1（n , 1 ≥ n ≥ 0），最後再加入一個殘餘值（e）表示其他可能不屬於安全與經濟利益的變數。在 這些變數決定之後，將相對權力（P）作為所有關係加總後的權重（1 ≥ P ≥ 0）， 用以強調權力大小在彼此友善程度上的影響力。
4. F UT ＝ P T*[(n UT*S UT)+(1- n UT)* E UT+e UT]
   我們將「美國對臺灣的友善程度」以F UT標示，臺灣的相對權力 權重以P T標示，美國對臺灣的安全友善度以S U T標示，而經濟友善度則為E U T，而對 臺灣的安全友善加權值標示為n UT，最後，影響美國對臺灣友善程度而不屬於安全與 經濟議題的變數標示為e UT
5. 戰略三角下的彼此友善程度與認知
   
6. 這個模型可以將戰略三角的分析進一步細緻處理，特別是將彼此的關係以一組 連續變數表示，而不是名目變數，有助於更接近現實的分析與比較。此外，這個改 良後的模型也將戰略三角的三邊關係轉換成六組關係，更符合現實上單邊依賴或是 單邊友善的事實。不僅如此，由於是以函數關係處理變數的相對關係，因此可以依 據事實的演進、單一事件或偶發事件來隨時調整相對數字的大小，對於解釋友善與 敵對的態度而言，較能存在比較的空間，而非只是單純的二分法處理
4. 改良模型下的美、中、臺三角關係
1. 綜合國力而 言
   三者的排序關係是：P U> P C> P T 
2. 安全權重的排序
   n TC> n TU> n UC> n CU> n CT> n UT
3. 經濟友善度
   E CT> E UC> E CU> ETU> E UT> ETC
4. 安全友善
   S TU> S UT> S UC> S CU> S TC> S CT
   
5. 最後一組變數是影響彼此友善度但不屬於安全與經濟議題的變數。這個部分 由於影響均極為細微，因此我們僅考慮美國會考量中國的人權問題而給予負分，中 國也因為相同因素而會有一樣強度的負面考量，但影響彼此友善與否的程度是很小 的。其他對於臺灣的影響均極為細微，在模型中選擇不予考慮
6. 加權與計算各種變數後的戰略三角關係
   
   
   
7. 在權力不對等的影響下，這一組的三角關係 中，美國和中國都不會花太多成本來處理對臺關係，而是直接處理雙邊關係，即使 對臺政策有所調整，可能也只是為了向另一方做一些間接的態度表示。除此之外， 基於中國的崛起，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也逐漸朝向彼此均強化友善的趨勢發展，對美 國而言是基於安全考量，而對中國而言，除了安全考量之外很大的成分也是基於經 濟因素。
5. 結論―臺灣的角色提升
1. 本文提出的改良式戰略三角，主要是希望針對這兩個盲點加以補充，希 望能增加理論解釋上的廣度和範圍。改良後的戰略三角模型有幾個特徵
1. 新 的模型以六組關係來呈現三角關係，能夠處理彼此矛盾或強弱不一致的單邊關係， 而不是以一個符號來決定兩兩關係
2. 改良的模型保留了議題決定的彈性，換句話說，函數中的變數可以依據研究的需要或是現實條件的變遷而做調整。
3. 模型中以函數處理雙邊關係可以凸顯其強弱不一致的差異比較，尤其是處 理角色之間大小不一致的影響。在本文的分析中，三邊的六組關係各自有其強弱差 異，而相對權力的大小差異也能在新的模型中討論其影響力，這也是傳統的戰略三 角所無法討論的問題 
4. 對於戰略三角延伸討論的角色提升問題，新的模型也 能提供更動態也較為直接的討論
2. 對於臺灣而言，爭取在戰略三角提升效益的途徑有兩個
1. 使美國與中國 對臺灣的友善程度均做提升，也就是在模型中設法提高F U T與F C T的數值
   在提高F U T與 F C T的數值上，可以經由以下三種方式達成
1. 增加臺灣自身的相對實力，也 就是提升P T的值。由於彼此的相對實力具有決定友善程度的加權效果，因此提升自 己的實力是設法在戰略三角中取得更為優越位置的首要方式
2. 在對美國而言 （F UT），加強在安全議題上提供美國的支持將比加強在經濟議題上提供美國支持更 能換取美國提高對臺的友善程度
3. 對中國而言（F CT），加強在經濟議題上提供 中國的支持，將比加強在安全議題上避免與中國的衝突，更能換取中國提高對臺的 友善程度。
2. 降低美國與中國對彼此的友善程度，也是降低F U C與F C U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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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修改過往討論美中台關係的三角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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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作者提出來的戰略三角比起吳玉山或是包宗和的三角戰略，能解釋的東西差不多，還比人家複雜，雖然是修正，但這個修正的效益好像不太大
我覺得最好的修正是能比對方解釋更多的事態，與未來預測的模型

〈韓國的中國政策〉李明峻

1. 前言
   中國是韓國最重要的鄰國之一，究竟在韓國的思維是如何看待中國？ 韓國如何詮釋中國崛起所引發的新地緣環境變化？中韓如何在新的環境中 維護和實現各自的現實利益？這些都需要地緣政治學的考察和分析。本文 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對此進行粗淺的探討
2. 地緣政治學與中韓關係
   地緣政治學屬於動態的，著重事象之演化，其研究對象包括： 國家形成比較、自然環境對民族性格之影響、國家生長趨勢、國力消長、 國家政治核心、國內拓殖與國外移民、國與國間之政治摩擦，以及種族、 國民與人民等議題
   
