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領導為核心的霸權界定
- 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長週期論(Long Cycles)
- 莫德斯基認為,領導有四項作用
- 議程設定
議程設定在明確化全球議題並決定其優先性 - 動員
動員在創造一個足
夠作為一個全球秩序基礎結構的聯盟,此一聯盟之能力是施展全球領導的基本構成 - 決策
決策在莫德斯基眼中的形式是戰爭,在一場成王敗寇的戰爭結束後,也就決定了 全球體系未來的方向 - 行政
行政則是指國際秩序的執行,其中大部分關係到國際經濟秩序
的執行 - 創新
創新代表了不同時代領導國在前述四項作用的差異,創新亦是帶來演化的要
項
- 莫德斯基認為取得全球領導地位的要素,仍是以物質權力為基礎的優勢,它們
分別是擁有一、有利的地理條件,最好是島國;二、有凝聚力而且開放的社會;三、
領先的經濟;以及最後,具有全球伸展能量的政治─戰略組織,也就是能夠在決定領導
地位的全球戰爭中取勝,並依其選擇維持全球秩序的能力,它在過去是海權,在今日
是空權與太空權。
長週期論對霸權領導的看法,是一種以為擁有物質權力優勢,就能
以強制力取得領導地位的視角
- 吉爾平-霸權更迭
吉爾平認為國家都
有追求擴張的目標,也就是征服土地以增進經濟、安全與其他利益;經由國家的行為
拓展其影響力,以及掌控全球經濟或是至少施展一定的影響。炆故而對吉爾平而言,霸
權的產生是全球競爭下的自然產物,而且這場全球競爭的冠軍僅有一位,也就是領先
群倫的霸權,同時霸權運用其所擁有的資源及權力優勢地位,組建符合其利益的國際
制度暨規範,提供包括國際建制、穩定的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在內的國際公共財
吉爾平的論
點,將霸權的定義從金德伯格原先強調的國際公共財供應國,轉換為掌握全球權力優
勢的主宰;此種概念的轉換,將全球霸業之維繫與霸權轉換等問題的討論範疇,限縮
在權力視角的討論,忽略了霸權治理涉及特定的國際地位分化,以及霸業本身是一種
國際秩序的本質 - 吉爾平與權力轉移論的論述,轉移了霸權與霸業概念的討論焦點
- 霸權之
本意源於領導者,領導意謂能夠勸說他者遵循一個可能並不符合其短期利益的特定路
徑,它的組成包含了威脅利誘(arm-twisting and bribery)的成分。炃因此,成為一個領
導國固然要擁有威脅利誘的物質資源,不過領導者亦要能夠改變對手的行為,並且保
持對手持續地順服領導者的指引。優勢權力資源是霸權的必要條件,卻未必是一個充
分條件
- 霸權治理不是國際權力集中於單一國家的權力分配狀態,而是一種國際秩
序
國際秩序的維繫在於國際成員間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規則
(rules)以及制度(institutions),狘物質權力分配變化與制度的變遷顯然並不一定有其
因果關係,基歐漢(Robert Keohane)就揭示,單純運用權力分配,無法解釋霸權衰落
與國際制度仍持續運作間的矛盾 - 霸權治理限縮國際體系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機制運作的效能。現
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會迫使相對權力弱勢的國家,採取個別或是集
體的方式,抗衡享有相對權力優勢的國家。
- 霸權治理的手段有其多樣性,強制性的霸權統治不能代表所有類型的霸權
治理模式。物質優勢能夠導致國際秩序穩定與有效領導的看法,更有其可議之處,因
為霸權必須在制度上投入資源,以確保其偏好的規則,能夠導引其他國家的行為,狌方
能維持其治理地位
- 霸權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地位與角色。霸權透過提供包括國際建制、穩定的
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等公共財,成為扮演穩定國際政經運作與創建國際制度的角色,成為國際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創建者與支持者。
- 權威在霸權治理的構成
- 霸權維持統御地位,有賴於堅實鞏固而且能抵擋外在挑戰的治理權威,而霸權治
理的類型有二,分別是仰賴強制力的「以力服人」治理,以及奠基於統御正當性的
「以德服人」治理。權威是一種各方接受的規範性安排,此種關係給予某方支配或是
發言(command or speak)的權利,其他行為者則有遵從的義務,畀進而強化了統御的
基礎。
- 正當性
正當性是構成霸權治理權威的重要部分,霸權需說服其從屬國家,使其認為霸權的領導地位是可接受的甚或是可取的(acceptable, and perhaps even desirable)。秅因而
霸權需強化其治理的正當性,而非削弱該等正當性。符合正當性訴求的霸權行為,應
符合既有程序(established procedures),從屬國除可由該行為受益,霸權行為更需符合
道德規範(moral norms),而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 - 法律理性型權威
霸權治理經由法律理性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的塑造,得以進一步制度
化,不過霸權亦面臨其權力被相同權威限縮的困境。國際制度與全球治理,代表著法
律理性型權威在國際社會的實踐,籵依據霸權利益而建構並且反映霸權權力優勢的國際
制度,經由制度化的過程,間接地強化了霸權的治理權威,但同時也束縛了霸權面對
國際規範時施展權力的空間
- 權力優勢與治理權威的互濟
- 霸權權力分配優勢狀態改變的主因- 吉爾平
創新停滯,霸權軍事支出的過度成長,公共暨私人消費成長速度超過經濟
成長的負荷,霸權經濟結構步入成長瓶頸,還有內部腐化帶來的各種傷害,這些內在
因素,都會引領霸權邁上衰微的道路;外在的衰敗因子,則來自於超出霸權負擔的霸
業維持成本攀升,以及不可掌控的經貿暨技術擴散,使霸權失去經濟與科技的領先地
位。肸這些內外的負面作用,都促成霸權相對權力優勢的下降,提高挑戰國家成功改變
國際體系的勝算 - 霸權治理權威的高低變化,關係到盟國接受霸權動員號召制衡挑戰來源的成效、霸權治理規範的
順服程度以及國際社會接受霸權之自我修補的幅度。相較於關注相對權力變化的傳統
霸權更迭論點,審視霸權治理權威的變化,或許能更完整地解說霸權領導地位的起伏
歷程。
- 美國治理權威起伏的歷程
- 冷戰
美國設立統御從屬國的軍事、經濟暨政治制
度,強化美國在所謂自由陣營中的領導地位;芴例如美國所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與 布列敦森林 體 系 ( Bretton Woods
System)。美國成為從屬國軍事安全的保護者,政治制度的典範,更向從屬國提供經濟
發展的資本、原料暨市場,成為維繫服從霸權治理國家經濟成長的主要推手,從而取
得支配從屬國的正當性權威。芨美國建立的各種政治、軍事、經貿與文化等各種領域的
國際多邊制度,除了得到更多有關利益、偏好及其他國家意圖的資訊,這些多邊制
度,更為霸權提供不同政策選項的成本效益,改變國家手中擁有的權力資源之強度,
並且影響主宰制度運作的規範,芡霸權建立國際合作機制,大幅降低霸權維繫領導地位
的成本。 - 後冷戰
自金融海嘯肆虐以來,美國
向全球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能力正逐漸下降,全球經貿金融制度亦陷入停滯的狀態,世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多哈回合談判遲遲未見突破,原預定每
兩年舉行一次的世貿部長級會議自 2005 年的香港部長會議之後就未再舉辦,全球自由
貿易制度更面臨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捲土重來的挑戰。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暨世界銀行(World Bank),更面臨進行必要改革
的壓力。從美國單邊行為所引發的正當性爭議,到金融海嘯的肆虐,令美國再度陷入
霸權治理權威飽受質疑的挑戰。
- 結論
- 前言
本論文的目的是,通過考察新興大國日本(1970 年代以後,2000 年
代以後則是守成大國)和中國(2000 年代以後)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分
析兩國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和動機,並在此基礎上簡要探討中日兩國的全
球治理外交對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 本論文採用歷史過程分析方法,即
對於日本要追溯到 1970 年代,對於中國則主要從 2000 年代開始,就兩國
參加全球治理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
- 本論文採用動態比較分析方
法,即對日本和中國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進行比較
- 比較東
亞區域治理在日本和中國全球治理外交中的地位,探討兩國在區域治理問
題上的不同的立場對兩國關係以及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 全球治理與日本外交
- 1970 年代
對於日本外交來說,1970 年代是「超脫對美自立與否的問題,探求能
夠發揮作用的外交新領域的時期
1975 年日本以創始成員國的身份加入
七國集團(G7)峰會,極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政府承認,加入
G7 意味著日本已成為高度發達的民主主義國家,而發達民主國家擁有共
同的理念和體制,肩負著為世界穩定和發展起主導作用的責任 - 1980 年代
198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側重於經濟與開發援助領域的同時,也
開始嘗試在和平問題上有所作爲。1988 年 5 月,竹下登首相發表《國際合
作構想》,將「和平合作」與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並列爲日本的主要外交
任務。
進入 80 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上述外交方針,除了來自以美國為主的國
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外,主張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的國內輿論日益升溫也有
關係 - 1990 年代
199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主要關注領域從過去的經濟貿易、對外援助向聯合國維和行
動、裁軍(常規武器、對人地雷問題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防擴散(核
武器、化學武器等)、環境保護、人口與糧食、氣候變化等問題擴展
- 日本政府開始積極爭取提高在各種全球性治理機制中的地
位。
- 這一時期,日本試圖根據自身發展經驗主動地改善原有的治理
機制,改變一味被動應付外部壓力的局面。這一點在開發援助領域尤爲出。
- 1990 年代末以後
1990 年代末日
本政府找到了在全球治理上打上日本烙印的新途徑,即「人類安全」。把
「人類安全」概念首次提上議程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 1994 年發表的
《人類發展報告》。「人類安全」理念出台不久,日本一部分政界人士就發
現了利用此概念開拓日本外交新局面的可能性。如 1995 年 2 月,村山富
市首相在國會中表明積極推進人類安全的想法。但是日本政府真正從戰
略的角度推進人類安全外交是 1998 年以後
與「人類安全」,「官民合作」密切相關,但更加突出戰略性的則是「價
值觀外交」。小泉純一郎首相以來日本外交中標榜「普世價值」的場面逐
漸增多,第一次安倍晉三內閣時期更是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戰
略。此後,隨著頻繁的政權更叠,價值觀外交在日本外交話語體系中的比
重也時強時弱,但基本上持續到現在。日本外交熱衷於標榜價值觀,首先
是因爲 1990 年代以來「普世價值規範」的內化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當然
更爲重要的動機還是,針對快速崛起的中國,重構日本的國家身份,並強
化日美同盟、爭奪地區主導權
- 全球治理與中國外交
-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和諧世界」
- 國際政治新秩序
何爲「國際政治新秩序」?1990 年 9 月 28 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
在聯合國大會對此做了如下說明。第一,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
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第二,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
守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第三,國家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和
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第四,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
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第五,各國不論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
可見,其核心思想無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據李
鵬總理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核心原則是「不幹涉內政」,因此「不
幹涉內政」是「國際政治新秩序」之核心規範 - 和諧世界
據胡錦濤主席在 2005 年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
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
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方能共同構建一個
和諧世界。可見,相比「國際新秩序」,「和諧世界」是一個更加突出「多
樣性」規範的世界秩序概念。「和諧世界」只停留在抽象的秩序理念上
- 全球治理成爲中國外交新理念
- 「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首次在中國官方的正式文件裏出現是在 2008
年。2008 年 3 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指出,「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
的妥善解決,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權益」
- 中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戰略
国际主流學說主張全球治理應以市場、人權、民主程序、公
正、透明原則、問責制等自由主義價值觀為基礎,而中國政府則主張「公
平」、「公正」、「合理」、「包容」才是全球治理應追求的首要價值。76其中,「公
正」更是在中國全球治理話語體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 中日兩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比較
- 日本和中國都是在先後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表現出參加全球治
理的意願,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初期階段都是以經濟領域為主。
- 促使日本和中國積極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具有很高的相似
性。1980 年的日本和 2010 年代的中國,都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87且經
濟利益的快速全球化爲開展全球治理外交提供了物質條件
- 東亞區域治理與中日關係
- 日本的崛起與中日關係(1970—1990 年代)
日本開始參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是 1970 年代以創始成員
國的身份加盟七國集團以後。盡管在宏觀政策協調、開發援助等問題上態
度積極,總體來講日本並沒有像典型的世界大國那樣具備全面參與世界事
務的意識,而是把東亞區域視爲發揮自身作用的主要舞台。在七國集團
峰會上,日本努力扮演亞洲代表的角色,力爭向會議反映亞洲各國的關
切。也就是說,對於日本來說區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日本在全
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在區域治理中得到體現
。1990 年代中國社會正經曆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中國政
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維穩,即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的穩定問題成爲壓倒一
切的首要任務。對外政策上,則高舉以「不幹涉內政」原則爲核心規範的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因而很難與日本提倡的「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産
生共鳴。 - 中國崛起與中日關係(2000 年代以後)
中國的崛起對上述日本的國家身份以及區域治理戰略形成了挑戰。中
國反對全球治理奉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爲圭臬,主張「公平、公正、包容」的
治理理念,在具體操作上則重視提高新興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
理體系中的地位。無論其治理理念還是實際操作上都反映了濃厚的國家中
心主義思路。在區域治理上,中國正在強化「外線拓展」戰略,即在西
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之外建構由中國等新興國家主導的治理機構。其目
的是一方面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同時通過「以外促內」的
方式促進既有體系的改革。在此戰略下,中國先後主導成立金磚國家開
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對既有的區域治理機制帶來
很大的衝擊。
- 結論
本論文發現盡管隔著三十年左右的時差,中
日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無論是 1970 年代以後
的日本,還是 2000 年代以後的中國,都是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開始受到
來自國內外的要求承擔更多責任的壓力。與此同時,對外援助和企業的對
外投資的迅速增加,促進了經濟利益的全球化進程,爲參與全球治理提供
了經濟上的動機和物質基礎。這種內外壓力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力促使新
- 前言
- 現實主義典範中的「海上
權力平衡」論述
- 「 競 爭 型 權 力 平 衡 」vs.
