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對中政策主軸與台海局勢分析〉李其澤

1. 前言
   本文將拜登政府這一對中政策主軸定位為「競爭性共存」 (competitive coexistence)，以下就其對中政策規劃的重點、近一年來美中外 交爭鋒的過程、拜習視訊會議的結果三個部分來討論和闡釋美中關係之 「競爭性共存」。最後，在美中「競爭性共存」的架構下，進一步分析拜習會後的台海局勢發展
2. 拜登政府對中政策規劃
1. 拜登總統(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就職之後兩周（2021 年 2 月 4 日），在國務院發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說：「美國的世界地位」（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 拜登政府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和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 貝爾（Kurt Campbell），在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中聯名發表文章：無 災難的競爭 --美國如 何與中國在競爭中共存（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3. 2021 年 3 月 3 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發表題為 《美國人民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的演 講
   同日，白宮也公佈《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針》（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4. 歸納以上四份文件，拜登政府對中政策的基本認知和指導原則主要有 以下四點：
1. 一、中國是 21 世紀威脅美國領導地位的戰略競爭對手和現存 國際秩序的最大挑戰者。
2. 二、美國對中國的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已經失敗，將中國納入國際自由經貿體制並未導致其政治民主或政權改 變，和平演變的期望證實是落空的。
3. 三、因此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政策選項 是基於實力地位的「競爭戰略」（competitive strategy）；一方面削弱中國 的整體實力及其建構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增強美國的實力，塑造符合 美國及其盟友利益和價值觀的國際秩序。
4. 四、美中「激烈競爭」（extreme competition），但非冷戰狀態；雙方不要陷入衝突，甚至引發戰爭，而是 在競爭中維持共存。換言之，美國要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但 須維持共存，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3. 美中外交爭鋒
1. 2021
1. 在 3 月 12 日以視訊方式召開 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安全對話（QUAD）。緊接著 3 月 16 日美日外交國 防 2＋2 會議、3 月 18 日美韓 2＋2 會談。拜登政府接連與 QUAD、日、韓 「2+2」等印太盟邦舉行會議，刻意營造對自己有利的氛圍向中國施壓， 實為鋪墊 3 月 19 日的美阿拉斯加「2+2」高層會談。此次會談，美方代表 是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中方代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 會談前，美國國務院對此進行說明，聲稱拜登政府將以實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與中國互動
2. 美國總統拜登 9 月 9 日致電大陸國家 主席習近平，進行直接對話。拜登表示，美方願與中方坦誠交流和建設性 對話，確定可以合作的重點和優先領域，並要管控分歧，避免誤解誤判和 意外衝突，負責任地管理美中競爭，確保競爭不會陷入衝突。習近平則指 出，中美能否處理好彼此關係，攸關世界前途命運。雙方在尊重彼此核心 關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礎上，可以繼續接觸對話，推進在氣候變化、疫 情防控、經濟復甦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協調和合作