1. 二次大戰後，地緣政治理論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美 國，轉為關注地緣空間與國際政治權力的互動關係，或地緣政治的空間結 構，為美國的對外戰略決策提供理論參考。至於俄羅斯的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則是將俄羅斯界定為一個與歐洲和亞洲鼎足而立的 特殊地理世界，以此探討其本國對外戰略與政策，反映俄羅斯自身的地緣 特性和戰略需要（粟瑞雪，2010）。法國的地緣政治理論研究則強調地理 研究的整體性，深具人文主義色彩，反映法國社會科學研究中人本主義學 術傳統的深刻影響
3. 地緣因素對中韓關係的影響
   
1. 由於地理上的鄰近，也使得韓國和中國歷史上必然發生合 縱連橫。中韓有時衝突，有時合力抗日，但更常存在的是朝貢關係。韓國 肯定中國在朝貢體制下給予朝鮮半島安全庇護
2. 韓美同盟的存在深切影響中韓關係的發展。由於復國以 來即受到美國的支援，連韓戰也是依賴美軍協助才得以驅逐北韓，因此韓 國政界、外交界乃至學界普遍有美式思考，認為只要韓美關係良好，其他 問題就迎刃而解。在此情況下，韓國的對中關係被設定為韓美同盟的補充， 而不是獨立的雙邊關係，或者與韓美平行的關係
4. 中韓關係的地缘矛盾
1. 高句麗歷史問題
   2003 年 12 月，「韓國古代史學會」等 17 個學會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高麗史是以滿洲和朝鮮半島中北部為活動舞台，從古代朝鮮經三韓時代而 發展到統一新羅和渤海，形成韓國史巨大洪流的一部份，因此批評中國的「東 北工程」是一種「霸權主義歷史觀」，與日本修改教科書歪曲歷史無異。其 後，《朝鮮日報》在社論中指出中國此舉必有政治企圖。南韓分析家認為中 國是要重新確認與朝鮮族居住的東北地區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製造介 入北韓地區的理由，隱含高度的戰略意圖。此點顯示雙方衝突已提升至陰謀 論的層次
2. 北韓難民問題
   北韓由於政治獨裁、 經濟情況惡劣，導致許多北韓人民透過非正常管道逃往別國。這些「脫北 者」過去是因為政治理由而亡命，但現在主要是因為在朝鮮的生活過於艱 苦而離開。中國出於政治上的考量，在 2012 年以前對於逃到中國的脫北者， 一直將其看做非法入境者，否認他們是難民，從而不顧韓國等國際社會的 反對，多次將脫北者遣返北韓。2012 年 2 月 17 日， 韓國部分政府人士和團體舉行示威活動，以抗議中國政府遣返在東北地區 逮捕的幾十名朝鮮脫北者，要求中國政府從「人道主義」立場停止此項遣 返
   
   對南韓而言，中國不僅是第一大貿易夥伴，2011 年雙方貿易量高達 2 千億美元，而且北韓去核化的問題也需要中方配合與合 作，因此韓方當然不願因脫北者問題，影響韓中關係的發展。然而，韓方 也無法忽視基於憲法，北韓人民具有公民地位的法律事實，此問題凸顯韓 中不對稱的外交關係。
3. 領土爭議
1. 間島問題
   間島是韓國人對中國與北韓界河圖們江（韓國稱為豆滿江）以北，海 蘭江（韓國稱為土門江）以南的中國沿邊朝鮮族聚居地區的稱呼。越來越 多的韓國民族主義者認為間島是韓國領土，為中國所侵占，韓國應收回這 塊土地。歷史上間島之爭的起源是朝鮮國王認為圖們江和土門江是兩條 江，中朝界河是土門江（指中國的海蘭江）而不是豆滿江（指圖們江）， 從而出現兩江之間的「間島」主權問題。間島是指圖們江以北，海蘭江以 南的中國延邊朝鮮族聚居地區，包括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縣市，歷 史上滿洲國曾在這一地區設立間島省
2. 蘇岩礁問題 
   蘇岩礁位於公海水 域，屬江蘇外海大陸礁層，也處於中國、韓國和日本 3 國專屬經濟區的重 疊區，距中國東海海礁領海基線 132 浬（245 公里），離江蘇南通和上海崇 明島約 150 浬，距舟山群島最東側的童島 132 浬，距韓國濟州島西南 82 浬， 距日本沖繩縣最北的硫磺鳥島 151 浬。
   