「協作型權力平衡」
- 海洋權力平衡主觀互證的
運作
- 中國在印太區域的海洋戰
略與作為
- 中國的海洋戰略思維
- 中國海軍的快速現代化
- 水面艦的大型化與遠洋化
- 核子與常規潛艦發展並行
- 將海警納編武警及海上執法一
元化
- 中國與海上安全合作機制
- 西太平洋海軍會議
- 環太平洋軍演
- 東協區域論壇
- 貨櫃安全倡議
- 中國海權擴張與印太權力
結構調整
- 中美在印太區域的地緣戰
略競爭
- 海洋主權爭端與航行自由
原則
- 印太海上主權爭端的本質
- 海上航行自由的認定與衝突
- 印太軍事競爭與安全主觀
互證的可能性
- 結論
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討論什麼?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 前言
- 角色理論與土耳其的角色扮演
- 角色理論的研究途徑
- 角色理論的內涵
「角色」是「社會的位置」以及「行為的腳本」,Holsti及
後續的研究者主要強調國家角色概念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國家角色的物質、歷
史與文化的起源;國內因素對於國家角色的挑戰以及外在行為者對於角色的期
待與社會化。角色理論試圖解釋與瞭解行為者(agent)與
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關係。在社會環境當中,行為
者會對其自身在結構中的處境、位置以及面對「他者」應該採取何種適當的行
為,產生「角色概念」(role conception),而這樣的概念則是由語言與行動
所型塑,而行為者所表現出
來的實際的政策行為,就是所謂的「角色扮演」(role performance) - 角色理論作為分析途徑與分析層次
角色理論認為「人」才是外交政策最後的決策者,而決策者
會受到自己與外在的同時影響
角色理論不僅僅研究「驅動菁英行為的原
因」,也研究「菁英行為的產物」,亦即菁英如何競爭、妥協並進而形成新的角色 - 角色理論的限制與本文的分析途徑
本文的焦點主要放在「驅動菁英行為原因」的層次,亦即菁英或大眾對於
角色的選擇以及對外來者的態度,是較不會失焦的做法。
而「菁英行為的產物」,甚至是總統的領導風格、相關決策者的決策形態等,因為許多政權的內部情況並不透明,研究較容易失真。
- 土耳其國家角色的改變
- 土耳其的敘利亞出兵行動與角色
- 幼發拉底之盾: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
- 外在行為者的期待
- 俄羅斯的期待:改善關係並拉攏土耳其以打擊西方
- 美國的期待:共同消滅伊斯蘭國
- 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
在阿拉伯之春後,土國菁
英的角色認知轉向至國內經濟與安全問題,同時,政治菁英從2000年開始就
有「歐亞主義」的提倡,加上2013年蓋齊公園抗爭與2016年失敗政變,雖然
「歐亞主義」成為反對西方的一種說法,但是傳統「非東非西」的戰略文化仍
根深蒂固,因此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主要在掃除可能的安全威脅,並使外來行
為者能夠接受 - 對俄國角色期待的回應
為了要處理敘利亞的問題,土國不可能不與俄國協調,埃爾多安首先要做
的就是修復與俄國的關係,因此在2016年6月6日與普丁的通話中便表示土國
會採取「必要的步驟」,以修復與俄國的關係 - 對美國角色期待的回應
美國的角色期待(反恐、同盟)與土國的角色認知(歐亞主義、安全)
基本上是衝突的,且土國對此角色衝突並不打算讓步
此時土國菁英的策略包括消除PKK、IS與葛蘭組織的威脅三種,但卻以PKK與葛蘭組織的威脅為主,IS並非土國重點,
因此與美國目標不同。
- 橄欖枝行動:避險的角色接受者
為了避免PKK的擴張,特別是當YPG控制了曼比治區域後,土國必須要
確保從阿札茲(Azaz)到賈拉布魯斯(Jarablus)區域的安全,而有橄欖枝行動的需求 - 外在行為者的期待:持續拉攏的俄國與政策轉變的美國
- 為了要在庫德族掌控的Afrin區域進行軍事行動,土國必須要尋求俄國的
合作,因為俄國控制了西敘利亞的上空,此時俄國的態度仍是持續拉攏土國,
俄國同意土國戰機可以使用其所控制的空中領域,同時,在行動開始的時候,
俄國也宣布將部隊從Afrin撤出,甚至之後的軍售案與「土耳
其流」天然氣管線的合作等,皆持續對土表示友好
- 在埃爾多安於2018年總統與國會選舉勝利後,川普立刻與土國達成「曼比
治路徑」的共識,也就是YPG必須從曼比治撤兵,兩國分別將在幼發拉底之盾
行動與曼比治之間的區域進行巡邏,確保YPG的撤兵,並協助建立由當地阿拉
伯裔為主所組成的委員
- 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
從這一系列的談判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從歐巴馬政府時期以來,
美國的角色期待就是清除IS的剩餘勢力,埃爾多安的主要策略就是理解此一期待,並回應川普的要求,進而達到其目的,雖然其仍為「角色接受者」,來回
折衝於美俄之間,並深受外在行為者的影響,但其所考量的仍是「獨立角色」
為主,也就是邊境的安全、與俄國軍售案的實質利益等,不過為了達成其目
的,也可採取「互動角色」,如雖然強調主權與司法的重要性,仍在美國壓力
之下釋放布倫森牧師。
- 和平之泉行動:軍事積極化的角色接受者
和平之泉行動前因為與美國達成協議,因此,此行動的重點轉變成如何解
決俄國的期待 - 綜合三次行動,土國菁英主要思考的還是國家利益的問題,如安全、經
濟制裁的回應、天然氣管線等「控制權力」,因此是「獨立角色」為主,只有
短期衝擊的事件上會採取「互動角色」。再者,在三次行動中,土國都是扮演
角色的接受者而非創造者,美俄的反應均影響土國的政策行動。
- 土國的角色認知、衝突與結果
- 角色衝突與角色學習
- 角色的選擇
2016年開始的行動與過去最
大的差異在於,土耳其受到政變的影響,較少提到過去的「新奧斯曼主義」,
也就是土耳其作為中東區域的協調者,甚至是領導者的角色。同時,過去所謂
的「西方民主的模型」這種概念,也不再是主要的重點,取而代之的,在理論
面向就是「新現實主義」與「歐亞主義」,新現實主義通常是用在說明其國家
利益,而歐亞主義則是常常用來對抗西方,特別是美國。而若將「新現實主
義」與「歐亞主義」結合,其實也反映出土國政治菁英對於國際結構走向多極
化的期待,因此不能只有依賴西方,也必須注意與俄國及中國。 - 對外來者態度的回應
埃爾多安目前仍是採取彈性的結盟關係,主要關心點為利益,包括對普
丁與川普的作法,都希望能按議題「分開處理」,這種更想要交易性政策的而非制度與價值的政策,將會持續與外在行為者產生衝突,而美國與俄國的忍受度為何,也是
未來觀察的重點
- 總統制與角色扮演
- 土國改為總統制之後有幾大特色:
- 因為採行兩輪選舉,導致總統必須
結盟以取得多數,使得結盟政黨可以扮演較為重要的角色
AKP與民族主義
運動黨(Miliyetçi Hareket Partisi,以下簡稱:MHP)兩個政黨的結合,意味
著在庫德族的政策上將會持續的抓緊,並希望能夠平衡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 - 因為MHP對於民族主義的強調,會使得安全議題的強調比
個人自由來的重要
- 總統取得更大的行政主導權(如發布法令權),特別是外交政策,容易集中在總統與其小圈圈內
- 結論
- 土耳其在這個過程中,符合角色理論
中「角色學習」的過程,首先在幼發拉底之盾行動中,土國的認知確實是安全
問題,特別是恐攻事件的頻傳與政變,使其無法再像過去一樣的主張「新奧
斯曼主義」,但美國則是期待土國能夠以打擊IS為主,因此在角色衝突的情況
下,土耳其開始靠向「較能理解土國」的俄羅斯
- 在AKP與埃爾多安的執政下,土國的中東戰略思考其實歷經了「獨立角
色」(避免介入)、「橋樑者」(區域協調者)至積極獨立角色(區域的領導
者)的三個階段
- 前言:中小型國家安全研究發展脈絡
- 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
本文認為影響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變遷的主要因素來自於政治菁英遞嬗、經貿依賴與區域安全威脅 - 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
- 塞爾維亞
2006年後已加入歐盟為最大政治目標 - 亞美尼亞
因納卡爭議從遠俄轉向扈從 - 烏克蘭
獨立之始,Kravchuk採親歐以求援助
- 安全策略轉型的詮釋項:經濟避險與內部政治暴力
- 三國策略選擇模型
- 塞爾維亞:經濟避險的策略轉變
因歐債危機與國內能源需求,與俄國擴大經濟能源往來 - 亞美尼亞:安全避險的策略轉變
來自區域安全威脅(亞賽拜然與土耳其),選擇與俄羅斯結盟 - 烏克蘭:政治暴力的策略轉變
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與經濟依賴、安全環境的關聯性較小,變動主要來自內部社會分裂與因此產生的政治暴力行為
- 模型與實踐
- 個案研究的探討:影響賽、亞、烏三國策略選擇的因素分析
- 結論
- 難以長期維繫的避險策略
因鄰近大國皆對該國施以壓力時,難以長期保持左右逢源的平衡姿態 - 內部因素與策略調整
- 地緣因素與策略選擇模型
- 經濟避險與安全避險的定錨效果
經濟避險因存在外部又因競爭者,使其定錨效果不明顯,安全避險則因威脅來源明確,因此其定錨效果明顯,易形成路徑依賴
- 前言
外來直接投資意指在地主國內從事由外
國人進行實質管理與控制的經濟活動
外資行為不同於著重短期獲利且不涉及管理經營
的間接投資 (indirect investment),因而可能
對地主國造成程度各異的影響
本文目的在探討外資與
國家安全的理論關聯,並以美國外資政策作
為檢測的實例,來分析作為政治因素的國家
安全對一國外資政策的影響。 - 外資政治性與國家安全之探討
- 外資政治意涵的理論探討
- 外資與國家安全的分析
- 引發國家安全疑慮之目標國
- 投資活動本身涉及國家安全
下列兩項因素引發
本國政府(即是外國企業對本國投資的地主
國,也是本國企業對外國投資的外資母國)
的國安疑慮: - 地主國憂慮一旦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被外
人掌控,將危害作戰時的獨立自主。
- 母國擔憂該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將導致相關
技術外流,損害本國的科技優勢及國防安
全。
- 投資母國的國安考量
- 人質效應
- 高科技技術外洩
- 被動的第五縱隊效應
- 外資地主國的國安考量
- 第五縱隊效應
- 敏感與關鍵技術依賴於外人的風險
- 高科技技術外洩的風險
- 重要戰略物資與國家資產被外人掌控的風險
- 外資與國家安全的理論建構
- 理論建構與假設
- 理論建構
- 現實主義的國家安全思考
- 經濟民族主義的相對獲益思考
經濟民族主義的國家
不僅會以政策及資源支持本國(地主國)的
標竿企業,亦關切自身的敏感產業是否會因
外資的進入而喪失在經濟或技術層面的比較
優勢,因而較容易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來審查
投資於本國敏感產業的外國企業 - 外資的國安因素評估座標
本文認為一國戰略情勢的緊張性,將導致國家會特別重視外資是否來自潛
在敵國的敵對性,而成為影響外資案是否會