3. 10月6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美國國家安全 顧問蘇利文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
4. 10 月 31 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意大利羅馬「20 國集團」（G20）峰會進行場邊會議
5. 12 月 20 日王毅在北京出席「2021 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 幕式並發表演講。王毅呼籲，中美雙方應當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 作共贏三原則，共同探尋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 的和平共處之道
4. 拜習視訊會議
   拜登政府花了 10 個月的時間制定外交政策，塑造戰略環境，以及美 中不間斷的穿梭外交和國安對話，終於鋪墊成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 11 月 16 日的視訊會議。
   從拜習會後美中各自釋出的訊息來看，可得出以下幾個要點：一、雙 方在氣候變遷、共同防疫、能源供應及經濟復蘇都有合作意願；二、對於 可以合作的領域，雙方成立工作小組進行協調；三、在北韓、伊朗核武問 題以及阿富汗情勢等議題交換了意見；四、在最可能爆發衝突的台海議題 上，則各說各話，沒有交集。
5. 拜習會後的台海局勢分析
1. 「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
   本文引用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概念，將未來的美中關係詮釋為「競爭性共 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 ：激烈競爭，但仍在某些領域進行合作； 管控競爭，避免演變成衝突，並塑造一個在競爭中共存的國際體系與秩 序。「競爭性共存」的關鍵考驗在於如何負責任地管理競爭而不造成衝突， 且能維持雙方合作的空間。
2. 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的原則是，繼續履行「一中政策」及遵守 《台灣關係法》，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作法，維護台海局勢的和平 與穩定，即維持兩岸現狀（不武、不獨、不統）。台海的現狀符合台灣、 中國及美國的利益，也符合印太區域安全和穩定的利益

〈政治社群、認同與外交政策： 「芬蘭化」概念的再思考〉李俊毅

1. 前言
   外交政策和認同是密切相連的，理解「我們」的概念是如何被建構與論述，因而構成了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一個進路。
   若一個政治社群對「我們」概念的論 述較著重在「民族」，則其在安全議題上較屬於「社會安全」（societal security）的面 向，也就是「一個國家語言、文化、宗教與國家認同、以及習俗的傳統模式之持續發 展」，是否受到挑戰
   相對的，若一個政治社群對「我們」 概念的論述較著重在「國家」，則其在安全議題上便較傾向於「軍事安全」與「政治安 全」，而涉及對國家、人口、領土、主權、社會秩序等的威脅。
2. 外交政策、認同與論述理論
1. 建構論
   本文選擇以 Ole Waever 為首的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theory）為主要架構。此一選擇有若干理由
1. 在當前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後結 構主義首先關切認同（或我群與他者關係）的重要性，以 Alexander Wendt 為主要代表 人物的社會建構主義，則是將認同的研究，由學術邊緣帶到中心。在二者的比較與抉 擇中，建構主義的研究，傾向將認同看成是國家與國家、或國家與國際結構在互動時 的產物，而較無法處理認同在國內層次的發展；狖相對的，後結構主義的途徑，則能關 注一國內部針對一個議題或概念所產生的不同論述。後者因而較能符合本文之所需
2. 即使在後結構主義的陣營中，論述分析的形式與方向亦有相當大的區別。本文以 Ole Waever 發展出的架構為基礎，乃因後結構主義從一個批判性與理論性的知 識立場，轉成一個能結合理論與實證個案的研究途徑，Ole Waever 是著力最深的學者 之一。