   蘇岩礁是東海的一個水下暗礁，韓國政府 1952 年提出「李承晚線」， 將獨島與蘇岩礁劃入韓國海域。雖然此一主張並無任何外國承認，但 1970 年韓國國會通過『水下資源開發法』，將蘇岩（離於島）劃入其「第四水 下開發區（Fourth Mining Field）」。從 1995 年起，韓國在此興築建物，2001 年 1 月 26 日，韓國地理院（Korea Institute of Geology）為拓展海洋專屬經 濟區，將蘇岩命名為離於島。自 2002 年起，韓國又投資 212 億韓圓擴建高76 公尺（水下 40 公尺，水上 36 公尺）的建築物，稱為「韓國離於島綜合 海洋科學基地」，目前南韓政府已將其視為國土延伸，在附近海域開始資 源勘測，派出飛機和艦艇巡邏。
5. 韓國對中政策的轉變
   南韓對外關係的理念、政策主要分為保守派和自由派（Hahm, 2005）， 兩者最根本差異是對北韓的政策（劉德海，2009）。以往歷屆南韓保守派 政權皆視北韓為首要敵人，所以內政外交都以對抗北韓為主要考量，但其 後自由派政府推動與北韓交往的路線，力圖與平壤構築友好關係，此點使 得對北韓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在南韓對外關係方面的重要性大為提升，韓 中關係因而在自由派執政 10 年期間大為強化。在自由派執政期間，南韓的 中國政策因雙方對北韓政策的高度同調，故無論在政治、安全或經貿等方 面，南韓與中國幾乎都是聯手對付美日的局面。
1. 金大中
   1998 年 11 月，韓國總統金大中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中 韓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等多項條約協議；2000 年 10 月，中國總理朱鎔基對 韓國進行正式訪問，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引渡條約』。
2. 盧武鉉
   盧武鉉政府希望北京在朝鮮半島事務發揮影響力，並全力支持 中國成為北韓與美國間的調人，以及在北京舉行三邊會談與六邊會談，而 此點與美國小布希政府對平壤的以壓促談策略相左，結果促使其進一步加 深對中國的依賴。2005 年 3 月，盧武鉉總統揭櫫所謂「東北亞均衡者論」， 公 開 宣 稱 南 韓 有 意 在 美 中 和 中 日 三 國 兩 強 間 求 取 平 衡
3. 李明博
   2007 年 12 月保守派的大國黨候選人李明博在總統大選壓倒性 獲勝，結束自由派 10 年的執政。儘管韓中關係仍維持穩定16，但兩國關係 已因國內外因素的改變而由蜜月期進入試煉期。尤其是由於李明博政府將 修復韓美同盟列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同時在外交上偏向美日韓價值 （自由民主）同盟，以及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因而使南韓與中國的關係 出現質變
4. 朴槿惠
   2013 年 2 月 25 日，韓國女總統朴槿惠於 正式宣誓就職，她採取調和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做法，表示要與周邊美國、 中國、日本、俄羅斯等四國加強互信，特別是她有意提升韓中關係，甚至 可能達到與韓美關係並重的程度。朴槿惠在加強四大國關係的排序上，與 李明博五年前時提出「四強外交」時，稱要「與美國、日本、中國、俄羅 斯等國」加強合作，此次朴槿惠將中國放在日本前面。從目前來看，朴槿惠政府對韓美關係和韓中關係都很重視，幾乎達到並重發展的程度
   朴槿惠有意提升韓中關係，首先是由於經濟上的需要。目前中國占韓 國對外貿易中的第一位，中國名符其實是韓國真正需要的大國；其次，是 考慮到北韓核武問題和東北亞安全。對中國政策方面，朴槿惠的態度可能 是「合理保守」，就是說不同於李明博批判中國對朝態度的政策，朴槿惠 可能對中國的對朝政策表示理解。朴槿惠認為，在世界中心從美國移動至 亞洲、中國的海洋崛起以及日本政界的右翼走向等背景下，韓國不應放棄 在美、中、日、俄四國間的外交平衡戰略
6.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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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韓國與中國的地理爭議、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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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關係的WIKI

〈「中國式民主制度」的生成動力：內生性制度變遷的解釋〉李酉潭、張芳華

1. 前言
   本文將以人大組織制度、黨代會常任制(the permanent system of the party congress)、村委會組織制度作為「三大民主」制度的分析指 標，主要觀察此三個制度從 1979-1998 年的發展情形
   本文試圖回答，當鄧小平強調政治改革有其重要性，政治上 應發展民主制度時，為何這些制度生成的時間卻有所不同？相較於另 兩種民主制度，黨代會常任制為何至今無法施行於全國？究竟有哪些 因素影響了「三大民主」制度的施行？
2. 制度生成動力的解釋
1. 外生性制度變遷觀點的不足
1. 外生性制度變遷
   外在環境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制度的創設 與發展
2. 和另兩個民主制度相 較，黨代會常任制的發展時期，GDP 年增長率更高，就經濟發展邏輯 而言，理當優先發展，並施行於全國，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由此可 見，外在動因的論據是不足的，難以解釋為何黨代會常任制的發展處 於經濟成長率較高時期，中共黨中央卻不顧黨員的民主需求，不願將 黨代會常任制正式制度化。由於「外生性動因」解釋不足，本文認為 應將焦點轉向內生性制度變遷的觀點上
3. 「三大民主」制度生成時間與 GDP 年增長率
   
