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本論文的目的是,通過考察新興大國日本(1970 年代以後,2000 年 代以後則是守成大國)和中國(2000 年代以後)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分 析兩國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和動機,並在此基礎上簡要探討中日兩國的全 球治理外交對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 本論文採用歷史過程分析方法,即 對於日本要追溯到 1970 年代,對於中國則主要從 2000 年代開始,就兩國 參加全球治理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
- 本論文採用動態比較分析方 法,即對日本和中國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進行比較
- 比較東 亞區域治理在日本和中國全球治理外交中的地位,探討兩國在區域治理問 題上的不同的立場對兩國關係以及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 全球治理與日本外交
- 1970 年代
對於日本外交來說,1970 年代是「超脫對美自立與否的問題,探求能 夠發揮作用的外交新領域的時期
1975 年日本以創始成員國的身份加入 七國集團(G7)峰會,極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政府承認,加入 G7 意味著日本已成為高度發達的民主主義國家,而發達民主國家擁有共 同的理念和體制,肩負著為世界穩定和發展起主導作用的責任 - 1980 年代
198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側重於經濟與開發援助領域的同時,也 開始嘗試在和平問題上有所作爲。1988 年 5 月,竹下登首相發表《國際合 作構想》,將「和平合作」與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並列爲日本的主要外交 任務。
進入 80 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上述外交方針,除了來自以美國為主的國 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外,主張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的國內輿論日益升溫也有 關係 - 1990 年代
199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主要關注領域從過去的經濟貿易、對外援助向聯合國維和行 動、裁軍(常規武器、對人地雷問題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防擴散(核 武器、化學武器等)、環境保護、人口與糧食、氣候變化等問題擴展
- 日本政府開始積極爭取提高在各種全球性治理機制中的地 位。
- 這一時期,日本試圖根據自身發展經驗主動地改善原有的治理 機制,改變一味被動應付外部壓力的局面。這一點在開發援助領域尤爲出。
- 1990 年代末以後
1990 年代末日 本政府找到了在全球治理上打上日本烙印的新途徑,即「人類安全」。把 「人類安全」概念首次提上議程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 1994 年發表的 《人類發展報告》。「人類安全」理念出台不久,日本一部分政界人士就發 現了利用此概念開拓日本外交新局面的可能性。如 1995 年 2 月,村山富 市首相在國會中表明積極推進人類安全的想法。但是日本政府真正從戰 略的角度推進人類安全外交是 1998 年以後
與「人類安全」,「官民合作」密切相關,但更加突出戰略性的則是「價 值觀外交」。小泉純一郎首相以來日本外交中標榜「普世價值」的場面逐 漸增多,第一次安倍晉三內閣時期更是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戰 略。此後,隨著頻繁的政權更叠,價值觀外交在日本外交話語體系中的比 重也時強時弱,但基本上持續到現在。日本外交熱衷於標榜價值觀,首先 是因爲 1990 年代以來「普世價值規範」的內化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當然 更爲重要的動機還是,針對快速崛起的中國,重構日本的國家身份,並強 化日美同盟、爭奪地區主導權 - 全球治理與中國外交
-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和諧世界」
- 國際政治新秩序
何爲「國際政治新秩序」?1990 年 9 月 28 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 在聯合國大會對此做了如下說明。第一,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 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第二,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 守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第三,國家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和 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第四,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 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第五,各國不論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
可見,其核心思想無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據李 鵬總理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核心原則是「不幹涉內政」,因此「不 幹涉內政」是「國際政治新秩序」之核心規範 - 和諧世界
據胡錦濤主席在 2005 年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 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 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方能共同構建一個 和諧世界。可見,相比「國際新秩序」,「和諧世界」是一個更加突出「多 樣性」規範的世界秩序概念。「和諧世界」只停留在抽象的秩序理念上 - 全球治理成爲中國外交新理念
- 「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首次在中國官方的正式文件裏出現是在 2008 年。2008 年 3 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指出,「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 的妥善解決,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權益」
- 中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戰略
国际主流學說主張全球治理應以市場、人權、民主程序、公 正、透明原則、問責制等自由主義價值觀為基礎,而中國政府則主張「公 平」、「公正」、「合理」、「包容」才是全球治理應追求的首要價值。76其中,「公 正」更是在中國全球治理話語體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 中日兩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比較
- 日本和中國都是在先後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表現出參加全球治 理的意願,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初期階段都是以經濟領域為主。
- 促使日本和中國積極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具有很高的相似 性。1980 年的日本和 2010 年代的中國,都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87且經 濟利益的快速全球化爲開展全球治理外交提供了物質條件
- 東亞區域治理與中日關係
- 日本的崛起與中日關係(1970—1990 年代)
日本開始參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是 1970 年代以創始成員 國的身份加盟七國集團以後。盡管在宏觀政策協調、開發援助等問題上態 度積極,總體來講日本並沒有像典型的世界大國那樣具備全面參與世界事 務的意識,而是把東亞區域視爲發揮自身作用的主要舞台。在七國集團 峰會上,日本努力扮演亞洲代表的角色,力爭向會議反映亞洲各國的關 切。也就是說,對於日本來說區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日本在全 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在區域治理中得到體現
。1990 年代中國社會正經曆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中國政 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維穩,即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的穩定問題成爲壓倒一 切的首要任務。對外政策上,則高舉以「不幹涉內政」原則爲核心規範的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因而很難與日本提倡的「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産 生共鳴。 - 中國崛起與中日關係(2000 年代以後)
中國的崛起對上述日本的國家身份以及區域治理戰略形成了挑戰。中 國反對全球治理奉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爲圭臬,主張「公平、公正、包容」的 治理理念,在具體操作上則重視提高新興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 理體系中的地位。無論其治理理念還是實際操作上都反映了濃厚的國家中 心主義思路。在區域治理上,中國正在強化「外線拓展」戰略,即在西 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之外建構由中國等新興國家主導的治理機構。其目 的是一方面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同時通過「以外促內」的 方式促進既有體系的改革。在此戰略下,中國先後主導成立金磚國家開 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對既有的區域治理機制帶來 很大的衝擊。 - 結論
本論文發現盡管隔著三十年左右的時差,中 日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無論是 1970 年代以後 的日本,還是 2000 年代以後的中國,都是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開始受到 來自國內外的要求承擔更多責任的壓力。與此同時,對外援助和企業的對 外投資的迅速增加,促進了經濟利益的全球化進程,爲參與全球治理提供 了經濟上的動機和物質基礎。這種內外壓力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力促使新
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
〈全球治理中的日本、中國與東亞國際關係〉俞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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