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本文的論點為,自2014 年至2019年間,在中國給出的壓力不斷加大,且美國不斷向越南示好的情況 下,越南對中國政策已經漸漸地從過去的「避險」策略轉向成一種「軟制衡」 (soft balancing)。本文認為2014年是越南對中和對美的外交政策的轉折點, 主因在於2014年之時,中國的海洋石油鑽井平台HD-981放置在越中南海爭議海域中進行勘探(以下簡稱:HD-981事件),引起越南強烈抗議,使得越南 對中國的信心嚴重下降。 - 理論架構
- 權力不對稱下小國外交政策選擇
- 在這種不對稱的結構下,小國在面對大國時最常採取的外交選擇包括「抗 衡/制衡」(balance)和「扈從」(bandwagon)。
- 抗衡是透過增強本身的軍
事、經濟實力,或稱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或透過與其他國家聯盟
以對抗大國的威脅,或稱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抗衡又可以分為硬
制衡(hard balancing)和軟制衡(soft balancing)。
權力平衡理論、威脅平衡理論都認為國家的抗衡行為比扈從行為更普 遍 - 「軟制衡」則被定義為透過一些非軍事手段來拖延、挫敗和破壞
霸權單邊的侵略性行為,過去主要以各國對美國所採取的政策。
非軍事手段可以包括多邊國際制度、經濟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 抵抗語言(discourse of resistance)、拒絕霸權的要求、仰賴國際法等等。國家透過採取此些 非軍事手段來限制(limit)和抵消(offset)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先國家之權力 - Pape
認為軟制衡包括以下四種具體行為: - 領土拒止(territory denial),意味著次等國拒絕霸權使用自己的領土執行某些行動
- 糾纏外交(entangling diplomacy),即次等國透過一些多邊國際機制反對霸權的某些行為
- 經濟強化(economic strengthening),指的是次等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將霸權排 除在外
- 釋出要參加某個平衡聯盟的決心(signaling of resolve to participate in a balancing coalition),即透過與其他國家加強合作以共同抵制霸權的意 志。
- 扈從則是跟著強者,即小 國選擇配合大國以避免與大國的直接衝突。抗衡與扈從各有其 利與弊。
- 「避險」 (hedging),其所指的是在高度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小國一方面從事一些內 部和外部的抗衡動作,一方面透過採取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同時與各大國交 好,但又不能跟任何一個大國走得太親近或太疏遠以期降低由單一抗衡或扈從 行為可能帶來的風險
- Kuik(2008, 165-171)指出「避險」包含以下五個組成部分
間接 抗衡(indirect balancing)、支配否認(dominance denial)、經濟實用主義 (economic pragmatism)、約束性接觸(binding engagement)和有限的扈從 (limited bandwagoning)。前兩者被稱為「風險應急」(risk contingency), 主要的目的為在出現問題或危機之時可以減少避險者的損失。後三者被稱為 「回報最大化」(return maximizing),主要的目的為當一切條件順利時,小 國可以從大國那裡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和外交利益等 - 冷戰後越南對中國的外交政策
過去研究指出在越南對中國的「避險」政策中整 體上包括四種策略 - 一是,經濟實用主義,即越南透過加強與中國的經貿 合作以期從中受益
- 二是,直接接觸,即越南透過擴展及深化一些越中雙邊機 制以期建立互信和培養與中國的合作習慣,同時藉此形塑中國的行為
- 三是, 硬制衡,意即越南進行軍事現代化以抵制中國的強硬行動
- 四是,軟制衡,指 的是越南積極參加多邊機制以及強化與各主要大國的關係以期淡化中國的壓力 和威脅等
- 本文的論點:越南對中國的軟制衡政策
- 過去有關「避險」分析之限制
- Kuik(2008, 165)指出東 南亞小國只能在以下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的情況下方能選擇「避險」策略,包 括:沒有直接威脅(immediate threat)、沒有任何把國家分成對立陣營的意識形態之斷層線(ideological fault-lines)、沒有迫使小國要選邊站的全面大國競 賽(all-out great power rivalry)。