2. Waever 進一步探討「民族」與「國家」的關係、可有的不同意 涵與組合
1. 「民族」與「國家」的概念可以是緊密相連的（如法國），也可被認 知為兩個不同的實體（如德國）
2. 「民族」一詞來看，其可被理解為「文化民族」 （cultural nationalism, Kuturnation），亦即民族的構成是基於出生與文化，也可被理解 為「政治民族」，即民族的身分取得，須基於國家所創建的公民身分
3. 就「國 家」一詞來看，則可先分為外部與內部。國家概念的外部面向指一個政治社群對其國 家在世界的角色與地位之認知，例如是強調權力平衡與國家利益的「權力國家」 （power state），或是著重維持和平、發展與人權等道德價值的「反權力國家」（antipower state）。國家概念的內部面向，則指國家的構成或制度，如福利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等
3. 「芬蘭化」的概念與解釋 
1. 「芬蘭化」的概念與定義
   「芬蘭化」一詞在 1950 年代末期與 6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在學界以西德學者 Richard Loewenthal 為使用此一概念的先驅之一。
1. Hans Mouritzen
   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 主張「芬蘭化」是個「順應默從」（adaptive acquiescence）的政策：在權力關係極為不對等的兩國中，小國向強鄰做出若干妥協、放棄向其他競爭的強權商藉軍事力以改變現狀，以交換強鄰維持該小國獨立、核心價值與基本生活方式的保證
2.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則將「芬蘭化」定義成「儘管一國並非蘇聯集團的一分子，但因希望和 蘇聯維持密切關係，從而願意疏遠其傳統同盟與朋友之政策或行為」。
3. 蘇秀法
   則 主張，「『芬蘭化』從廣義上講是指一個強權對一個弱小的鄰邦使用有行的或無形的直 接的或間接的壓力，迫使這個弱小國家懾於其威力而不敢做出逾越其所能容忍限度的 行為」。
4. 嚴震生
   對「芬蘭化」提出以下分析
1. 指兩個一大一小鄰近國家之間，所存在的不均衡（asymmetrical）關係。
2. 這個關係是如此的不均衡，以至於大國可以支配小國的外交關係，包括干 預它和其他國家的雙邊軍事和經濟合作
3. 大國對小國的支配和干預，有可是前者慢慢兼併後者的過程
4. 從小國的立場來看，這層關係並非完全是由大國所主導，小國本身或多或 少也有為了安全的基本考慮，而作自我的約束。
5. 「芬蘭化」乃是將一個理論上的概念，藉著實際的例子，得以闡述。這個概 念，就是所謂的「順應默從」（adaptive acquiescence）。
2. 「芬蘭化」概念的歷史脈絡
1. 1948 年的芬蘇友好條約（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FCMA，芬蘭文的簡稱則為 YYA）
   1948 年 2 月，蘇聯向芬蘭提議簽訂帶有軍事條款的互助協定，而引起芬蘭右派的 反彈。巴錫基維總統不顧右派的壓力，接受蘇聯對話的要求。其結果，芬蘇友好條約 有別於蘇聯和其附庸國簽訂的條約，事實上僅要要求芬蘭防衛其自身的領土。該約序 文 列 入芬蘭 亟 欲 爭 取 的 文 字 ，「 處 於 強權衝突 的 利 益 之外」（ remain outside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s of the Great Powers）；第一條（也是最廣受討論的條款）則明訂， 「若芬蘭或蘇聯受到德國或其盟友經由芬蘭領土攻擊時，芬蘭將基於獨立國家的義 務，擊退侵略。當芬蘭遭到攻擊時，芬蘭應依條約規定，以所有可用的軍隊防衛國土 完整與芬蘭前線。必要時，蘇聯提供協助，或與蘇方共同行動」。盰雖然此一條款在實 際執行上是否仍能維持芬蘭的中立，引發不少質疑，但就文字來看，尤其與同時期的 「蘇聯－羅馬尼亞友好互助條約」及「蘇聯－匈牙利友好互助條約」相較，盵卻也可被 詮釋為對芬蘭有利。
2. 「 巴 錫 基 維 － 吉科寧 路 線 」 （Paasikivi-Kekkonen Line）
   由於芬蘭憲法賦予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相當大的權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國的對 內與對外政策大致上是由兩任總統巴錫基維（Juho Kusti Paasikivi, 1946-1956）以及吉 科 寧 （ 1956-1982） 主導，因此 該 國之政策常被 稱 為 「 巴 錫 基 維 － 吉科寧 路 線 」 （Paasikivi-Kekkonen Line）。此一路線主張芬蘭應揚棄戰前對蘇聯的恐懼、敵意與不 信任，並將芬蘭與蘇聯的關係，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一如過去芬蘭與俄國的關係； 其核心則是芬蘭保持中立，並且置身於強權衝突的範圍之外。盱此一政策路線的具體表 現，便是 1948 年的芬蘇友好條約