2. 內生性制度變遷的觀點
1. 內生性制度變遷
   生成動力是來自構成制度本身或是制度內部的各 項因素 
   制度本身為分配的工具，在權力競逐或妥協下所建立的制度，會 因稀少資源分配予特定群體，而使某些群體受益，某些群體利益受 損
1. 權力結構論點認為，當制度下的劣勢團體能組織團結在一起，且 維持現狀者的否決權力較弱時，便能改變既有制度
2. 「制度特質」亦 影響制度變遷的方向，相較於明確的制度內容，當制度內容模糊時， 行動者可自行詮釋並執行既有目標，則不需立即改變既有制度
3. 觀念啟發觀點假 定能動者(agent)行為背後是受到觀念、信念所驅使，當支持制度的觀念 改變時，支持制度的行為便隨之改變，原本產生制度穩定性的「自我 強化作用」，將逐漸停止，產生制度變遷
4. 「制度間不協調」假定不同制度是因不同的目的而創設，故制度 間並非處於協調狀態。當制度間相互牴觸、干擾時，便會開始修正、 整合既有制度，產生制度變遷的動力
5. 「權力結構」觀點假定社會上有具關鍵影響力的能動者，當不同 能動者欲達到特定目標，而相互展現其影響力時，便會發生衝突。決 定成敗的關鍵，便在於不同能動者權力的多寡
2. 歷史制度論
   歷史制度論對於制度的「常」與「變」能提供一套思考觀點
1. 「常」是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觀點，認為一開始制度 的建立會限制之後制度的發展路徑
   其路徑依賴原因在於一方面當制 度既已產生，行動者便會使自身適應此制度，進而增強制度的穩定 性，此稱為自我強化反饋效用(self-reinforcing feedback)。二方面制度 運行愈久，欲改變既有制度、路徑，需要投入更多成本，並會面對無 法確定替代路徑是否更好的難題。
2. 「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則用來解釋制度的「變」，是指具有偶發性(contingency)的一段時間，在 此時期，制度易產生改變，而偏離既有路徑
   
   如何發生改變，則 與當時權力結構變動有關，當改變既有制度的權力聯盟對新制度的期 望效用超過實行新制度的成本與不確定性時，會造成制度變遷。反 之，則依賴既有路徑
3. 本文分析架構
   「觀念啟發」、「紅線區」與「權力結構」觀點，是從關鍵能動 者創建制度的動機與能力出發，三種論點並非互斥，而是相互補充。 本文認為從「觀念啟發」的解釋中，可將馬列主義、毛、鄧的思想視 為關鍵能動者發展制度的合法性動機來源，「紅線區」代表政治改革 中不容許被更動或改變的區域，是引導能動者思考制度發展的底線， 亦是合理性的動機來源，但關鍵能動者的能力也同樣重要，若制度觸 及改革「紅線區」，在權力傾向支持改革派的結構下，制度或許亦能 產生
1. 「三大民主」制度生成概念圖
   
3. 「三大民主」制度生成原因
1. 人大民主內涵、制度起源與功能
   人大民主意即中國人民委任人大，並透過人大執行與監督國家權 力的民主制度。在人大制度中，其運作是透過選舉集中人民意見，並 在集中的指導下實現民主
   由人民選舉縣級及以下人大代表，再由民選的縣級人大代表間接逐級選出省 級與全國人大代表，以組成政府
   全國人大雖名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實際上全 國人大代表反受黨委成員所監督，常委亦受黨組所控制，往往所選出 的人大委員長即為黨組書記，黨中央並可透過黨代表大會、黨中央會 議、協商會議等方式來決定全國人大的會議內容
2. 黨內民主內涵、制度起源與功能
   黨內民主意即透過民主集中方式，使黨內成員能平等並充分地批 評與討論黨內議題，以監督黨幹部與黨務的民主制度，雖然又可再區 分為黨內事務的平等參與和民主集中制下的組織形態，但本文所探討 的黨代會常任制其實即包含上述兩種意涵，或可說黨代會常任制是由 涉及參與面向的「黨代表任期制」、「黨代會年會制」和組織面向所 組成
1. 理論上，就權力授予觀點，黨員參與投票並授予黨代會權力，黨 代會授予全委會權力，全委會授與常委會權力，故三會的權力關係應 是黨代會權力分別高於全委會與常委會，但由於黨代會每年僅開會一 次，故使得黨代會的權力虛置，已呈現「倒運行」現象，常委會實質 權力高於黨代會。亦即在此階段，黨代會常任制的理論面與實際面具 有極大的落差，這近似於制度變遷模式中的「轉變」模式，但仍有差 異存在。
   深究此制度至今無法正式施行的原因，是因為此制度違反民主集 中制「四個服從」原則中的「全黨服從中央」原則。因為若黨的各級代表對於黨書記具有實質監督權，則黨委與黨書記將無法如以往一 樣，將全國黨代表與各級黨代表當成通過決策的橡皮圖章來使用，勢 必遭受黨代表動用監督與罷免權來抵制。雖然權力制衡關係的改變不 會破壞共黨領導原則，卻會開始危及黨高層的領導
2. 「中國式民主制度」發展的紅線區與漸進改革區
   
3. 社會民主內涵、制度起源與功能
   社會民主代表基層自治組織中的民主運行制度，又可分為居委會 和村委會制度，由於村委會實施較早，學者也多指出村民以直選方式 產生村委會幹部，是社會民主的展現，故本文以村委會組織制度作為 觀察指標
1. 1998 年的村委會組織制度 還發揮著兩種功能
1. 第一種是增加基層統治的基礎，在中國任何的政 治改革皆須考量改革能否維持統治合法性與政治穩定性。而選舉便能 達到擇優汰劣的效果，有助於增加黨的基層統治基礎。
2. 第二種功能是 維護村民的經濟權，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後，村民 不僅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個體，亦受村中集體財產的影響，若集體財 產管理得好，則每個人還可賺得多餘的錢；反之，則每家的利益便會 損失
4. 制度生成階段所處的權力結構
1. 「三大民主」制度建立前的權力結構
   