- 本文的論點
本文將「中國不斷崛起和越中南海爭端緊張」以 及「美國不斷向越南示好」分別稱為「懲罰性因素」(punitive factor)和「激 勵性因素」(incentive factor),以下對這兩個因素加以說明: - 懲罰性因素
越南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日益嚴重的,越南擔心中國可以藉此對越南國家安 全、國內政治、主權聲索、及外交政策形成一種「影響力槓桿」(influence leverage)。那麼在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可以說中國所給越南帶來的威脅 和壓力已經有所增加。在此背景下,相當合理地說,越南難以繼續堅持其避險 策略。取而代之,越南跟其他國家一樣要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 擇。實際上,越南近年來在諸多議題上對中政策的抗衡成分變得愈來愈多。然 而,中國所給出的威脅和壓力又不至於置越南於死地,而且並不頻繁,因此越 南所選的抗衡策略較為低度和軟性,以免適得其反 - 激勵性因素
隨著美國對亞洲地區投入的增加,越南和美國在南海議題上擁有諸 多戰略利益的共同之處,越南自然而然變成美國亞太戰略佈局中的一環。在 此背景下,美國近年來不斷地向越南示好。吾人認為,美國的拉攏此一激勵性 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響越南抗衡中國的意願和能力,讓其在面對中國之時 有更多的籌碼和選擇。而作為非美國盟友的越南以不同形式地與美國展開合作 的行動也可以被視為抵抗威脅或潛在侵略者的表現 - 冷戰後懲罰性因素和激勵性因素對越南中國政策之影響
- 美中權力角力中的越南角色
越南始終被認為對中國的態度比較強硬的國家,儘管同樣是共產國 家,但越中兩國在南海議題上的爭端以及兩國錯綜複雜的歷史經驗使得越南從 未放下對中國的懷疑。而南海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故越美雙方在南海議題上 擁有諸多戰略利益的交匯(convergence of strategic interests)。為了圍堵中國 和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美國可以先擱置意識形態的不同,故將越南 拉攏到其陣營便成為了美國的優先考量。而倘若與美國結盟,越南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增強美國的力量 - 越南對美國的示好的回應及其對中政策的影響
- 越南更加主動與美國建立互信機制
- 自阮富仲於2015年成功訪美以來,美國已經默認越共的正當性及 越南的政治體制(Tran 2015)。因此,越南在這幾年來已經積極推動與美國 的各種交流途徑,包括政府間、黨際、國會間、民間等交流管道,其中越方一 直強調所謂的「黨際交流」管道意味著越共想要與美國政黨交流以增加互信
- 自2014年以來,越美雙方高層互訪頻繁,而更重要的是在雙方領導 人的外訪安排行程中可以看到雙方對彼此的高度重視,其中包括歐巴馬總統 於2016年訪問越南;越南總理阮春福於2017年5月訪問美國,成為川普總統上 任後第一位進行訪問美國的東協國家元首,顯現出越南加強與美國關係的主動性。阮春福表示希望美國繼續在亞洲地區扮演重要角色。於2017年11月川普 總統選擇越南作為其上任後外訪的第一個東南亞國家。除此之外,越美外交和 國防部長亦分別進行多次互訪,使得越美全面夥伴關係得以深化
- 越南主動與美國加強國防合作
- 從2005年至2014年,越南國防開 支已經增長近400%。除此之外,越南亦不斷從國外進口先進武器,其中80% 是由俄羅斯提供的,而根據SIPRI於2018年3月的《2017年國際武器轉讓趨勢》 報告(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7),越南自2013年至2017年 階段已經成為全球第11大武器進口國,同時成為俄羅斯第三大武器出口國,占 俄羅斯武器出口總額的10%
- 在2014年HD-981事件發生幾個月後,美國於2014年10月決
定對越南解除一部分殺傷性武器禁令。美國外交部聲稱此舉是為了加強越南海
上監視和安全(NY Times 2014)。而在越中關係緊張的情況下,美國當時的
舉動無疑對越南有極大的象徵性意義。在2015年6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美前
夕,越美簽署一份《越美國防關係聯合願景聲明》以加強雙邊國防合作的承
諾。於2016年5月歐巴馬總統在訪問越南期間正式宣佈全部解除對越武器出口
禁令。對越南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無論是否決定購買美國武器,美
國此舉已經讓越南在面對中國時有了一個新的嚇阻籌碼
在 內部的長期討論之後,越南終於在2018年邁出了第一步。於2018年8月2日有 報導稱,越南已經與美國簽署一份價值為9,470萬美元的購買武器合同(VOA Vietnamese 2018)。 - 越南強烈支持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從重返亞洲到印太戰略
