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7日 星期六

〈如何解讀日本安倍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超越「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松田康博

  1. 前言
    本文首先對中國專家學者的「右傾化論」以及「軍國主義復活 論」觀點進行歸納梳理,並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其次,對日本所面臨的安全環境 變化和政府的相應對策進行闡釋;最後,在此基礎上嘗試對中國國內常見的日本 「右傾化論」及「軍國主義復活論」中的合理以及不合理之處進行解讀
  2. 「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的三種類型
    中國國內所指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大致 可分為下文所述的三種類型
    1. 「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
      這種情 況下的「左」,代表的是經濟繁榮穩定、主張和平主義,對華態度友好的日本社 會。
      反之,「右」則是因經濟蕭條引發社會動盪,並伴有對外擴張的好戰傾向, 對華採取敵視態度的日本社會
      社會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形勢的變化造成了日本 的軍國主義化;而文化決定論者則傾向於認為,日本未來只能日益走向「右傾 化」和「軍國主義化」方向
    2. 「政治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
      持這種觀點的 學者認為,在日本政治中,自民黨右派的政治理念已經占據主流。在此一情況下 的「左」指的是堅持現有的日本憲法,即使修憲也要維持住基本的原則,並認為 堅持對過去的軍國主義和對外侵略殖民的歷史進行深刻反省和謝罪的這一立場非 常重要。
      另一方面,「右」則是主張當前的日本憲法為美軍占領下的「強迫憲 法」,要通過修憲讓自衛隊成為「軍隊」,在憲法中寫明天皇為國家元首,並認 為應當削弱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同時,認為日本在過去戰爭和殖民中並非全然是 惡行,尤其是在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應當由國家出面舉行對戰死者的追悼儀 式。
    3. 「安保政策層面的右傾化論」
      這種情況下的「左」所指的 是堅持專守防衛政策,原則上禁止武器出口和武器共同研發,並維持對集體自衛 權的限制。
      「右」則是增強進攻力量,放開武器出口和共同研發,解禁集體自衛 權並強化日美同盟。而更為極端的「右」,則指的是日本應廢除日美同盟,進行 核武裝,尋求國防自主化
  3. 如何合理解釋「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
    從三方面來對中國國內常見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進行 反駁
    1. 根植於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和維持現狀的意向
      從輿論調查資料可以清晰看出,「社會文化右傾化和軍國 主義化論」幾乎完全沒有說服力。與老一輩們對戰爭記憶猶新不同,如今在戰後 出生的日本人口占據絕大部分。因此,基於自身經歷的反戰主義與和平主義會隨 著時間逐漸弱化,這是一種必然趨勢。但儘管如此,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教育決 定了大多數日本國民並不熱衷戰爭,對擴充軍備也同樣持反對態度
    2. 自民黨政權難以「右傾化」和「軍國主義化」的原因
      1. 日本修憲的門檻極高
      2. 日本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約
      3. 首相難以改變歷代內閣繼承的立場
      4. 政府內外存在著牽制者和挑戰者
        此外,當前(2019)的自民黨政權是自民黨與公明黨成立的聯合政權。由於聯合政權 要靠對方的合作來贏得選舉,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對自公兩黨不能偏廢任何一 方。公明黨的支持基礎主要是佛教徒,相比自民黨而言,公民黨的安保政策更傾 向於溫和的鴿派,一定程度上牽制了自民黨採取更為激進的鷹派政策。自民黨對 法律和相關政策的變更內容也必須在公明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否則將會難以施 行。
    3. 日本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決定了「軍國主義政策」難以推行
      1. 財政方面限制極大
        即便修憲獲得通過,日本對外行使武力的法律門 檻下降,但日本自衛隊目前仍然是以防衛為主的裝備體系。日本自衛隊不持有彈 道飛彈、戰略轟炸機、航空母艦和核武器等裝備,明確表示「不做軍事大國」。 如果日本政府欲強化軍國主義政策,就必然要提升自衛隊進攻能力,推行全方位 的軍備擴張,但日本並不具備如此財政實力。日本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的 236% (2018 年),在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中情況最為惡劣
      2. 日本經濟的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在韓戰和越南戰爭中實現繁榮成長,有賴於這些戰爭遠離 日本本土,日本得以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為美軍提供後方補給的機會 擴大生產力。然而,由於日本經濟與世界經濟形勢密不可分,特別是 1970 年之 後,任何地方爆發戰爭都會導致石油市場和外匯市場動盪不安,這一點開始對日 本經濟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4. 日本安保政策變化的原因:日益惡化的安全環境
    1. 北韓的核開發與飛彈技術的增強