3. 「芬蘭化」概念的傳統解釋 
1. 分析對象與單位偏重行為者（能動者）
   不論是歷史的或外交政策的分析，對芬蘭化現象的解釋大抵是：在客觀國際關係 環境－處於強鄰蘇聯週圍－的限制下，芬蘭政府以及（或）政治人物選擇了自我克 制、不觸怒蘇聯的政策，以求取後者對芬蘭國家獨立的保障。此一路線或雖無奈、限 制了芬蘭在外交政策上的選擇，但與其他東歐國家相較，卻也成功的使芬蘭不受蘇聯 兼併，並在內部事務上享有自主性
2. 不同於現實主義
   「芬蘭化」做為中立政策的一環，相關的解釋常由現實主義出發，視小 國之中立政策為大國政治的產物。就此而言，芬蘭從巴錫基維總統的消極中立到吉科 寧的積極中立，此一變遷並不是大國政治能完全解釋；此外，在現實主義的假設下， 則當蘇聯解體、芬蘭所處的安全環境發生變遷，其結盟行為亦應和其他國家相似，選 擇加入北約，以集體安全的方式確保其國家安全。秅在這議題上，芬蘭（以及瑞典）卻 選擇維持其「軍事不結盟」之政策，和其他鄰國有顯著不同。此些問題不能完全由理 性的權力與利益角度解釋，而須牽涉到兩國認同的建構問題
4.  「文化民族」（Kuturnation）、「國家民族」 （Staatsnation）與「芬蘭化」
1. 主體建構
1. 文化民族-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 1803）
1. 赫德的思想對芬蘭民族主義的敘事有四個較顯著的影響：
1. 民族 是獨特的地理環境下醞釀而生的天然與有機產物，因為沒有兩個民族共享相同之環境 與歷史，故沒有兩個民族會有相同之特質
2. 個人的成就唯有在民族之文化發展 與特殊性中方能成就，也就是強調集體的價值更甚於個體
3. 民族的語言最能呈 現該民族之文化特質，民間的詩歌與口語傳統因此是民族性的檔案紀錄與靈魂印記
4. 若民族的歷史被中斷並失去共同記憶，則民族主義者必須藉由蒐集民俗詩歌的 斷簡殘編，以重新發現民族的精神並重新創造民族記憶。因為民族的發展並不必然需 要國家，赫德的主張常被稱為「文化民族」（Kuturnation）。
2. 由於初期並沒有發展主權國家的條件，此一時期（到 1870 年代）的民族主義較不 追求明確且固定的領土，其內涵除了強調藉由語言與文學建構民族歷史與精神之外， 也表現在對現代性的選擇性追求上，如發展經濟、進行建設、講求法治、肯定進步 等。此一對普世文明的認可，有其知識與社會脈絡。當時的民族主義思潮帶有種族主 義的色彩，認為人種（以及語族）有高下優劣之別。芬蘭人被歸類為蒙古人種 （Mongoloids），因此在歐洲白人思想中被視為是原始與落後的。肣在接受此一論述的 情況下，為宣稱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尊嚴，芬蘭轉而將「貧窮」與「簡單」轉化為「純 粹」與「真實」，也就是將其在文化上的邊緣性，建構成一種德行，以此作為發展與文明的基礎
2. 國家民族-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黑格爾亦認為個體的價值 須置於集體之下；不同之處則在於，黑格爾強調進入歷史裡的所有事物都被賦予實現 某些歷史任務的使命，而對民族而言，其在歷史演化過程中的最後目的，是達到「國 家」此一理想，也就是國家與民族的結合，「國家民族」（Staatsnation）。
   1917 年芬蘭獨立，「國家民族」的概念隨著從自治走向獨立而具體實現。戰間期 的芬蘭對國家與民族的想像，從而由文化轉向地緣政治。芵這是因為「國家民族」的邏 輯強調主權國家的優先性，其亦必然和領土（territoriality）的概念密切相關，國家因 而容易陷入「領土的陷阱」（territorial trap）：芧既然國家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為領土， 則為維持疆界的穩定，國家必須武裝自己以維護領土與主權；同時，一個嚴格的「我 們」與「他們」之區分亦顯必要，是固定領土疆界的社會心理要素。芬蘭對自己與俄 羅斯（蘇聯）的想像，由是出現重大的轉折
2. 芬蘭化
1. 現實主義與國家中心論
   在巴錫基維的世界觀裡，大國 無情地競逐其安全利益，而小國的生存之道在於正確理解高層政治的趨勢並順應時 勢，「強權是『政治的主體』，小國則是其『客體』」。由此推導而出的結論是，憲政主 義者對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信心是不切實際的，芬蘭須以理性與實用主義的態度制定 外交政策。置身於大國的衝突之外－表現在芬蘇友好條約簽訂上－即成為合理的選 項。