遭到國安審查的關鍵因素。倘若在戰略和緩
時期,外資是否投資於敏感產業則成為是否
引發國安顧慮的首要考量
- 研究途徑與假設
- 假設一(緊張性):若美國處於戰爭、軍事
衝突或其他緊急狀態的時期,美國政
府將強化對跨國企業在美投資的國家
安全審查。
- 假設二(敵對性):若一國被美國視為是敵
國、潛在敵國、或具有威脅的國家,
其跨國企業在美國投資受到國安審查
的比例將高於跨國企業是來自美國的
盟國。
- 假設三(敏感性):若跨國企業投資的產業
涉及美國國防產業、敏感高科技、或
國家基礎建設及資產,將較容易面臨
美國政府審查。
- 假設四(輿論及國會關切):若跨國企業投
資案引發美國輿論的爭議及國會的重
大關切,不僅該投資案將面臨嚴格審
查,亦可能引發美國外資政策的變
革。
- 文獻回顧與資料來源
- 文獻回顧
- 資料來源
- 分析影響美國外資政策之
政治因素
- 外部戰略環境之緊張性:911事
件及反恐戰爭的影響
- 投委會組織成員與關切焦點的轉
變
為因應911事件後美國所面對的國家安
全環境,小布希總統除設立國土安全部,以
整合與強化美國本土的防衛外,亦在2003年
將該部部長納為投委會的成員之一。這使得
投委會的成員組成與權力結構產生質變,而
從過去投委會偏向以經濟觀點來思考外資政
策的立場,逐漸轉向到以國家安全為主的政
治及安全考量 - 國家安全範圍的擴大
為避免戰略物資遭外國公司併
購,美國政府在2006年依照《國防授權法》
成立「戰略物資保護委員會」,用以嚴格限
制有關戰略物資的外來投資交易
《2007年外來投資與國家安全
法》將「關鍵基礎建設」納入國家安全
的領域中,並要求投委會在審查投資交易
案時,需將此因素納入評估中 - 外資調查案件的逐年增加
- 挑戰國家之敵對性:美國面對中
國大陸崛起在外資政策的回應
- 對中國大陸戰略敵意的增加
- 中國大陸外資審查案件的增加
- 中國大陸在對美投資金額在對
美投資總額中相對微不足道,但卻有超乎尋
常的國安審查案件。然而,由於目前資料的
限制,此結果仍不足以完全支持《假設二》
的主張,即來自於被視為敵國或潛在敵國
的跨國企業,其投資受到國安審查的比例一
定會相較於跨國企業來自美國的盟國要來的
高。
- 高科技產業之敏感性:對關鍵技
術外流的國安考量
- 對關鍵技術的法令規範
- 對關鍵技術相關的外資案件審查
- 美國政府對關鍵技術產業
的關切是其來有自,因為外國企業對美國的
關鍵技術產業確實有著不成比例的偏好。此
因素引發美國政府的警戒,使其需特別關注
此類的投資。前述分析支持《假設三》的主
張,即投資的產業倘若涉及國防、高科技、
或國家基礎建設及資產,亦較易面臨美國政
府審查。
- 國會和輿論之關切:美國國內對
外國併購的國安疑慮升高
- 重大投資爭議案導致外資政策轉變
- 美國國會之關注與審查過程的政治化
- 投資案若引發輿論爭議及國會的重大關切,
不僅將使該投資案面臨嚴格審查,亦將引發
美國外資政策的變革。必須強調的是,引發
政治爭議的外資併購案,無論該外資企業來
自何方,都較容易面臨美國政府的調查。事
實上,先前引發爭議投資案的跨國公司母
國,無論是美國的盟國,如日本或法國,或
是美國的潛在敵國或敏感地區,如中國大陸
或中東國家,皆不可豁免地必須面對美國政
府的投資審查。
- 結論
- 量化的數據顯示,美國政府審
查中國大陸企業投資案的比例的確相較來自
其他國家的投資審查案件比例顯著較高,顯
示美國政府對於來自潛在敵國的跨國企業在
美投資時,其國安審查似出現嚴格的現象。
然而,由於資料的限制,目前的證據仍不足
以完全支持本文假設
- 本文認為美國
外資政策的重心已逐漸朝國家安全的方向移
動。這是因為在當今全球以美中兩強的戰略
競爭格局日益明朗的趨勢下,向來被美國奉
為圭臬的投資自由亦必須退讓給國家安全,
以期待能繼續維繫自身優勢而延續由美國獨
霸領導的世界秩序
- 前言
本文關心的烏克蘭,其特出處在於:為什麼這個國家在外部條件相
當(烏克蘭與其他周邊國家相仿,都需要在親歐或親俄的選項中進行策略選擇)的情
況下,但烏克蘭的選擇與其他周邊國家如此不同?該國自獨立初期 1991 年到本文寫作
的 2017 年止,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不斷在親歐或親俄間激烈震盪,同時政權的交接
過程還夾帶著革命暴力推翻政權的手段,這些現象與周邊國家迥然不同,因此本文將
從內部角度分析烏克蘭的策略選擇,以此釐清結構性權力途徑較難詮釋的面向 - 中間地帶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
- 從內部因素詮釋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
- 決策者因素:不明確的因果關係
從決策者從政經歷與出生地因素來看,初步觀察是這些政治菁英都是屬於共產主
義意識形態,不過在蘇聯瓦解前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政治人物選擇加入蘇聯共產黨
是可以理解的,但日後分裂卻說明這些政治人物親歐或親俄的基礎不在於意識形態。
烏克蘭獨立後這些政治人物脫離共黨、再各自選擇籌組其他黨派作為親歐或親俄的政
治基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政治人物的分裂乃是基於權力競爭而非意識形
態 - 分裂型社會:決定性關鍵因素
從結構上來看,烏克蘭屬於一個概念上的分裂社會(divided society)殆無疑義,
這個分裂的狀態來自於居住在烏克蘭土地上的群眾及其認同分裂,認同分裂的表現形
式多重,在烏克蘭這裡主要來自於境內的多種民族構成。除族群人口比例外,烏俄族群的地理分佈方式也連帶影響國內民意分佈狀況,烏
克蘭的俄裔人口是沿著西北向東南的方向漸次遞增的 - 內部憲政發展:分裂型社會與政治權力游移的制度
表現
過往的憲政發展過程顯示烏克
蘭的政黨體系特質: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領袖、權變的政治菁英、以及烏克蘭東西分
裂的選民。權力高度集中與權變的政治菁英使得烏克蘭的政治領袖得以依賴其政治領
袖魅力而存在,並透過東西分裂的選民結構,強化了雙首長制下贏者全拿的政治果實
現象,削弱了原先雙首長制可能出現行政權分享的制度設計 - 東西選票分布與族群分布地緣關係
- 行政立法合一
我們觀察到烏克蘭政
治菁英的權力互動,這個框架的特色是: - 政治人物率先透過共黨陣營的分裂競逐
權力,意識形態附庸於政治菁英競逐權力的基礎上,並以此號召群眾。
- 分裂型社
會的選票基礎幾乎是沿著族群分裂線而動員,所以是兩種對立民意的基本格局,但在
中間若干省份則存有游移現象,這些區塊民眾親歐或親俄的意識形態較不明顯。
- 烏克蘭中央政府的制度設計與憲政發展使政治菁英能在行政權與立法權取得絕對優
勢,這就使得選舉過程中未能掌權的少數族群無法獲得足夠的政治權力而自覺受到傷
害,因此該族群便透過大規模的內部群眾示威、或向外國勢力求援希望獲得平反
- 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模式初探
- 規律的親歐/親俄擺盪
- 以革命方式改變安全策略選擇
- 貪腐:革命的導火線
貪腐是烏克蘭內部政治發展的嚴重挑戰,這個現象來自於一套綿密的政商勾結所
形成的龐大金權體系網絡,並阻礙烏克蘭的民主化發展。政府與企業雙方透過各式採
購案與特許經營方式提供企業不當得利的空間,並將此種得利回饋給政治人物。
傳統
上烏克蘭的四大集團,指的是亞努科維奇家族(Family Yanukovych)、Rinat Akhmetov
(烏克蘭首富)、Dmytro Firtash(能源大亨)、Ihor kolomoyskyi(金融媒體大亨),這
四大集團在烏克蘭的電訊傳播、金融、能源、礦產等層面形成寡頭統治體系,具舉足
輕重之影響力。 - 不斷加大力道的革命手段
現階
段民眾雖然對親歐的政策選擇具有較高共識(49%的民眾認為烏克蘭應該繼續發展親
歐政策,高於親俄的 8%),但民眾卻極度不信任目前在檯面上的政治菁英(對總統波
洛申科的不信任度曾一度高達 62%),而且如同烏克蘭的族群地緣分布狀況,親歐派的
民眾與對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也是從西部逐次向東、南部遞減 - 外部因素發揮強化鐘擺效應
歐俄在烏克蘭外部安全環
境的重要性,外部誘因提供強化了烏克蘭政策的擺盪幅度,使烏克蘭被迫進行選邊站
的策略選擇。本文認為,烏克蘭的革命手段與外部誘因強化鐘擺效應,也就是兩者共
同對烏克蘭施加壓力,使得烏克蘭的策略選擇變動成本漸次遞增。
- 結論:內部因素觀點下的烏克蘭危機
- 內部因素:安全策略選擇的前導變因
從策略選擇的內部因素來看,烏克蘭歷次安全策略轉型是政治菁英與民意相互競
爭下的結果,政治菁英的親歐或親俄選擇在這個背景下展開,並且採取相當規律的擺
盪過程,也就是獨立初期的克拉夫區克親歐、庫其馬親俄、尤申科親歐、亞努科維奇
親俄、以及近期的波洛申科親俄。我們也同時觀察到這個內部因素是由烏克蘭的分裂
型社會和贏者全拿的憲政制度發展經驗所共構而成,政治菁英反映上述結構性因素,
而以親歐或親俄路線為其展現。至於烏克蘭安全策略的重大擺盪現象,革命手段是主
要的轉折點,民眾對貪腐和政商勾結的不滿推動革命的發生。 - 外部因素:歐/俄的誘因與吸引力之爭
外部強權透過誘因與制裁等方式介入烏克蘭國內政治發展,從過去經驗來看,歐
俄雙方皆透過財政工具或市場援助等手段以吸引烏克蘭支持。除此之外,俄羅斯有天
然氣供應與軍事優勢,歐盟則有市場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 - 鐘擺效應與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
從鐘擺效應觀察烏克蘭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策略選擇,烏克蘭政治菁英曾嘗試採
取避免選邊站的作為,也就是雖然政治菁英或有親歐/親俄的政策偏好,但政治菁英
仍努力避免在歐盟與俄羅斯之間選定立場,希望能透過左右逢源方式爭取歐俄雙方誘
因,使烏克蘭能成為雙方得利的中間地帶國家 - 烏克蘭在歐俄中間地帶區的特殊性
本文認為烏克蘭在中東歐國家群中具高度特殊
性,這特殊性是來自於其內部因素催生的鐘擺效應,安全策略選擇變動的頻率與幅度
高於周邊國家。當多數中間地帶國家正朝向穩固策略選擇的方向前進,烏克蘭卻仍舊
深陷於慘烈的內部鬥爭狀態,這說明從內部因素理解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的重要
- 緒論:再反省結構現實主義
- 結構現實主義之興衰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檢視攻勢現實主義在本體論、體系結構理論和區域
層次上的缺點,據此提出全球層次的運作邏輯:「極數國定理」,以及全球層
次對區域層次的干預(intervention)依據,提出一種「全球-區域雙層分析」
的結構現實主義,完善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修正。最後,本文也以20世紀東亞
區域體系為歷史案例,進行修正理論所得成果的驗證 - 攻勢現實主義的優勢與不足
- 本體論:精簡的權力觀與被輕視的地理因素
由於攻勢現實主義將軍事力量等同於權力,僅將地理
視為恐懼和投射能力的變項,無法直接影響權力,造成權力具有凌駕地理區域
的普世性,使得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觀在概念上有空洞化的危險,並且連帶影
響其體系結構觀 - 體系理論:僅有全球而缺乏區域視角