      自北韓 1993 年 1 月退出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並被揭露擅自進行核技術 研發以來,日本就一直處於嚴峻的安全威脅之中。自 1950 年韓戰以來,日本就 是聯合國軍的後方安全基地。而如今北韓的核武器與彈道飛彈所帶來的威脅日益 增加。
    2. 中國的崛起與對外行為的強硬化
      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伴隨著對外貿易額的加速擴大,中國開始 走向崛起。中國的崛起體現在各方面,而在安全領域的存在感和實際行動同樣不 容忽視
    3. 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可信度下降
      隨著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惡化,日本政府開始在外交上努力確保美國在該 地區的安全承諾。雖然美國目前仍是世界頭號經濟和軍事大國,但其相對實力正 在逐步下降
  5. 安倍政府的現實主義安保政策
    1. 經濟政策與安保政策的相互作用
      安倍政權的目標,就是以經濟和安全兩個方面為抓手來強化日本實力。具體 為復活泡沫經濟破滅後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和放寬應對東亞地區嚴峻安全環境 的法理限制,強化自衛隊和日美同盟。安倍政權下的安保政策制定過程的一大特點,就是先通過經濟政策來維持較 高支持率,在此基礎上再行推進在民眾看來不受歡迎的安保政策
    2. 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特徵
      1. 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會根據周邊環境變化,採取隨機應變的調整
        2017 年,美朝關係急劇動盪,北韓數次向日本周邊發射飛彈,使得負責海上 飛彈防禦的「神盾戰鬥系統」驅逐艦及其護衛艦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針對這一情 況,日本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配備陸上部署型飛彈攔截系統 「陸基神盾系統」的決定。無獨有偶,安倍政府也直到 2018 年 12 月才修改了 《防衛計畫大綱》。
      2. 安倍政權確實在安保政策上有所強化,但事實上這一點不過是延續之 前政府的做法
        日本戰後長期將「基礎防衛力量」構想作為防衛政策的基礎,而將之修改為「機動防衛力量」構想的,正是民主黨時期出臺的《防衛計畫大綱》 。通過這一改變,日本的防衛政策不再是應對所有威脅,而是轉型為針對某些 資源的特定威脅(主要指海上和空中威脅)進行防禦
      3. 最後,安倍政府雖然作出許多大膽調整,但大部分都是基於以往已經討論成 型的內容。其中包括:
        1. 通過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國家安全保障局,構建安 保方面的首相輔助體制
        2. 通過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完成比《防衛計畫大 綱》更高級別的戰略籌畫
        3. 通過制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解禁武器出口 及裝備合作研發
        4. 部分解禁集體自衛權(「武力行使三條件」:遭受武力攻 擊、無其他適當手段時,允許日本行使必要且最小限度的武力)
        5. 放寬日本自 衛隊在參與聯合國維和等活動的行動標準
        6. 在 2018 年《防衛計畫大綱》中提 出構築「多次元統合防衛力量」,將防衛範圍擴展到宇宙、網路和電磁波等新領 域
        7. 將「出雲號」大型護衛艦「事實航空母艦化」等
  6. 結論
    本文透過重新審視中國國內的日本「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論」,並深入 分析日本政府強化安保政策的背景和方向性,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 類型的「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並無 說服力。日本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地區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日本透過在 安全上依賴美國、降低了國防開支,得以集中力量實現經濟發展。日本社會的貧 富差距很小,社會福利居於亞洲領先水準,失業率同樣很低。將一戰後的德國同 二戰後已經發展了七十年的日本作比較毫無意義。日本是一個發動戰爭遭遇巨大 失敗,在和平年代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就是在這樣一種歷 史條件下孕育而生。因此,大多數日本國民在安保方面希望維持現狀的傾向,是 再自然不過的現象。
    2. 類型的「政治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同樣不具備 說服力。一方面,日本的首相和內閣受到法律和政治層面的多重制約,即使有懷 揣極端政治理念的政客上臺執政,其所求也必定不會實現。日本作為法治國家的 這一事實,是阻礙政府出現右傾化、復活軍國主義的最大防波堤。另一方面,日 本政府被財政和經濟狀況所牽制,進行大規模軍擴或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既不合 理、也無可能。在當今時代,貿然發動會招致財政崩盤、經濟崩潰的大規模軍擴 和軍國主義對外擴張,對於時刻面臨選舉壓力的民主國家來說,幾乎絕無可能。 同樣,民主也是阻礙政府出現右傾化、復活軍國主義的另一層防波堤
    3. 「安保政策層面的右傾化論」雖具備一定說服力,但在 闡釋「軍國主義復活論」上卻難以令人信服。安倍強化安保政策的背景,主要是 為了應對日本周邊安全環境的種種變化,而非源於政治觀念上的軍國主義思想。 安倍首相則借勢而行,趁安全環境惡化之際,在原已成型的安保構想基礎上,成 功修改了日本的安保政策。針對這種情況,中日間可以通過開展防衛交流和安全 對話等有效措施,不斷增進雙方互信來改善這一局面。雙邊關係的整體改善,雙 方信賴關係的打造以及溝通對話的制度化,都會有助於避免兩國出現突發性軍事衝突。一旦這種威脅感下降,日本民眾很可能將不再支持政府改變安保政策現狀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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