   芬蘭的中立政策或「芬蘭化」的概念，就此而言是一種面對權力政治之下的被動 但理性反應
2. 文化民族
   巴錫基維與吉科寧除了強調大國政治的現實以及小國有 限的行動自由之外，也積極轉化芬蘭群眾對俄羅斯／蘇聯的觀感。針對後者，他們明 顯訴諸（老年）芬蘭民族主義者的傳統，特別是前述 J. V. Snellman 與 Y. S. Yrjö Koskinen 的思想，苃相信民族的發展與俄國／蘇聯的利益可以並行不悖。在實踐上， 為了取信蘇聯，使之相信芬蘭不僅不是安全威脅，且芬蘭的政策也不限於政治菁英世 界觀的改變，芬蘭進行了一系列重建歷史記憶的工作。舉其要者如自 1944 年起，公共 圖書館摧毀了數百冊內容對蘇聯懷有敵意的書籍、學校教科書刪除了對東方鄰國的輕 蔑性指涉、將 Karelia 議題排除在政治議程之外、要求媒體自我監督，避免使用負面或 敏感字眼等等。芬蘭身為俄羅斯公國的歷史重新得到肯認，芬、蘇之間的關係不僅被 描述成可以「和平共處」甚至「和平是常態而非例外」，俄羅斯更被建構為促成了芬蘭 民族的發展，為其後來的獨立奠下基礎。其結果則是芬蘭在身分上的重新定位：從西 方文明的前哨站，再度回歸為是東、西文明的交界。與過去「文化民族」最大的不同 之處，則在於芬、蘇之間已不是上下之別，而是兩個主權國家的友好關係
3. 中立政策
1. 中立政策不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而是在歷史脈絡下自主選擇的結果。從「文化 民族」的角度重述芬、蘇關係，使芬蘭在國家的獨立與安全，以及蘇聯的安全利益之 間，得到調和的空間。此一政策傳達的訊息是雙向的。對蘇聯及其集團來說，它意味 芬蘭在美、蘇間的衝突持公正立場，但在社會與經濟上則承襲西方價值；對美國與西 歐集團而言，此一政策則象徵芬蘭對西方價值的歸屬感，以及和蘇聯締結友好關係之 必要。 進一步來看，則對西方價值如民主體制與市場經濟的堅持，構成中立政策的 限制，亦即此一政策並非一味的委曲求全，而是為了確保芬蘭的內部自由
2. 東、西文明交界的定位，進一步使芬蘭可以開創中立政策的意涵，從而提 升其在國際事務上的能動性。如果中立政策不全然是對國際現實的被動反應，則芬蘭 此一小國的身分就不全然是強權政治的客體，而可以享有部分主體性。芬蘭中立政策 的起源、意涵與變遷，在文獻中仍未有定見。 然可以確定的是，中立的概念從巴錫基維總統強調的置身於大國衝突之外，到了吉科寧總統任內，已有更積極的意涵，可 以調停國際紛爭、促進國際和平。吉科寧在 1961 年申論，「我們將自己看成醫師而非 法官；我們並不是要做出判決或譴責，而是診斷並試著療癒」。 據此，芬蘭將自己從 處於邊緣地位的小國，轉為潛在的行動發起國、政策形塑者與局勢的評估者，其所依 恃的則是與兩大強權的互信。 1975 年的赫爾辛基會議，可說是芬蘭主體性最顯著的 實現。
3. 「文化民族」概念的發展亦賦予芬蘭在東、西文化之外的另一身分－北歐 （Norden; Nordicity)
   1945 年以後，「北歐」認同日益有其吸引力，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芬蘭的主體性。北歐的概念首先使芬蘭在心理上可抗衡對蘇聯的政治 依賴，同時亦可藉「北歐性」而間接在文化與價值面連結芬蘭與西方世界，以避免觸 怒蘇聯。其次，藉由「民主與極權」的對立，北歐的認同亦可使芬蘭（及其他北歐國 家）有別於中、東歐與波羅的海國家
5. 「芬蘭化」：之後與之外
1. 後冷戰時期的芬蘭
   芬蘭在 1980 年代中葉 以降，尤其是 1990 年代，興起一波西化（Westernizing）與歐洲化（Europeanizing）的 論述，既重新定義芬蘭的歷史與身分，也影響了其對歐洲統合與俄羅斯的政策。
   因為如 此，對芬蘭化時期（特別是吉科寧總統）的批判即有必要，蓋正是吉科寧總統與蘇聯 之惡魔的交易，阻礙了芬蘭實現其真正的身分。芬蘭化的政策，因此被視為是不道 德、令人震驚且無可辯護的。 與此相對的，則是對戰間期歷史的肯定。俄羅斯重新 被視為是負面的他者，不僅在當時是帶有顛覆意圖的敵人（而不是有戰略與安全需求 的強權），更重要的是在合作、法治、尊重人權、自由民主等文化與價值面向上和西方 有顯著的差異
1. 這部分的論述大抵依循兩種策略
1. 重新定義歐盟的意義。歐盟被詮釋為 和芬蘭享有共同的價值，也因此兩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芬蘭政府即特別強調歐盟「共 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價值如和平、安全、促進人權等。 換言之，當芬蘭在西化論 述的影響下，強調其認同中「歐洲」與「西方」的面向時，「歐盟」復於此時被建構 為後者的同義詞；觀察家即指出，在歐盟公投中投下贊成票者，是「肯定芬蘭的西方 認同」
2. 針對歐盟可能侵害主權的疑慮，親歐者則強調參與歐盟決策對芬蘭的 重要性