Mearsheimer僅以「水體」做簡略的全球 / 區域劃界,並未進一步對體
系分區進行闡釋,他的區域劃界亦有重疊矛盾之處。而在
未界定誰是全體系行為者,又沒有具體劃分區域體系時,卻認為個別國家可
以成為跨區域的行為者,且未釐清全球-區域行為者各自資格,造成全球與區域體系的界線模
糊,最終使得攻勢現實主義退回只有全球層次,缺乏明確區域層次劃分的守勢視野,殊為可惜。 - 結構理論:仍然恆定無政府狀態
攻勢理論卻並未從根本處闡明:(1)是否存有無政府狀態以外的結構類型;(2)區域體系是否因擁有霸權而導致結構改變;(3)區域內其他行為者是否會因
霸權存在而變為支持層級,抑或是仍追求挑戰現狀
- 理論修正(I):攻勢現實主義動態化
本研究認為國際關係最主要的物質性建構性因素,就
是英國學者Barry Buzan所提的,融合地理與技術而成的「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 - 本體論的動態化:互動能力的地理觀與控制能力的權力觀
- 互動能力
Buzan和Little指出互動能力是單元在體系內通過物資、人員和資訊流動
相互聯繫的能力,涉及物質和社會體系中交通和通訊的速度、範圍和容量,而越低技術的環境,互動能力就越受地理限制
- 體系的動態化:全球-區域雙層體系
為何必須在體系觀上採取全球-區域雙層體系,不能採取單層的國際體
系呢?因為就連採取單一體系觀的Waltz都承認,不同的國
家對於不同的事務會有不同的關心。某些國家關心全球事務,其他國家卻僅
關心區域事務。因此若將關心不同事務的國家放在同一層次進行檢視,理論
的解釋力會受到很大限制 - 結構的動態化:結構再調整
- 體系結構二分:結構特徵定義結構
- 結構類型:無政府、層級和均勢
我們主張結構理論可以結合Lake(2009)和Mearsheimer(2014)的看
法,承認層級狀態在國際關係的存在。又因為全球體系有巨大的水體切割,層
級狀態僅能形成於區域體系,全球體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對於層級狀態,
本文則結合Waltz和Mearsheimer結構理論的共同看法,將其定義為「體系內物
質能力集中的行為者,履行體系內其他行為者所不能行使的功能。」 - 結構對行為者的影響
結構的重要性,就在於其充當體系約束和支配的力量,改變行為者的行
為,因而能藉由結構來解釋和預期行為者
。藉由Mearsheimer
(2014, 40-42)對維持現狀和改變現狀的選擇來推論,可以得到三種情況:
(1)結構為無政府狀態鼓勵行為者提升位置;(2)結構為層級狀態鼓勵維持位
置;(3)結構為均勢狀態雖然同於無政府狀態,然由於有一域外全球行為者介
入本區域發揮霸權作用,所以其在對行為者的影響則如同層級狀態,使行為者
優先追求維持位置。
- 理論修正(II):全球與區域的雙層動態關係
- 區域層次:被結構性理論忽略的重點
- 區域體系之定義
本研究借助Buzan
and Waever的看法,仍以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將
區域體系定義為:(1)一個小於但鑲嵌於全球體系之中,(2)由國家單元構成,
具自身結構性特點(無政府、層級、權力平衡),(3)且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受地理條件限制而足以與其他區域分合理切分的國際體系。區域體
系內的大小單元由於高互動能力而關係更加密切,無法個別分割檢視任何單元
關切的區域內安全問題 - 極數國、區域極數和結構特徵
本文依循結構理論的原理,將成極的大國稱為「極數國」,並
將全球極數國定義為:「物質能力之規模足以控制所屬區域體系,從而有能力
挑戰全球霸權的國家單元。」體系內的行為者一旦成為全球極數國,必為所屬
區域次體系之最強國,此即Mearsheimer攻勢理論所稱的「區域霸主」。 - 區域體系之運作
國際政治的歷史則顯示,每個區域體系都有自身的地理與歷史特色。有些
區域可能因為地緣政治與歷史因素,形成穩定不變的霸權國與層級秩序
由於區域之間的「互動能力」隨全球化日
益加強,區域極數與秩序結構會受到全球層次的影響,因此使得區域體系的運
作有別於全球體系,因為全球體系仍是無上位層次的封閉體系 - 區域劃界
- 全球層次的運作邏輯:極數國定理
根據Buzan and Little的分析,當代全球體系是
由多個歷史複合體系發展而成的一個上位封閉體系,封閉性即意味世界上所有
國家都無法置身於全球層次的影響之外,所以讓全球層次變得極為重要,在探
討國際關係時必須檢視全球層次。 - 全球層次與全球極數國
作者同意Buzan and Waever(2003, 84-86)的看法,認為全球體系的層次
並非憑空而生,而係基於區域層次變遷而來。也就是說,全球層次的基礎在
於區域層次,因為每一個全球行為者必先是區域行為者,才能由於某些原因,
晉升到全球層次。晉升的關鍵則依照Mearsheimer(2014)的原始主張,在於
該單元成為區域的霸權。因為只有區域霸權的位置,才能讓單元不擔心來自
本區的威脅,得以將權力投射到域外甚至全球層次上。所以顯然只有區域霸權
才能成為完整的全球體系行為者,即「全球極數國」。 - 全球層次的運作邏輯:極數國定理
- 全球層次的運作與區域大不相同的原因在於三點:
- 全球體系是封閉的
上位體系,結構特徵為無政府狀態;
- 全球體系因地理因素限制導致互動能
力受限,無法形成全球霸主與層級狀態
- 全球體系為區域體系的上位體
系,可對區域進行干預。
- 「極數國定理」
- 第一定理:位置競爭。由於全球體系恆定為無政府狀態,全球極數國必競
相追求權力極大化以提升位置。
- 第二定理:全球衝突。全球極數國為追求提升位置,必會因相互競逐權力
而彼此制衡,導致衝突。全球極數國的行為不存在扈從選項。
- 第三定理:區域干預。全球極數國必干預其他區域,以圖影響該區域的極數或結構,其目的是避免該區域出現區域霸權,晉升成為新的全球極數國。
- 第四定理:區域衝突。全球極數國除在全球層次與其他極數國競逐,亦會
在區域層次與其他全球極數國競逐。
- 第五定理:權宜合作。全球極數國在與其他極數國競逐全球位置的同時,
亦可能卸責或權宜合作,以圖削弱對手或第三國,減少全球極數國競爭者。
- 全球極數國干預區域的邏輯
- 全球競爭與區域干涉的悲劇
- 案例分析:全球多極、兩極和單極對東亞之干預
- 全球多極對東亞之干預
- 體系格局:全球多極
- 假設
- 極數國策略:轉變與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
- 全球兩極對東亞之干預
- 體系格局:全球兩極
- 假設
- 極數國策略(I):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
- 極數國策略(II):塑造東亞兩強均勢
- 全球單極對東亞之干預
- 體系格局
- 假設
- 極數國策略(I):營造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
- 極數國策略(II):維持兩強無政府
- 案例驗證小結
- 結論
- 前言
自1968年通過核不擴散條約(NPT),成立核不擴散建制以來,已建立一系列周邊核區域性核不擴散建制的組合,尤其是1995NPT續約的完成,和1996年UN通過CTBT(全面禁試條約) - 核不擴散背景
- NPT建制構成要素
- 核不擴散建制的三個主要原則
- 國際普遍化原則
- 核不擴散原則
- 國際共同使用核能原則
- 四個規範
- 凍結1967年核武現狀
- 展開廢除核武過程
- 促進和平使用核能源
- 遵守IAEA的防護系統
- 四類規則與程序
- 安全保證
- 廢核過程
- 防護系統
IAEA的防護系統和辛格委員會與核供應者團體的出口管制,扮演此方面的角色需求
- 審查會議
NPT沒有固定的會址,和永久性的秘書處組織,所有關於NPT規範的實行,除了前述UN組織、相關機構和其他出口管制外,主要就是由每隔五年招開一次的審查會議,作為檢視和督促的機制
- NPT形成原因
- 權力政治因素是促成NPT得以形成最重要的原因
- 認知規範也是促成NPT不可缺乏的因素
- 制度功能對NPT的形成扮演輔助性效用
- 集體安全與NPT沒有直接關係
- NPT建制的目標與發展
- 會員數目
- 規範遵從
- 正面個案
- 法國與中共
- 南韓與台灣
- 南非
- 前蘇聯共和國
- 負面個案
- 印度與巴基斯坦
- 伊拉克
- 北韓
- 以色列
- 制度化
- NPT建制的角色與運作
權力政治下的建制易傾向限制性角色,制度功能傾向協調性,認知規範傾向協助性,以及集體安全傾向強制性
而美蘇的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 結論
- 前言
本文將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戴傑飛(Jeffrey W. Taliaferro)所
提出的風險平衡(balance of risk)理論,針對 1995-96 年間的台海
危機,以有別於傳統的分析途徑來解釋美國出兵的原因。 - 傳統理性理論的反思
- 展望理論
展望理論並不否認個人極大化效用,但認為函數是非線性的,
也就是個人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行為,考慮的是獲利與損失的價值函數( value function),而非效用極大化的效用函數( utility
function),因為價值函數是用來反映後果(即展望)的主觀感受值,
以衡量展望相對於參考點偏差的價值,代替了直接後果或傳統的效
用函數
- 基於人性的冒險-風險平衡理論
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戴傑飛針對守勢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理論進行修正,並結合了經濟學領域中蓬勃發展的展望理
論(prospect theory,或譯前景理論),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稱之為風險平衡(balance of risk)理論 - 展望理論
認為在不確定的條件下,
人們的決策過程可分為編輯(editing)和評價(evaluation)兩個階
段,所謂編輯階段是指對不同的結果進行初步分析,其目的是找出
簡化的表現形式,以使決策變的更加容易,亦稱之為制訂(framing)
階段。編輯階段一般被分為編碼(coding)、合併(combination)、
分解(segregation)與刪除(cancellation)四個環境;評價階段則是對
編輯之後的結果進行價值評判,以便進行最後的選擇,亦即選擇最高
價值的展望 - 風險平衡理論
- 四點假定:
- 國際體系(即無
政府狀態、國家間相對權力分佈)限制了國際格局和國家外交政策
的範圍
- 如同其他守勢現實主義理論,戴傑飛也認為只有在
少數情況下,國際體系才會提供國家衝突與侵略的動機
- 體系規則(systemic imperative)與國家領導者的外交決策之間有著複
雜但非直接的連結,欲瞭解一國採行的政策,必先探究其高級官員
對於國家間相對權力與國際環境如何評價
- 人類處理關於自
身環境資訊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們通常依賴先天的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與認知捷徑(cognitive short cuts)來估算權力與選擇政策,
換言之,人們的決策行為雖然是理性的,但是會受到某種限制,即
有限理性
- 因果邏輯