- 戰略上,越南在南海爭端議題上與中國「單槍獨馬」鬥爭已久,同時在中
國對東協各國的「分而治之」策略下,該組織逐漸失去其調解衝突的角色,因
而美國在亞洲及在南海的存在可以扮演平衡中國實力的重要角色
2016年和2017年越美聯合聲明皆對中國在南 海的填海造島等改變現狀的行動表示擔憂,並呼籲各方恪守《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和 盡早達成《南海行為準則》(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 COC) - 經濟上,越南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美國的投資,加強越美貿易關係,進而減
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歐巴馬總統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談判提出高標準、高規格的貿易條件,明 擺著是為了圍堵中國,而越南當時亦對此作出積極回應。對越南而言,能夠參 與由美國主導的多邊貿易體系可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NLD 2014)。於2016 年在與歐巴馬總統會面時,越南總理阮春福表示希望美國繼續對越南投資,並 提出讓美國未來成為越南最大的投資來源國之目標 - 討論
- 經濟因素
對越南而言,當經濟能力變好之 時,其未必對中國採取抗衡態度。究其原因,由於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因此越 南的經濟繁榮與中國息息相關。儘管越南的經濟能力變好並可將之轉化為軍事 能力,但中國的經濟能力也同樣在成長,且對國防的投入亦不斷增加,故越中 兩國在經濟和軍事的不對稱結構依然存在。換言之,越南經濟成長所帶來的 「抗衡可動用的資源」將被中國的經濟成長所抵消掉。鑒於此,越南可能不會 因經濟變好後而選擇抗衡中國,而它應該避免挑戰中國以讓經濟繼續發展才 對。同時,當越南經濟能力不佳之時也未必對中國採取扈從態度 - 國內政治競爭因素
一直被外界認為是「親中派」的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其於2016 年勝出「親美派」成功掌權後,除了不斷加強與美國關係外,同時也對越中南 海爭端議題表達了其強硬的立場,要中國尊重越南的利益。 而阮富仲及其他越共高層對中的強硬發表可被歸為軟制衡中的「抵抗語言」。 與此同時,在阮富仲時期,越南國內各界及媒體對越中關係中一系列較為敏 感議題的討論也更加自由開放。越南官方過去對此些議題的態度一律採取「隱 蔽」或「模棱兩可」的態度,然而近期漸漸趨於「直接點名或批評中國」 - 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基於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量,越南自2014年以降對 中國政策已經從「避險」轉向「軟制衡」。這種改變同時來自「懲罰性因素」 與「激勵性因素」。懲罰性因素所指的就是中國自2014年之後所給越南帶來 的壓力和威脅已經日益明顯且無法避免,表現在於中國在南海的強硬姿態、越 南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等,那麼越南必須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擇, 而很難繼續維持其過去模棱兩可的「避險」策略。
激勵性因素乃為美國因素。在這些年來,為了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崛起,美 國不斷地拉攏包括越南在內的中國周邊國家,其中越南成為美國戰略佈局中的 重點國家之一。而另一方面,越美兩國之間存在諸多戰略利益上的交匯,使得 越南更願意接受美國的示好。進一步靠攏美國可以使得越南擁有更多的籌碼來對中國做出一些「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的行動。不過,越南的制衡行為 尚處於較為「低調且軟性」的程度,因此本文稱之為「軟制衡」
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討論什麼?
討論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如何影響越南對中關係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其實直接用三角關係討論越美中,是不是更符合該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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