2. 對芬蘭而言，國家概念與歐盟因此不是互斥的。由「文化民族」邏輯開展出來的 價值如合作、和平、民主、進步等，在後冷戰時期能與歐盟的形象相接合，也有助於 化解關於國家主權是否受到侵蝕的疑慮。論者因而指出，芬蘭認同的特質是「文化的 相連性」（cultural connectedness）而不是固著於國家的民族性； 由此亦可解釋芬蘭在 歐盟議題上和其他國家的不同
3. 瑞典
   芬蘭與瑞典在歐盟、北約與中立政策上有許多相似性－兩國皆同時加入歐盟、同 樣排斥加入北約但以相似方式與之合作、也皆強調其「軍事不結盟」的立場－其間的 差異因此頗值探討
   瑞典的國家與人民－或國家與社會－關係，因而有緊密的連結， 而不同於芬蘭。在此連結之下，國家的自由與個人的自由是一致的。這提供了其福利 國家的思想基礎，重視團結、平等與民主，有時更甚於自由。更重要的，此一別樹一 格的意識形態，使瑞典建構了一套有別於西歐的自我認同，視其體制相對於西歐的保 守主義、資本主義、天主教與殖民主義來說，是更為優越的。 瑞典在冷戰時期的 「中立政策」，因此不只是一項對外政策，而更有道德上的意涵，是瑞典認同的一部 分
2. 臺灣的「芬蘭化」？ 
   本文認為，在臺灣的脈絡中，民族與國家概念是緊密連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臺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進行一波「中國化」的運動，而其要旨大抵承續十九世 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亦即先「喚醒」（建構）中華民族的意 識，而後肇建相應的現代國家。 表現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則儘管中國的政體係由 封建到帝國、最後以現代國家的形式出現，但不同政體所承載的，卻始終是歷史悠 久、總是存在的文化實體（民族）
   儘管有簡化之虞，統、獨 爭論的核心，主要仍是「民族－國家」的內容而非其連結；換言之，在臺灣的脈絡 下，「國家」與「民族」是一起被想像與追求的。這和芬蘭一開始欠缺發展現代國家的 政治與思想條件，頗不相同。
   在 1990 年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改 革中，人們經由一次次的選舉中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平等原則，也在投票的實踐裡建 構了以臺、澎、金、馬為想像範圍、並與中國大陸區隔的「人民」概念。 此一「人 民」概念的在邊界範圍上與「國家」和「民族」的論述未必相符（特別是與涵蓋中國 大陸的統派論述相較），但或許也正是因為臺灣社會在國家與民族議題上處於分裂的狀 態，經由民主過程而來的「人民」概念反而成為臺灣集體認同的（最）重要元素 
6.  結論
   「芬蘭化」一詞意指小國在其對外行為上，主動將大國之國家利益納入考量，從 而交換大國對其獨立性與自主性的承諾
   就臺灣的「芬蘭化」議題而 言，則本文主張，當前臺灣的統、獨論述在我群的概念上大致持「民族」與「國家」 緊密連結的態度；更重要的，經由民主化過程而確立的「人民」概念，強調「人民主 權」、「公投」、「自決」等價值，這也將限縮臺灣「芬蘭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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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認同與外交認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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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習近平的戰略轉向與臺海局勢的變遷： 2012-2018〉陳世民

1. 前言
2. 習近平對臺灣的衝擊─從「韜光養晦」邁向「有 所作為」
1. 軍事改革
1. 強化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權限，以及 強化習近平對軍隊的領導權
2. 根據「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 種主建」（中央軍事委員會全面管理，戰區主要負責作戰，軍種主要 負責建設）的戰略格局，構建精簡、合理的新指揮命令體系
3. 部分糾正作為解放軍傳統的陸軍中心主義。將作戰指揮體系（軍令） 與領導管理體系（軍政）分離，構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使作戰 指揮職能和建設管理職能相對分離，把聯合作戰指揮的重心放在戰 區，強化聯合作戰體制。通過精簡指揮命令體系，使解放軍能夠以中 央軍事委員會為中心，加強聯合作戰能力和緊急應變能力