決策者在確定獲利的情境下傾向於風險趨避;在認知損失的情境下,則
傾向於風險承受的不理性行為
- 個案研究:1995-96 年台海危機
- 1995 年 7-9 月
- 背景
- 分析
- 參考點:
這邊的參考點可以表示為「美國定義下的兩岸
現狀」,這現狀不是美中台三方默契下定義的現狀,而是美國在發
放簽證給李登輝之後所建立的新現狀,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美國覺
得中國與台灣都試著偏離當時美國認可的現狀:中國以逐漸上升的
國力為後盾,試圖主導兩岸關係,並排除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台灣
則是透過民主化的成果與經貿實力,試圖降低美國對台灣的牽制,
進而改變兩岸關係的一中前提,亦即中台雙方各自探取對己有利的
情勢,故此,美國希望重新控制對於現狀的解釋權 - 總的來說,美國定義的現狀(一個尚未完全形成的期望水準)在美
中台三邊事務上是獲利的狀態,因此傾向於風險趨避的狀態,對於
中國的抗議與軍演選擇了息事寧人的政策
- 1995 年 10-12 月
- 背景
- 分析
- 參考點
在這一階段中,柯林頓政府原本寄望柯江高峰會後,中國能夠 接受美國定義的現狀安排,因而參考點已轉為美國期望的水準,這個期望水準可以稱之為「美國合意的兩岸關係」,與先前的參考點 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之前美國定義下的兩岸關係是由於國會介 入,就核發簽證一事美國無法示弱,加上柯林頓政府疏於管理兩岸 事務,只能強渡關山式的逼迫中國接受。在柯林頓政府內部檢討後, 認清兩岸關係不能一憑己意而獨斷獨行,必須得到中國的認可(或 至少是默許),因此,這裡的期望水準是美國希望能讓中國滿意, 又不違背美國的利益
- 1996 年 2-3 月
- 背景
- 分析
美國的參考點已轉向修補美中關係,
陸續推動雙方互訪,以加強溝通。在這次危機中,美國深刻感受到台灣議題對於美中兩國的
嚴重性,若不謹慎處理將會摧毀 1971 年以來的正常關係,甚至將引
起亞太地區的動盪與不安,因此在危機過後,美國也展開了兩岸政
策的檢討(特別是對台政策上),乃至於有日後柯林頓在上海宣布
的新三不,也讓繼任的小布希政府重新評估中國的角色。
- 結論
透過風險平衡理論的研究,能讓我們更深入的瞭解
美國的決策模式,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找出參考點。就長期而言,美
國關注的優先性絕對是所謂的 A 類問題,亦即美國在重要的區域
中,為了對抗具敵意的霸權崛起,將會扮演穩定者與擔保者的角色
(Nye, 1999: 29),在美國霸權尚未結束前,這仍應屬美國戰略制
定者的最高原則,落實在美國對兩岸的亞太戰略中,可以看出美國
的目的便是讓中國意識到對台使用武力不應該是其選項
- 前言
本文將試著檢視古典現實主義對這段歐洲統合發展的解釋力 - 歐洲統合的進展與嘗試
一九五八年元月羅馬條約生效後,歐洲統合正式進入了「共同市場建
構」時代。如何建立一個貨物、人員、勞務和資金都自由流通的市場和各
領域的共同政策,遂成為之後歐洲統合發展的主軸。而第一步,就是要建
立一個「對內免關稅,對外關稅一致」的關稅同盟,並實現六國的第一個
共同政策-共同農業政策。 - 共同農業政策與關稅同盟的建立
- 推動籌組歐洲政治聯盟
「歐洲政治聯盟」計畫幾乎全
由戴高樂一手策劃。一九五八年五月他受邀組閣後,即開始構思歐洲的區
域合作:基於法國的經濟利益,他支持實現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和共同農
業政策,並希望在羅馬條約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歐洲政治合作架構」,
用以討論歐洲暨歐洲以外政經事務,實踐的途徑是先召開六國政府間的定
期會議,然後再慢慢將之組織化。 - 德法簽署合作條約
「歐洲政治聯盟」計畫失敗後,戴高樂遂決定由六國合作轉向德法兩
國合作,先行建立兩國政治合作。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國總統戴
高樂與西德總理艾德諾在巴黎法國總統府愛麗賽宮(Elysée)簽訂的「德法
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簡稱「愛麗
賽條約」),開啟德法合作 - 完成共同體行政統一
羅馬條約生效後,歐洲統合呈現三個共同體、三套制度和三個法律體
系的現象。依據羅馬條約,歐洲煤鋼共同體的議會(Common Assembly)
和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也同時是經濟共同體和原子能共同體的
議會和法院。然而,在行政體系方面,三個共同體各有一個部長理事會和
執行機關(執委會和高級總署),以致各界要求合併的呼聲不斷
- 歐洲統合的危機與挫折
- 空椅危機與盧森堡協議
「空椅危機」始於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法國外交部宣布召回參加共
同體部長理事會的法國農業部長和駐歐洲共同體常任代表,並表示暫時不
會派任何代表出席部長理事會議(Boegner, 1965)。要等到一九六六年元
月六國外長在盧森堡集會,正式簽署盧森堡協議後,危機才告結束,共同
體運作恢復正常。 - 法國與蘇聯展開和解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在法俄慶祝建交四十週年之際,戴高樂親函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重申
「儘管歷史捉弄」,兩國仍擁有長久的友誼、共同的歷史和重大的利益。
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間,法國也與蘇聯的中東歐附傭國建立了經濟
和文化關係,一舉成為西方國家中與蘇聯共產集團和解的領袖。
法國未與西方盟國諮商即單獨與蘇聯進行和解的行為,嚴重損害了盟國對法國的信任,西德領袖更以為法國重拾了「聯俄制德」的地緣
政治老路,置戰後歐洲統合和西方團結於不顧。德法合作推動歐洲統合的
機制徹底瓦解。 - 法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
美國企圖透過「多邊武力」計畫強化北約並實質控制法國核武,促使
戴高樂於一九六五年元月正式知會美國政府,法國將於一九六九年底以前
退出北約軍事組織,屆時所有外國駐軍(即美軍)都必須撤離法國,北約
總部也得另覓地點
一
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戴高樂在記者會上向法國人民喊話,強烈批評北
約現有組織根本不合時宜;三月七日,親筆致函美國詹森總統,告知法國
即日起退出北約軍事組織;九日,他在例行部長會議上透露上述決定,要
求政府準備相關措施;十日,他又親函北約各會員國領袖,正式宣布法國
即將退出約軍事組織。 - 法國二次否決英國入會案
宣布退出北約軍事組織後,戴高樂又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記者會上
二次否決英國申請入會案,等同拒絕其它五個會員國領袖的意見,進一步
讓歐洲統合深陷困境。
戴高樂第二次單方面否決英國入會後,艾哈德保
持緘默但放任義大利和荷比政府批評法國,德、義、荷、比、盧五國甚至
將英國入會列為所有共同體進一步發展的前提。
共同體遂陷入缺乏互信、相互掣肘的危機,直至一九六九年四月戴高樂去
職下野
- 相關理論的解釋
- 古典現實主義
- 法國的國家利益
戴高樂對法國國家利益的界定,極符合古典現實主義的排序,認為法
國首要追求安全的生存空間,然後尋求獨立自主,並同時追求政經利益。
為了確保法國的生存安全,他堅持美歐聯盟,主張美軍留
駐歐洲,一方面壓制德國軍國主義再起,同時嚇阻紅軍西侵;在國家生存
安全無虞後,戴高樂就試圖將法國的外交空間拓展到極致,力圖在美蘇夾
縫中在國際間尋求獨立自主的可能性。由於法國屬於美國領導的西方陣
營,戴高樂因此儘量和美國外交保持距離,並伺機緩和與蘇聯的關係,擴
大法國的外交空間;最後,在安全無虞和外交自主的前提下,戴高樂亦致
力法國政治和經濟的發展 - 西德的國家利益
西德的生存安
全是仰賴美國的支持和北約架構。歐洲統合對西德國家利益的貢獻,則在
於擴大了西德外交自主的空間,並有助進一步鞏固西德的民主政制和西方屬性
在前述國家定位的大戰略思維下,艾德諾幾乎從未以純經濟利
益來制定西德的歐洲統合政策,而是堅持「以美德同盟(北約)為主軸,
以德法合作(歐體)為槓桿」的國家戰略,捍衛西德國家利益。只要不損
及北約和美德同盟,艾德諾全力支持歐洲統合 - 英國的國家利益
二次大戰後,德法和解、
致力統合,使得英國歐洲外交頓失可供操作的槓桿。尤其,由七國組成的
「自由貿易協會」無論在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上均無法與共同體六國抗
衡,英國遂改變當初拒絕加入歐洲統合的態度,開始試探加入歐洲共同
體
- 新功能主義、制度主義和自由政府間主義的批判
- 古典現實主義
按照古典現實主義,歐洲統合運動完全由各會員國,尤其是強權的領袖主導,
主要的動力來自國家利益的考量和各國利益的妥協
現實
主義學者霍夫曼就是持這種看法,他認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歐洲
統合運動完全操諸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手中,與國際政治中的任何跨國合作
如出一轍。 - 新功能主義
一九五八年哈斯發表《歐洲統一》(United of Europe)專書,
建立新功能主義論述途徑,直接挑戰霍夫曼的現實主義途徑。一方面,哈
斯否定統合運動完全由國家領袖主義的論述,凸出超國家領袖的角色和各
國菁英跨國結合的動力,認為實際主導了一九五○年代的歐洲統合發展中
的議題設定、條約談判和制度創建 - 自由主府間主義
一九八○年代中期隨著「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SEA)
倡議,統合理論辯論再興。莫拉維塞克(Andrew Moravcsik)創設自由政
府間主義,重申歐洲統合運動仍由英法德三強領袖主導。他針對一九八四
至八五年「單一歐洲法」談判過程加以研究,認為,「整個歐洲統合運動
的發展,就是由會員國領袖所做出一系列理性抉擇的結果(Moravcsik,
1998)。」
莫拉維塞克因此借用了國際
政治學者科恩(Robert Keohane)的「建制理論」(regime theory)和談判
理論「二重賽局」(two level game)的論述,大幅修正了霍夫曼對於歐洲
統合的理論解釋,提出自由政府間主義「利益競合、代表談判和制度選擇」三階段的論述 - 綜合上述理論檢視,新功能主義、自由政府間主義和制度主義對古典
現實主義的批判包括了:
第一,忽略了超國家領袖和機關的角色
第二,忽略了國家利益形成的複雜過程。
- 針對自由政府間主義批判的回應
針對自由政府間主義關於國家利益形成過程的質疑,依上述八個案例
中,政治聯盟、德法合作、空椅危機、貨幣合作、退出北約、否決英國入
會和東向和解,完全是出自法國總統戴高樂個人的主張,不但是「由上而下」的決策過程,而且是基於地緣政治和國家戰略的考量,與自由政府間
主義所繪「由下而上、經濟掛帥」的結構剛好相反 - 針對新功能和制度主義批判的回應
莫內和他的行動委員會並不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歐洲統