2. 在人大民主的議題上，若以一人一票來決定議案，即使華國 鋒與汪東興因維護毛澤東所建立既有制度而反對人大制度改革，鄧小 平仍擁有絕對多數支持，有著實質的否決或通過權力。因此，在能動 者有動機，亦有能力前提下，人大民主制度方能在此「關鍵時刻」建 立。
3. 從黨內民主制度發展所處的權力結構來看，是傾向維持現狀的
   黨代會常任制已觸及鄧小平所訂立的「紅線區」，即使 黨代會常任制創設時間早於村委會選舉制度，但在觸及改革底線與能 動者無能力推行下，黨代會常任制仍無法正式施行。其試行僅是為了 因應當時社會興起的民主浪潮與黨內改革派分子的意見，方於 1988 年 12 月進行小範圍、小規模試點計畫。
4. 在社會民主制度發展上，村委會直選制度是鄧小平所支持的，而 江澤民身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者，為鞏固黨內權力，在許多政改措施 上皆繼承鄧小平的理念，在村委會制度上亦是如此
   在此階段權力結構明顯偏向支持村委會 選舉制度一方，故不會因鄧小平逝世，就阻礙了社會民主制度的生 成。
5. 「三大民主」制度生成原因的比較
   為驗證內生性制度變遷的觀點，本文將三種民主制度生成原因加 以比較，研究發現制度概念的發展皆受到意識形態所引導，民主制度發展的時間與意識形態發展的順序有關。意識形態愈早產生，制度的 創設愈早，即使民主制度發展過程中會受到「紅線區」與「權力結 構」的影響，延後了制度添增民主成分的可能，但因一開始制度創設 時間較早，仍提高後續民主制度提前生成的可能性
   比較「三大民主」制度生成動力後，可發現民主 制度無法正式施行的原因除了「紅線區」的限制外，亦與當時「權力 結構」有關。當維持現狀的反對派具多數時，民主制度將無法生成。
   本文認為就「路徑依賴」觀點，一旦「紅線區」規範形成， 後續的政治能動者便會使自身適應此制度，進行「自我強化反饋效 用」，進而增強制度的穩定性。而且，當此制度運行愈久，欲改變既 有制度、路徑，需要投入更多成本，並會面對無法確定替代路徑是否 更好的難題。 
1. 「三大民主」制度生成動力比較 
   
   
   
4. 「權力結構」論點解釋力與黨代會常任制發展
   黨內民主論述的次數隨「權力結構」而有不同。而相較於黨內民主 議題，涉及黨內權力分配的黨代會常任制，則因觸及「紅線區」，限 制了此議題的討論空間
5. 結論
   本研 究則指出「制度特質」的解釋力較適用於自由民主國家，不完全適用 於中國此一案例中。因為在威權政體下，當權者可自行闡釋與執行制 度，使得「制度特質」中規範闡釋空間難以成為決定內生性制度變遷 的關鍵。
   本文亦認為在威權體制下，制度發展有其限制，如同中國意識形態的 發展，有其「硬核區」一樣，故以「紅線區」取代功能取向的「制度 間不協調」概念。在內生性制度變遷影響因素中，採用「觀念啟 發」、「紅線區」與「權力結構」的論點，以說明中國「三大民主」 制度的生成，並分別以人大選舉制度、黨代會常任制與村委會選舉制 度作為觀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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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國民主制度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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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打破往常認為中國以西方民主為目標，步步逐漸逼近的幻想，反而是在設定界線--黨內領導--之後，才逐漸改革，並以權力結構的觀點來詮釋改革的方向與力度
不過好奇的是，外在因素真的低到可忽略嗎?有沒有可能為了達成某項經濟成果，而被迫在政治上讓步?