3. 兩岸軍力失衡的惡化及美國對臺安全承諾可信度的可能影響
1. 中國對臺之軍事戰略可能已逐漸放棄過去尋求武力登 陸臺灣並加以占領的方式，改而重視脅迫性戰略(coercion)，亦即強調 迫使臺北早日投降而不須登陸的作戰方式。此一戰略成功的關鍵，在 於中國須有足夠的「不對稱作戰」能力，以遲滯美國的干預，使之來 不及在臺北投降前介入臺海衝突。
   此一可能戰略有兩個面向，一是針對臺灣，一是針對美國。就對 臺方面，中國可能在戰事開打階段，以先發制人、奇襲、欺敵和震攝 效果，迫使臺灣盡早放棄抵抗。另一重要面向，乃 在如何遲滯美國的干預，使美國來不及在臺北投降之前介入臺海衝 突。北京可能會就對臺使用武力一事發起宣傳攻勢，並製造出一種國 際氣氛，以求將之視為是國內內政事務的衝突事件，來阻止國際的中介或干涉。倘若仍無法阻止美國的干預，則中國可能採取「不對稱戰 略」，以反制美軍的科技優勢及遲滯美國的干預，尤其是擊敗美國的 航空母艦。
4. 北韓核危機之發展對臺灣安全環境的衝擊
1. 北韓完全棄核與「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可能出現
   北韓核武擴散危機能否順利化解，對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及 戰略均勢，均將造成重大衝擊。尤其是六方會談一旦成功，臺灣在北 京反對下可能難以加入，可能出現一個臺灣難以參加的東北亞多邊安 全機制。可能使我國之安全利益在此機制中被其他大國左右，而被邊 緣化。面對此一目前仍快速變化中的東亞安全局勢，臺灣應妥善因 應，以避免安全利益被邊緣化
2. 北韓棄核失敗與朝鮮半島局勢的再次緊張
3. 默許北韓擁核下的東亞新局─東北亞核武擴散與臺灣 
5. 日本邁向「國家正常化」對東亞及臺海的衝擊
1. 2003年6月6日
   北韓核危機開始之後半年，日本參議院於2003年6月6日通過「有 事三法案」：《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 《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
2. 2004 年 11 月
   執政黨自民黨提出《憲法 修正草案》，除了留下現行憲法第九條中的第一項「放棄戰爭」， 「保持行使個別自衛權、集團自衛權所需的最低限度軍事力量」之 外，主張全面修憲其他內容，並表示要設置「自衛軍」，也主張自衛 隊可以參加包括行使武力的「國際貢獻」活動。
3. 2007 年
   日本進一步將 「防衛廳」更改為一級部級單位「防衛省」。 
4. 2014年4月1日
   日本內閣通過新的武器出口原則， 即「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這是自 1967 年以來日本首次全面重修 禁止武器及相關技術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希望通過放寬武器 出口，來強化與盟國的安保合作關係，並促進國內軍工業發展
5. 2015 年 4 月
   美日宣 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寫入了「任何情況下兩國都將合作」的內容，擴大了日 本軍事力量的覆蓋範圍，一旦第三國發動攻擊，日本自衛隊可以在全 球範圍同美軍合作。新指針並擴大日本自衛隊在導彈防禦體系、海上 掃雷和艦船檢查中的作用。該方針也首次表明兩國的「島嶼防禦」合 作方案。如果中國攻擊或占領了釣魚臺，日本展開進攻或奪回作戰 時，美國將為日本提供援助，甚至可以與日本一起加入戰鬥。並在一些諸如網絡安全和太空等新領域都給予了日本新的角色 
6.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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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周遭的三大變化，中日北韓的動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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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從「安全困境」至「防衛困境」： 臺灣國防的反思與策勵〉陳偉華

1. 前言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臺灣在改善兩岸關係過程中，國家安全觀 與資源權衡配比改變，從而造成國防安全上的「防衛困境」問題
2. 「安全困境」與「防衛困境」
1. 什麼是安全困境?