合的主導者。在本文所檢視的八個案例中,他和行動委員會在其中四個發
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但即使是最具影響力的原子能共同體和德法合作案
中,莫內也必須透過說服會員國領袖,才能扮演重要的角色。與新功能或
制度主義論述中的「主導」角色相去仍然甚遠
- 結論
按古典現實主義所建構的「法國發動-德法合作-六國妥協」的三階
段分析架構確實能有效解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歐洲統合發展過程中
的羅馬條約、政治聯盟計畫、愛麗賽條約、行政合併、盧森堡妥協等嘗試
和成就,也可以解釋法國為何同時不顧西德立場,拒絕英國入會、退出北
約軍事組織,並與蘇聯展開和解
前述古典現實主義的三階段分析架構,還必須加入「認知」的
變數。從「法國提案」到「德法合作」,兩國領袖不但要有共同國家利益
的認知,這個認知也必須能「說服」大部份的國家菁英。再從「德法合作」
發展到「六國共識」,則必須讓其它四國領袖都至少「認知」該項提案不
會損及該國「安全生存」的核心國家利益,且可能有助該國的獨立自主或
政經利益
- 前言
近年研究發現,國家在執行權力平衡
政策時常出現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的現象,關鍵在於國內政治因素影響國家對
於體系的認知,導致外交政策創造出不同於權力平衡的結果。因此體系理論並非無法
解釋外交政策,而是需要評估國內政治的因素,這就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緣起脈絡。 - 新古典現實主義也受到學界諸多的批評,其中主要可分為三大類。
- 首先,將
分析層次從體系走回國家是在大開理論倒車,也就是回到華茲所謂的簡約理論研究途
徑;即以單一國家的外交政策作為建構國際政治理論的基礎。
- 其次,新古典現實主義
者僅僅注重特定國家與體系互動的結果,因此只能詳細描述國家在某段歷史期間的作
為,無法建立一個在廣度上普遍有效的理論。
- 最後,新古典現實主義缺乏一個統一的
研究途徑,不同的研究者可隨意加入不同的中介變項,如國家認同、文化傾向、領導
者的評估、國內政治因素等,導致理論發展受到質疑。
- 本文試圖解決上述三大問題,藉由整理現有文獻與概念上的推演,希冀能提
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架構,並針對上述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改進
- 首先,該架構將強化
體系因素的重要性,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常將體系因素視為環境限制而將其固定變項,
以利於中介變項(國內政治)的研究,但也造成見樹不見林之憾,缺乏對體系因素的理解。
- 其次,在補充結構現實主義的不足時,也應仿效其建立普遍性的理論框架
- 本文仍然將體系因素視為主要的自變項,無政府狀態與權力分配的結構才
是國家判斷外部威脅的主要來源,其回應威脅的方式就是以對外政策追求安全,因此
外交政策為本文的應變項。然而,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國內政治因素往往左
右外交政策的形成,故本文以決策者評估整合各種中介變項,當一國面對外部威脅
時,決策者需要計算國內是否有能力因應形勢變遷
-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批判與發展
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理論核心承繼新現實主義對於體系與結構的假設與推論,但在
拓寬解釋變項範圍的部分上,則重新檢視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內政治與理念因素的使
用。因此新古典的學者們必須針對上述兩者的研究成果與理論邏輯,從中理解現實主
義如何在保有體系因素的情況下,納入其他非體系(如國內政治因素)與非物質(如
決策者的理念等)變項 - 新古典現實主義之途徑
- 外交史研究
外交史研究的特徵在於引據史書,重新詮釋歷史事件,甚至試圖藉由結合理論,
形塑重新詮釋歷史的可能性。其優點是學者經常可以尋獲應證理論的案例,只要例證
足夠,論述清晰,其他學者反駁的可能性相當低,且有助於理論的實用 - 比較理論研究
比較理論研究藉由區分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他理論的不同之處,來達到確立理論
「座標」的功效。
然而,此途徑的最大缺陷在於無法精準地表達「座標」的位置,
雖然成功地發現其他理論的不足,但卻無法完整地說明理論的內涵。 - 中介變項論證之途徑
中介變項論證之途徑
更重視理論邏輯的描述,以及國內行為者間的因果關係。
此種途徑最大的限制,在於實證研究的不足。此一途徑往往花費大量篇幅
闡述何種中介變項可以綜合其他國內因素,但卻忽略案例應證上的效度,有時予人因
題設事之疑。但此途徑的主要貢獻在於釐清中介變項與外交政策間的關係,並嘗試建
立模式,以供未來的實證研究所用
- 理念因素與外交政策
- 有限制的使用國內政治因素
本文根據決策
者的認知,結合其對於國內政治的評估,從中判斷其外交政策的方向。因此最重要的
主題,在於以決策者認知類型結合體系因素與國內因素。 - 決策者評估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本 文 根 據 上述對理 念 的認識,將理 念 定 義為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知 覺
(perception)與對國內政治的評估(calculation),以及對於整體國家利益的衡量
(assessment)。 - 貼近現實的外交政策
新古典現實主義加入中介變項的討論,其目的並非為了接近國內政
治學派的研究成果,相反地,是為了更細緻地闡述體系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以及
修正結構現實主義的僵化趨勢。因此,藉由增強描述力,新古典現實主義比體系現實
主義更能接近現實的外交政策,也與建構主義具有不同理念因素定位
- 外交政策類型之適用
- 制衡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制衡政策意味該國決策者認知到自身擁有足夠改變現狀的能力與意願,但與結構
現實主義所認知的權力平衡不同,此處的制衡政策較接近瓦特(Steven M. Walt)所闡述的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假設兩大國皆會對其他小國造成一定的威脅,這些
小國應與威脅較低的一方結為同盟,以對抗威脅較大的一方。
瓦特認為,衡量一國所造成的威脅除了理解該國的侵略能力(offensive
capability),尚須評估地理臨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以及受威脅國所認知到的意
圖(perceived intention)。狚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決策者不僅衡量國內對威
脅的評估,也必須知覺國際體系中的誰的威脅更大。 - 扈從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對照於制衡政策,既不具備能力亦無意願的國家,則會採取扈從政策
事實上扈從政策背後的意涵不是對威脅的反應,而是利益的增加。因
為制衡的成本極高,除非有足夠的能力與意願,否則採取扈從是更容易獲利的方式。 - 避險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避險政策在原則上接近軟性的制衡政策,但因為經濟因素仍需保持穩
定的關係。因此是一種同時在經濟與安全目標上雙邊投注的策略,一方面盡量減少在
安全議題上的損失,決策者亦不放棄與現狀霸權合作,另一方面則在與改變現狀的大
國交往中擴大利益。 - 適應政策之起源與適用
決策者在某些國際情勢中,亦有可能需要扈從的政策,但國內卻興起反抗的聲
浪 ,此時決策者 必 須 尋 找 其 他 的政策以 替 代 理 想 的 扈 從 政策。本文以 適 應
(accommodate)政策來說明此類需求
適應政策與避險政策的差別,主要在於原則上仍是傾向採取扈從政策,只是評估
到國內政治的需求,在某些議題上無法完全的跟隨改變現狀大國的利益。若運用在實
際上,決策者認知到改變現狀方有利於該國,但國內則安於現狀的穩定,此時雖在安
全上扈從崛起中的改變現狀大國,但在經濟議題上仍盡量配合現狀霸權國 - 外交政策類型之區別
總體而言,本文在界定上以光譜概念作為外交政策的分類,其中制衡與扈從兩種
政策,可視為光譜的兩端,而避險與適應政策則居於中段。避險政策在原則上接近軟
性的制衡政策,但因為經濟因素仍需保持穩定的關係。適應政策則是原則上採取扈從
企圖改變現狀的崛起國,但由於民意或經濟的評估,而需要配合現狀霸權的安排
- 結論
- 新古典現實主義是正常演化
本文力圖闡述,走回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內層次,並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
究方向,而是必須著重介於體系與單位間的國內政治因素與理念因素,才能避免新古
典現實主義由國際政治理論轉化為特定國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退化過程 - 決策者評估是中介變項
學者羅斯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其實有三個重要的中介的變項,除卻決策者評估
的理念因素外,尚有國內政治結構對於國家能力的影響,以及政府運作資源的能力 - 外交政策仍需實證研究
- 前言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闡述與評析新古典現實主義,其中主要的探索脈絡根植於,外交政策分析與新現實主義思維的交錯和發展,亦即後冷戰時期新現實主義無法有效解釋國際關係的發展,遭致廣泛的批評,以及外交政策分析重新興起。 - 理論發展背景
- 外交政策分析
因過於注重研究方法,低估國際關係的複雜性,而未能產生外交政策理論 - 主要包含三項研究方法的特色
- 從決策者與國家層次,分析外交政策行為
- 採取實證主義方法,建立國內政治與外交政策的關係
- 建構正式外交政策理論
- 後冷戰的轉變
- 多元化的研究途徑
- 轉向中程理論
- 引進心理學來分析決策者
- 重視國內政治
- 受到建構主義影響,開始注重理念與認同
- 新現實主義
無法解釋後冷戰現象而遭到批評 - 建立國際體系層次作為分析國際關係現象的優勢地位
- 貶低決策者和國家層次所具備分析國際關係現象的能力
-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性質
從維護現實主義出發,而且為了達到辯護的目的,一方面鬆綁新現實主義的束縛,一方面納入較為繁複古典現實主義的多樣性,使其具有較大的彈性和迴旋空間
其理論建構以外交政策分析為範圍,以建立特定條件下的中程理論為目標 - 就層次分析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採納多層次分析,強調中長程觀點言,權力結構分析較具優勢,但短程則決策者與國內因素較具優勢