〈「歐亞經濟聯盟」在歐亞合作中扮演 的角色—兼論與「絲綢之路經濟 帶」之競合〉郭武平

1. 前言
   2013 年習近平所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企圖通過建設「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的鐵公路、港口和資源管線等基礎設施，與亞、歐、非洲國家連接起 來，同時可有效輸出國內快速經濟發展所製造的原物料及產品。在此基礎 之下又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發展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以資金投 資亞洲國家的基礎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擴大其市場規模。
2. 歐亞經濟聯盟背景
1. 歐亞經濟聯盟的歷史淵源
1. 1993 年 9 月，俄 即曾嘗試在獨立國協架構下成立經濟聯盟，並積極與獨立國協成員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2. 1999 年，俄白哈吉與塔吉克斯坦五國簽署「關稅同盟與共同經 濟空間條約」(Treaty on the Customs union and the Common economic space)，係為下一步的經濟共同體作準備。
3. 2000 年俄白哈吉塔五國正式簽 署成立「歐亞經濟共同體」
4. 2007 年俄白哈簽署「建立統一關稅邊境及關稅同盟條約」(Treaty on the Creation of the Single Customs Territory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ustoms Union)
5. 2010 年 7 月，三國在該條約的基礎下成立了關稅同盟，成員國的 貨物自由流通。俄白哈關稅同盟實現以後，三國又將目標放在建立統一經 濟空間。
6. 2011 年底，俄白哈簽定「歐亞經濟整合合作聲明」(Declaration on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並於翌年 1 月正式實施，三國的貨物、資 金、勞力及服務可自由流通
7. 2014 年 5 月，俄白哈又進一步簽 署「歐亞經濟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asian Economic Union)，翌年 1 月 EAEU 正式成立
2. 歐亞經濟聯盟成立的國際背景與俄國國內局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將國家的相異性及國內政治因素納入影響外交政策的重要變數，使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加周全。本文亦持同樣觀點，國內因素常為 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且國家之外交決策者有時亦會面臨國內因 素與國際因素兩者競合情形
1. 國際背景
1. 與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競合
   2013 年中國政府通過「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 見」，列舉出幾項產能過剩的因素，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使其基本產業之 產品不得不另覓出口對象，而俄羅斯與中亞地區便成為其重要目標
2. 中國與中亞各國經貿升溫的影響
1. 哈薩克斯坦
   2011 年中哈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哈國亦是最早響應「一帶一路」的 國家，2013 年習近平訪問該國時便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之倡議。據估 計中哈之間於 2015 年的貿易總額為 105.7 億美元，中國出口之最大宗商品 為機電產品；中國自哈國進口之商品則以礦產品居多
2. 烏茲別克斯坦
   烏國亦為能源出口國，因此與中國經濟合作之情形大致上與哈國相類 似，唯一不同之處在於烏國的基礎設施上不如哈國(哈國為中亞五國中最富 裕者)，因此對烏國來說，急需中方協助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而此亦為中方 輸出其過剩產能之良方。此外，中方亦積極提供烏方經濟援助
3. 吉爾吉斯斯坦
   吉國以農牧立國，雖有豐富礦藏，卻缺乏能源，且工業化程度較低，因 此中吉之間的經濟合作大致上係以中方協助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兩國 較大宗的合作案體現在鐵路及公路建設，中方提供 5.5 億人民幣助其道路 改造計畫
4. 土庫曼斯坦
   土國為能源出口大國，為奉行成為永久中立國目標，近年來致力於能 源出口多元化政策
5. 塔吉克斯坦
   中塔之間存在邊界問題，然而爭議並未白熱化，雙方在教育與文化上 的交流密切。塔國自蘇聯解體後，在經濟發展的表現上屬於中亞五國之末 段班，然而近年來由於外資的投資，使塔國逐漸開啟工業發展
3. 美國重返亞州反加強中俄關係
   中俄關係自 上合組織成立後，雙邊與多邊合作便進展一日千里，該組織原係為了填補 自蘇聯解體後的戰略真空，尤其九一一事件爆發後，美國欲藉反恐之名將 勢力深入中亞地區，使中俄警覺到中亞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上海合作組織最主 要的目標係打擊三股勢力：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及分裂主義，其中反恐 軍演的實施可以減低美國利用反恐行動在該區的影響力，如以機制化平衡 (institutional balancing)與分析折衷主義(analytical eclecticism)的角度觀察中 俄之間在近年來的發展，可知上合組織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上合組織 制度的運作，可使中俄之間產生專屬財產(asset specificity)與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ty)，進一步促進中俄關係的穩固。22這種變化有利於「一帶」與 歐亞經濟聯盟雙方的合作
2. 俄國國內情勢
1. 重返大國地位目標與民族主義外交政策
   2008 年 8 月，正值北京奧運期間，俄羅斯派兵進入喬治亞共和國境內 的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並支持當地的民族獨立運動，由於這是自蘇聯 解體後，俄國對外出兵的罕見行動，引起國際間的譴責與關注
1. 北約持續在前華沙公約國家部署反導系統
   2008 年俄喬爆發 後，美國改變了設立反導系統的計畫，2009 年 9 月歐巴馬宣布，將取消建設波蘭和捷克的遠程導彈攔截系統，以神盾攔截系統替代(攔截短程和中程 導彈系統)，並承諾與俄之導彈防禦系統合作。如以結果論，俄國的出兵 行動有效地遏止了美國的反導系統計畫。
2. 梅普執政初期內部局勢混沌未明
   在政治局勢混沌未明的情形下，普京唯有轉移人 民注意力，對外採行強硬軍事行動，始得安然度過初上任的不穩定。而此 次俄喬衝突亦為民族主義外交政策的首次嘗試，假設該政策獲得不錯成 果，將改變自葉爾欽時期以來，相對較為弱勢的外交政策