- 就本體論而言,採雙元論的立場,認為國家能力包括有無與無形
同時也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在實證與後實證之間游走
- 理論主張和研究方法架構
- 理論主張
- 接受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事實,但不若攻勢和守勢賦予特定含意
- 同意權力是決定國家行動的基礎,但權力並非等於外交政策利益和行動
因此,對新古典現實主義而言,國家的目標是追求國家利益和國際影響力,設法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環境下,塑造有利於該國利益發展的環境 - 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行為最主要的力量
但不會如同新現實主義一般特別強調"國際體系"權力分配,比較關切的是相對權力,尤其是和本身相關國家間的權力分配關係 - 國際權力分配無法有效解釋實際外交政策行為
- 國家非單一理性實體
- 國際權力必須透過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
- 國際權力分配是模糊的概念
- 國際權力分配只能在一定程度內限制國家外交政策的取向,但不能決定外交政策的特定選項
- 就長程而言,國際權力分配能為國家政策提供完善說明,但短中程則有很多限制與不足
- 外交政策由決策者制定,決策者對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可決定該國外交政策行為
- 國際權力難以評估
- 政府內部缺乏對國際權力評估統籌策劃的機構
- 決策者傾向以過去的經驗,來評估現在或外來的發展
- 認知改變和權力變化沒有一定關係
- 國際權力產生變化時,容易產生錯誤認知
- 接受當國家相對權力增長時,對外行動能力也會增加
而國家權力是否轉化為國際行動力量,決定在政府能力上 - 國家外交政策行動未必會隨著國際權力變化,而採取相應的權力平衡措施
因為國家不只關心國際權力分配,也關切自身國家目標與外交政策利益
- 研究方法
- 由國際到國內、整體到個體,循序漸進的步驟
- 首先檢視國際權力分配,探討權力結構發展和國際行為不一致的情形
- 研究重點轉入國內政治,探討那些變數是構成干擾或影響權力結構和國際行為的關係
- 以個案來檢視權力結構與國際行為關係,並且進而試圖建立外交政策理論
- 根據個案研究的結果來驗證理論假設的關係
- 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評析
- 成果
- 銜接現實主義理論間的縫隙,延續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
- 打破國際體系與外交政策研究的隔閡,納入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
- 結合傳統與實證研究方法的優點
- 引導新的問題與解答
- 提供中程理論建構
- 批評
- 失去現實主義的一致性和特殊性
- 沒有跳脫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只是從事例外性的個案論述
- 陷入國內政治(太多變數難有決定性的理論),可能邁入比較外交政策的後果
- 不具理論的條件,只是理論分析架構
- 結論
- 前言
- 美國 BMDS 計畫背景
此構想源於美國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 1993 年 5 月宣佈實
施導彈防禦計畫。該計畫包括兩部分;一是用於保護美國海外駐軍與盟國
免遭導彈威脅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一是
用於保護美國本土免受導彈攻擊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Defense, NMD)。
小布希(G. W. Bush)總統上任後,希望建立結合TMD
與NMD的整合型導彈防禦系統,即本文所討論的導彈防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BMDS) - 當事國的立場
- 美國
- 美國所以選擇在波、捷兩國部署此系統之主要可能原因為:
- 對俄羅斯的疑慮
2007 年美國國務院在其《戰略計畫》中也指出制
止俄羅斯的負面作為是今後 5 年的外交重點之一 - 領導地位的強化
論者以為,美國其實並
無意讓北約發展自己的BMDS,至少不要脫離美國的框架 - 平衡歐盟的勢力
有論者認為,如果歐盟能形成屬於自己的集體軍事力量,不但
能增加衝突解決與維持和平的能力,更可以對外政策的獨立性。有鑑於此,美國如能在北約的背書與支持下成功地在波捷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不
但可以分化歐盟國家,更可以制約歐盟的軍事能力建構。
- 俄羅斯
俄羅斯之所以在立場上對美國建立BMDS做出強烈反應,主要基於幾
個理由 - 有感自己的安全與戰略空間被嚴重壓縮
- 隨著國際能源價格
的上漲而國力有所提升,普丁在總統任內帶領俄羅斯恢復其昔日大國地位
的心態也漸強烈。故而在與戰略武器有關的導彈防禦問題上,俄羅斯不可
能接受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徑
- 2008 年 8 月俄羅斯與喬治亞發生軍事衝突,此事件涉及地緣政治和美歐俄三方利益的衝突
- 北約
北約
與美國在導彈防禦的相關事項上其立場是一致的 - 雖然歐美
雙方都認為導彈及WMD的擴散是大西洋兩岸共同的不安全來源,但在歐
洲方面並沒有把導彈防禦列為最優先的安全事項。
- 伊朗
伊朗發展核武與導彈飛彈的主要的目的是建立自
己的第二擊(the second strike)軍事能力,美國或是以色列將不會輕易對
伊朗發動軍事攻擊,因為被伊朗報復的可能性與成本將大幅提升。因此如
美國想要使波斯灣要道荷莫茲海峽保有航行自由,就必須具備更強、投射
範圍更廣的監測及防禦系統以阻擋伊朗。故建立BMDS,以及與北約盟
邦的合作就成為利益與成本分析下最為可行的政策
- 理論分析
- 現實主義
以現實主義而言,將安全研究的焦點著重於如何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國
家在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外部」威脅
從本文論及美國在BMDS的立場或相關政策作為可知,其動機與目的
是為了保障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其次則是為其在歐洲的盟邦提供有效的
導彈防禦。這種將安全予以切割,以自身或自身所認定之盟友安全為優先
的本位性或排他性思考,是現實主義安全政策的最佳體現,即建立在「敵
我關係」的思考上 - 自由主義
在一個互賴的世界裡,國際事務往往必須經過協商
與合作,相關國家基於理性和自利的思考,將會傾向選擇以合作或建立制
度(institutions)的方式來減少衝突和獲取利益 - 建構主義
美國如欲在歐洲成功的建立BMDS,必須先說服其在歐洲的盟
邦國家認同它對於安全的描述與威脅的判定。此種說服工作所涉及的層面
已非著重純粹客觀物質力量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或是側重
理性選擇與利益衡量的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能負荷,而是得從強調身分認
同、觀念建構以及相互主觀作用性(the product of inter-subjective beliefs)
的社會建構論來分析與理解
將伊朗(或俄羅斯)定義成美國和歐洲盟邦的共同安全威脅,進而建立起
大西洋兩岸共享的安全認知,使雙方在導彈防禦的立場上漸漸推往趨同的
交集點上
- 結論
美國在歐洲 BMDS 部署的成
功並非代表現實主義安全政策的奏效,而是證明「合作」與「觀念」對於
外交政策的影響性實不亞於物質性的權力。其中與「觀念」有關的「身分
建構」又左右了歐洲國家是否相信及願意接受美國的觀點,讓其在歐洲設
立導彈防禦的相關設施並與之配合
- 前言
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建構主義"是探討人類意識及其在國際關係的角色,以及國家認同與利益形成,而不是主流理論所關切的權力與利益 - 建構主義的興起
- 起源與定義
- Alexander Wendt
建構主義是國際體系的一種結構理論,有著以下的核心主張 - 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析單位
- 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
- 國家認同與利益是由這些社會結構所構成的重要部分,而不是由人性或國內政治對國家體系的特定外在因素所構成
- 理論的來源
建構主義大量地從社會學擷取理論,作為其探討社會事實的理論基礎,特別是社會學理論中的結構理論與互動理論;就哲學基礎而言,則是以詮釋哲學所開展的"批判理論"為主要。以此兩者,建構其在認識論、本體論與方法論上的內容
- 建構主義的理論內容
- 結構與行動者的關係
建構主義者強調行者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行動者藉由其行動重新產生或改造了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又反過來影響了行動者的認同與利益。
行動者的行動也只有在相互主體的社會結構內才有意義。因為國家在互動之前,是沒有認同、沒有利益、沒有期望,互動過程決定了認同與利益 - 認同與規範
建構主義思考國家是否來自一個集體認同?不同國家能形成一個集體認同?學者從結構脈絡、系統過程、策略運用、權力競爭論論述集體認同的形成 - 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
建構主義主張國家主權是種社會建構,他應考量國家與主權間的建構關係,在相互主體可認同的社群內,由於互動與磋商產生的主權之方式與意義,以及實際上建構、重新產生、重新建構、及解構國家與主權的各種不同方式
而國家利益是在國際規範與價值的脈絡下所界定,並理解甚麼是好的且適當的國家利益 - 無政府、安全兩難與軍備競賽
安全兩難是社會規則的相互主體的互動結構。他影響了國家行為,國家以此結構去詮釋其他國家的言行,由於不知他國的企圖而產生相互不信任、不安全的體系。因此安全兩難是國家互動的結果 - 規則與規範
規範建立了對於行動者在特定環境下的期望及行為,進而影響其認同、利益與政策 - 建構主義的個案詮釋
- 建構主義內的差異
John Gerard Ruggie依據對社會科學哲學的詮釋角度不同,建構主義有三種不同類型 - 新古典建構主義
引進其他社會科學新概念修正傳統的建構主義 - 後現代論建構主義
強調語言、對話、詮釋邏輯等,作為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基礎,以建構行動與互動的意義之重要性 - 自然論建構主義
主張如主流理論般的社會科學理論,以及運用科學實在論為哲學基礎
- 對建構主義的批評
- 個人的主張-代結論
- 前言
- 「規範性」的研究導向要求我們在論文之研究設計,或對實務政
治議題研究加入理論分析時,就要先釐清下列幾個命題:
- 「為何」(why)此項議題需此理論?