2. 當前俄國政經情勢
   普京 2012 年執政以來，民意支持度逐漸攀升，自 2012 年選舉結果的 63.64%得票率，達到近年來的七成以上。普京的高支持度皆是採行民族 主義外交政策的成果
   2016 年 11 月，俄又通過 新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根據該構想，俄羅斯目前在歐亞經濟 聯盟中扮演要角，係屬關鍵的客觀力量，該聯盟可以增進成員國的競爭 力，以及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歐亞經濟聯盟提供了一個平台可媒合投資 計畫來建設各國之基礎設施。顯然深化與廣化歐亞經濟聯盟亦為俄所謂 的重返超級大國地位之重要政策之一，也是近年俄羅斯重要外交政策之 一，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具有隱憂，亦並非長久之策；與之相較之下，歐亞 經濟聯盟的建立與進程或可成為主導歐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工具，又可 滿足俄國人民重返大國地位的想像
3. 經濟整合理論與歐亞經濟聯盟
1. 經濟整合理論之探討
1. 溝通理論、功能主義及新功能主義
1. 溝通理論
   溝通理論係源自於國際關係的批判理論，而批判理論又源於德國法蘭 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因此該理論深受人本主義及馬克思唯物史觀 所影響。拋棄原本實證主義所採取的本體論 (Ontology) 及認 識 論 (Epistemology)，並重新建構之。學者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認為，人 類統一的契機端視於語言的使用，除此之外，以溝通澄清誤會及排除虛偽 不實的言論，使對話者雙方能確信所談事務為真實，且為對方了解
2. 聯邦主義、超國 家主義、政府間主義及溝通理論或可劃分為兩大立場：
1. 深信一個立 於民族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或超國家組織為可能並具有可行性，而該組織或政府有助於區域的和平或發展，例如：聯邦主義、超國家主義及溝通理 論等是
2. 現今所有權力仍集中在民族國家手中，且國際間的行為體 仍然以國家為主要行為體，國際組織僅為各國討價還價之下成立的制度
3.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重要學者為梅傳尼(David Mitrany)，功能主 義認為，整合進程係以「由下而上」(buttom-up)方式進行，而一個部門專 業技術的經濟整合將促成另一部門的經濟整合需求，此即所謂「枝網 化」(ramification)之作用，並更進一步主張經濟層面的整合可以與政治層 面獨立運作，互不干擾
   此種政治經濟不相影響的觀點不符合現 實，許多區域經濟整合政策皆意味著國家主權的讓渡，僅是這些主權的層 面屬於經濟的管制，亦為國家內政之一部
1. 根據學者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 的 觀 點 ， 主 權 可 分 為 四 個 面 向 ：
1. 「 內 政 主 權 」 (domestic sovereignty)
   內政主權係指布丹及霍布斯所提出的最早主權概念，對 於國境內部的有效統治或控制，甚至涉及正當性之有無
2. 「互相倚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
   係指能否對於領土有效管轄，並管制包括人在內的跨國界流動
3. 「國際法主 權」(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
   國際法 主權：此即所謂的形式獨立、外交承認、法理主權，亦可視為在國際上被 接受的程度
4. 「威斯特伐利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
   具有獨立自主性、或可稱之為實質主 權，防止外力介入的能力
4. 新功能主義學者提出擴溢(spill-over)觀點，主張整合必先從簡單的部 分著手，再逐漸溢出至其他較為複雜的統合層面，已不再認為梅氏所謂的 枝網化可自動產生作用(又可說是一種基於專業技術的需求)，尚須政治菁 英基於自身的利益而推動，與功能主義相較之下，採取更加現實的論點
2. 聯邦主義、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
1. 聯邦主義 (federalism)
   二次大戰結束後，法國 的莫內 (Jean Monnet)、德國的舒曼 (Robert Schuman)及史匹尼里 (Altiero Spinelli)皆積極倡議成立歐洲聯邦或歐洲合眾國。聯邦主義係一種「由下而 上」的整合方式，認為若要達到歐洲國家間相互依存的狀態，需要建立超 國家的憲政體制
2. 政府間主義 (intergovernmentalism)
   形成於 1960 年代中期，茁壯於 1970 年代，該學說係以現實主義的權力觀為基礎，認為民族國家仍國際社會中主要的行為體，在民族國家的優勢地位下，超國家組織無法發揮重大作 用，例如歐洲共同體。當各會員國的主權讓渡給超國家組織時，其動機仍 係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且經由各國討價還價而成。該學派的主要學者為 霍 夫 曼 (Stanley Hoffmann) 及 喬 丹 (Robert Jordan)
3. 超 國 家 主 義 (supernationalism)則係以建立一在各國主權之上的超國家機構為目標，學 者史匹尼里即曾提出建立各成員國政府的聯邦政治體制，以及由各國人民 及代表組成聯邦立法機構的構想
4. 歐亞經濟聯盟之組織與功能
   從經濟整合理論來看歐亞經濟聯盟，目前歐亞經濟聯盟共有五個成員 國，分別為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亞美尼亞
   歐亞聯盟的地緣政治性質較為濃厚，而成員國之間的 經濟發展落差較大，是以形成共同經濟政策較為艱難。與先前俄羅斯所倡 議的歐亞經濟共同體及關稅同盟相較，歐亞經濟聯盟具有較為完整的部 門
1. 歐亞經濟委員會(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歐亞經濟委員會於 2012 年 2 月開始運作，係屬一超國家機構，該委 員會由成員國各部長組成，每個成員國具有三位名額，委員會所通過之決 議具有強制力，各國政府須遵行。為了協調成員國之間的問題，該組織下 設協調執委會，其所協調之問題範圍相當廣泛，其中包括：電力、交通、移 民、稅收、邊境檢查、石油天然氣、政府採購、競爭與反壟斷、智慧財產 權、金融市場等 19 個領域
2. 歐亞經濟聯盟最高理事會(Supreme Eurasian Economic Council, Высши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вет)
   最高理事會由成員國元首所組成，該理事會主要決定並協商歐亞經濟 聯盟發展的大方向，由於俄白哈吉美五國的政治體制皆較為集權，國家領 導人基本上掌握重要國家權力，是以該組織的運作決定了歐亞經濟聯盟的 未來發展
3. 歐亞經濟聯盟政府間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uncil of the Eurasian,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меж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該政府間委員會主要由各成員國之總理組成，負責研擬聯盟各領域的 未來發展方向，對於聯盟各領域合作的具體規劃影響甚鉅