- 此理論「如何」(how)幫助吾人研析此項議題?
- 以此理論來研究此議題有否不足或不盡相符之處?
- 如何改良此理論?
- 能否將此複雜的「理論與實務之關係」以簡潔( parsimonious) 之模型
(model)呈現出來?
- 層次分析在國際關係理論之意涵
- 結構約制單元學派
強調國際層次對單元層次的影響是絕對且單向,位於國際體系制約下的單元,僅能屈從於體系的制約而擬定各自的行為準則 - 結構與單元分工學派
認為國際體系不但是一個分
析架構,同時也是一種分析對象。國際體系作為一種分析架構,就需要討論體系如何
經由各種複雜元素與單位來組織 - 單元決定結構學派
立基於單元層次
的角度,嘗試透過系統性、經驗性的分析方式來探究體系的形成,其研究成果呼應國
際體系實為國家行為或國家間之互動所促成,進而歸結出體系乃為單元輸入的結果,
體系對單元沒有任何影響力之結論
從層次分析上來說,此學派雖有注意到結構或國
際體系層次之存在,但他們認為國際體系乃是一個「單元之投影」,體系本身是依單元
而不斷改變之依變項;因此,此派之研究重心並不在體系或結構,而在單元 - 強調結構與單元互動之過程學派
此學派的焦點並非侷限於體系或是單元層次,其所討論之重心為體系對單元的約
制以及單元對體系之回應下各自調整的結果,此結果端視結構與單元間互動過程
(process)而定
- 建構主義對於層次分析研究之貢獻與限制
- 建構主義的對層次分析多元性的重視
自 1980 年代後期與 1990 年代,有少數學者如 Onuf、Kratochwil、
Wendt、Ruggie 等開始引進或採用「建構主義」概念,強調國際政治中一般被奉為圭
皋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之權力分佈(distribution of power)所形成之國際體系結
構,並非一個「既定」(given)之靜態(static)概念,而是透過能動者(agent)在 相互主觀 ( intersubjectivity ) 的互動下逐漸在「認同」 ( identity ) 與「利益」
(interests)的形塑間「建構」出一種具動態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之國際的
「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而此社會結構再形成某種規範(norms)來約制國家
之行為。 - 建構主義在層次分析研究方法的限制
- 建構主義存在著兩大限制
- 一般學者認為,建構主義雖然解釋力強,
但預測力卻不足;本文認為,這點可能與建構主義採用了「多元論」及因果互動關有密切關係,畢竟「多元論」與「因果互動論」對所謂的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
與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常持一種「不可知論」的立場
- 建構主義與新自由制
度主義(neo-liberalism)及多元主義中之學者,其理論或研究分析架構多有重疊,不
易在分類學(typology)上作有系統之分類,因此建構主義學者在理論之預測能力也因
此與多元主義學者一樣常落入一片混亂中。
- 以上兩大限制,皆與建構主義學者未能在「層次分析」
上,特別是跨層次分析的著力且未與多元主義學派作切割有關。
- 從層次分析設計建構主義之分析模型
- 建構主義與未來國際關係研究密切相關的特色:
- 建構主義之「社會結構」形成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之形成。建構主義之結構
是動態的,其源頭來自於「能動者」(單元)帶著「理念」與「價值」之互動
- 建構主義中「能動者」的「國家認同」或「國家利益」是可以經由互動而形
塑,是可以學習並改變的
- 建構主義融合系統理論之「反饋」
(feedback)之設計,其層次之間的關係並非單純之線性(linear)關係,而是一種不
斷演變的動態流動,因此建構主義並非純理性導向之研究
- 建構主義的確極為強調「理念」,但並非如 Wendt 觀念中的“ideas all the way
down”,「理念」還是受到其他「能動者」間「相互主觀」互動影響,並且可以學習及
改變
- 結論
- 前言
為什麼我們會說IR理論是一個工具,而國際政治是一個現實,並且相信可以用理論來瞭解現實呢? - 國際關係理論作為分析對象
IR理論本身並不是一個用來分析現實的工具,而是一個用來創造現實,指導人們如何在創出的現實當中行為的一個準則 - 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脈絡
- 關於現實主義的起源-Marchivelli
提出主權概念的原因是要和教廷對抗 - 現實主義研究對象的鞏固-Hobbes
鞏固既有的主權架構 - 國際政治理性概念的變遷
- 內在理性-Wilson
理性由人的認知所決定 - 外在理性-E.H.Carr
外在環境決定
- 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前提
- 現實主義國家利益觀變遷
- 國家利益的客觀化
Kenneth Waltz認為國家利益由外在的國際政治來決定,而非古典現實主義者的那樣由國家內部決定
Alexander Wendt則認為結構由大家的偏差所決定,因此結構會基於大家的認知(Collective identity)產生變化 - 建構主義的現實主義取向
Wendt先預設大家互動形成一個Collective identity,再把它比擬為一個客觀現實 - "國際"作為國際政治學的產物
- 結論
- 前言
- 重新閱讀三本社會建構論之代表作:創立與傳承
- Onuf之"我們造就的世界"
- 三段論述
人與社會是相互構成的,是三個不斷循環的階段:人建構社會、社會建構人的行為;第三段則是人與人間的互動形成規則,而社會透過這些規則規範人的行為 - 言語行為
人與人透過言語做互構,促使對方做出回應,而這些言語被稱作言語行為,依照其強度分為:斷言性言語行為、指令性言語行為以及承諾性言語行為
- Kratochwil之"規則、規範和決策"
- 語言
語言是形塑規範效力範圍與空間的主要因素之一,透過語言,各方對於規範進行承諾,使規範具有強制力 - 規範
國際上的規範使用是基於一種特別的論述形式,在各方表述範圍內,針對共同期待找出一套行為準則。而這套準則共同理解媒介的邏輯並非一致,因此具有解釋空間
- Wendt之"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 三種無政府文化
源自英國學派,認為國際體系中存在一種相互競爭的思想傳統:霍布斯、洛克、康德,並認為國際政治是建立在一個國際社會之上 - 身分
三種無政府文化的形成取決於一國在另外一國眼中所被認定的身分關係,包括敵人、對手或是朋友;而對於這三種關係的認定,就會形塑出國際政治中不同的文化樣貌
- 社會建構論的理論意義
- 結論:理論與實踐
- 從亞洲開展國際關係的地方性學派
- 亞洲學派
根據亞洲文明經驗形成的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研究視野
其相似之處在於對文明的關切
- 活躍中的國際關係東亞學派
- 回溯文明-日本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行選項之一
- 自成文明-中國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行選項之一
- 探討亞洲其他地方性學派的可能
- 超越文明-印度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行選項之一
- 解構文明-澳洲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行選項之一
- 溝通文明-韓國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行選項之一
- 占用文明-台灣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行選項之一
- 迴避文明-東盟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行選項之一
- 省思亞洲國際關係的可行性
- 前言
- 英國學派:源自何方?
- 英國學派:必也正名乎?
- 對特殊研究傳統的認同
- 詮釋的途徑
英國學派對理性主義的重視是由於理性主義提供英國學派的學術關懷一個極佳的答案,這項關懷就是"何謂國際社會",顯示英國學派的方法論如何與國際社會的本體論結合在一起 - 規範性的國際關係理論
國際社會的特徵就是國家在共同制度下,在國際法、外交行為及國際組織中察覺它們共享若干利益及價值,彼此的關係受到共同規則的約束 - 追求價值自由
- 拒絕行為主義及科學主義
- 依賴社會學方法,如理想類型的分析及理解的方法
- 認同國家體系一致性與特殊性以及國際關係是獨立學科
- 對國家體系中的秩序有著正面的評價,而對於體系結構可能的改變並不樂觀
- 英國學派的核心內涵
- 國際體系、國際社會與世界社會
- 國際體系
本質是國家間的權力政治,其本體地位是以國家為中心,主要是著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及過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 - 國際社會
國際社會不僅是國家藉由算計他國行為而設定自身行為的體系,更存在著國家藉由對話及共識來形塑規則及制度,國家的共同利益是維持這些規則及制度的重要力量 - 世界社會
將個人、非國家是為國際關係的焦點,重視共享規範及價值在個人層面所扮演的角色
- 國際關心的三個傳統
- 多元主義與團結主義
- 多元主義
認為應該尊重建立在國家間政治差異的國家主權,並視國際社會為維持秩序的工具,關心在無政府狀態下,如何維持國際秩序、主權的承認、外交行為的規則及互不干涉的原則 - 團結主義
關懷共享規範對使用武力的禁制效應以及國家與普世人權之間的關係,強調國際社會中的個人權利而貶抑國家主權
-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