4. 歐亞經濟聯盟法院(The Cour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Суд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該法院由各成員國推派兩名法官組成，法院的職責在於研擬與修正歐亞經濟聯盟之法案，以及解決法規在適用上的疑義與爭端。
4. 歐亞經濟聯盟之機遇與挑戰
1. 歐亞經濟聯盟之機遇
   歐亞經濟聯盟整合了 1.83 億人口的市場，涵蓋土地面積多達 2,028 萬 平方公里，占全世界面積 15%
1. 學者瓦伊納(Jacob Viner)早就指 出共同對外關稅的主要效果係
1. 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
   主要係指關稅同盟成員國之間的替代效果，由於成員國之 間免關稅，致使同一產品生產成本較高的被較低的取代
2. 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
   若以資源 的利用效率觀之，屬於一種負面的效應，將使得原本生產成本較低之非國 稅同盟成員國被成員國所生產的產品所取代，然而對於成員國的產品出口 國較為有利。
   通常區域經濟整合下，貿易轉移的作用會較貿易創造為 大。EAEU 目前尚未出現明顯的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其主因在於 EAEU 成員國經濟發展高度單一化，屬於前蘇聯時期經互會解散後所遺留下來的 問題
   因此 EAEU 成員國間之經濟關係主要還是呈現互 補而非競爭態勢，貿易轉移與貿易創造效果需要競爭關係始能發揮效果
2. 俄羅斯
3. 哈薩克斯坦
   透過加入EAEU可獲得更為廣大的市場及其他成員國的資金。另外，哈 國為能源輸出大國，取得中亞至歐洲的石油管線至為重要
4. 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為昔日蘇聯的重工業大國，以交通工具為主要出口產品，惟 其出口受到烏克蘭事件之經濟制裁影響，僅能出口到非對其實施制裁之國 家，因而高度仰賴其周邊及俄羅斯市場，白國可藉由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增 加其產品出口至成員國之競爭優勢。此外，重工業的發展需要富足的能源 供應，而俄哈兩國皆為能源出口大國，三國之間可以在貿易上達到互補。
5. 吉爾吉斯斯坦
   與其他成員國相較之下，吉國既非能源出口大國亦非重工業國家，其 產業組成以農業及輕工業為主，這些產業需要大量的勞工，而歐亞經濟聯 盟若能達成勞工自由流動，對吉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幫助較大。而吉國屬於 經濟尚需外部援助的階段，因此若能獲得俄國大量的經濟援助，或許能緩 解國內經濟發展困境，此外吉國之稀有金屬蘊藏量豐富，需要大量外資投 資始得開採
6. 亞美尼亞
   亞國經濟自蘇聯時期便以工業為重心，長期以來仰賴俄國供應，在政治上，亞國與亞塞拜然的納卡衝突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連綿數十年之久，俄國一向為亞國的後盾，因 此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對亞國在政經方面皆有益處
2. 歐亞經濟聯盟之挑戰與前景
1. 歐亞經濟聯盟當前問題
1. 地緣政治色彩過於濃厚
   歐亞經濟聯盟之主要主導國俄羅斯，係基於自身之政治利 益而倡議建立，若聯盟成員國缺乏經濟上誘因，將不利於未來整合的深化 與廣化
2. 聯盟之成員國經濟發展差距過大
   歐亞經濟聯盟之俄白哈三國為經濟發展較為進步之國家，與吉爾吉斯 斯坦與亞美尼亞差距過大，且五國亦面臨一些共同的經濟發展問題，例如 經濟發展高度單一化、國家經濟受寡頭掌握、管理效率低下等問題。
3. 成員國內部國家基礎建設不足
   國家的基礎設施係經濟發展的基礎，倘若交通系統、能源供應系統、及 其他基本之設施尚未完備，經濟發展將成為空談
4. 歐美經濟制裁影響與歐盟之自由貿易進程
   2014 年俄羅斯兼併烏克蘭克里米亞，導致歐美國家經濟制裁俄羅斯迄 今，俄羅斯經濟持續低迷，除了影響支柱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能力外，還 影響與歐盟成員國談自由貿易之進程。
2. 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之對接與變數
1. 聯盟成員與「一帶」之對接
   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具有一個目標，即與歐盟建立自由貿易 區，如該目標順利完成，則可使俄歐在區域經濟合作的框架下進一步穩定 雙邊關係，並有效減低美國的干擾。而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如果能 順利與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接，將有助於自身經濟發展，並提升俄中 戰略協作夥伴關
1. 2015 年 5 月 8 日，習近平赴俄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簽署並 發表《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 明》。根據該聲明，雙方將努力使二者對接，確保區域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與整合，並維護區域和平與發展。
2. ｢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對接之變數
   「一帶」之沿線國家，除了 中俄仍存在主導權之爭外，還存在著歷史上遺留之宗教矛盾、領土糾紛、民 族衝突及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未來如何避免這些矛盾與衝突是俄羅斯與中 國推動｢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對接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而俄羅 斯主導下的｢歐亞經濟聯盟」經濟實力與中國有相當大差距，如何取得中國合作，運用中國 的資金、技術、資源與人力，對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仍是一大考驗
5. 結論
   在研究歐亞經濟聯盟在歐亞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問題上，未來俄羅斯如 何與歐盟建立自由貿易關係、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如何對 接、如何取得中國的支持將是後續觀察之重點

 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討論什麼?

討論EAEU，另外討論其與一帶的搭配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看到今天一帶上的破產國，再看到這篇文章，一味的投資基建對於經濟的幫助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