   總結來說，「安全困境」其實是一種敵我雙方互動狀態的表述， 問題在於背後產生的驅動力。由以上概可歸因為「敵意」與「科技」 兩項重要因素，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則是「軍備競賽」，而互動產生的 尖銳連鎖效應，適足以說明安全困境的模型。換言之，良善的正向互 動通常不易引致惡性競賽，同時也不致產生軍事科技發展上的針對 性，自然也不易連帶地將國家安全裹脅於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關係 中。
1. 赫茲(John H. Herz)
   於 1950 年《世界政 治》(World Politics)期刊發表〈理想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用 意在於解釋安全困境是行為者(Actors)對威脅的相互感受。由於競爭雙 方任一方不確定對手的意圖，為了確保本身安全，所以強化軍事力量 以求自保，從而引發另一方顧忌並擴張軍備形成的惡性循環關係
2. 傑維士(Robert Jervis)
   〈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一文中明白指出，安全困境是一國提升 安全造成另一國安全下滑的現象。
   一般所熟知的「軍備競賽」(Arms Race)一詞，即是最常使用於描述與解釋安全困境的實際情形，然而這 種安全感受，是來自對「威脅」(Threat) 的主觀價值判斷，也是一種 將競爭對象視為具有「敵意」的安全歸因，隨之產生的「行動－反 應」(Action-reaction)即是解釋軍備競賽形成安全困境的較佳模型
2. 什麼是「防衛困境」？
   布贊在其所著《人民、國家與恐懼：後冷戰時期國 際安全議題》(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一書中指出，「防衛困 境」源自國家軍事防衛(Military Defence)與國家安全之間產生的矛盾 關係。一般而言，武裝部隊的合法地位主要來自國家安全需求，因此 政治上的權宜思維(Politically Expedient)，即是簡化地將軍事實力的 強弱等同於國家安全的高低。他認為，這種化約性的思維方式，使得 「防衛」與「安全」出現兩種彼此互斥的問題。一是防衛成本妥協於 其他的安全目標之下；或者是防衛風險超越了因應威脅的防衛設計
1. 國家安全目標改變
   首先是國家安全優先目標因戰略環境改變，使得軍事投資必須節約成 本，造成軍事工具本質改變形成的困境。一般而言，過度的國防軍事 投資，易造成國家其他安全成本的降低，致使資源權衡出現妥協與偏 頗；反之，則形成國家安全目標順序的改變，軍事投資成本降低或轉 移。由此可見，反應「防衛困境」的第一個窘境應屬資源合理分配的 問題。
2. 軍事投資不符防衛設計原則
   理想上，合理的軍事成本支出，是用以滿 足與達成因應威脅的防衛設計原則，這也是最佳的國防供需關係；事 實上，國防通常立基於「威脅」想定，若是極大化，則因過度投資引 致浪費批判，也容易誘發軍備競賽；輕忽，則可能造成國防危機，進 而形成國家安全顧慮。因此，軍事投資常面臨兩難，過多或不足都將 形成防衛問題，然而在「自危」原則下的威脅假想，通常超越了實際 情形，使得防衛成本支出普遍大於防衛需求的事實
3.  「安全困境」與「防衛困境」的差異
1. 威脅來源不同 
1. 安全困境
   為了追求自身的絕對安全，於是大幅擴張軍備，從而使得另一方被迫同樣進行軍備強化工作，所形成的 「安全困境」。因此，威脅對象較為清晰明確，且置重心在對手的軍 事力量上。
2. 防衛困境
   威脅感受並非來自競爭對手的軍事 壓力，而是經過戰略環境評估與資源權衡分配之後產生的防衛問題， 所以其威脅來源是多元的，且建立在資源分配比例恰當與否的觀點 上。
2. 指涉範疇不同
1. 安全困境
   通常指的是敵對雙方互動關係形成的 問題，雖然指涉的議題包括「安全」、「威脅」、「力量」等，但範 圍多半局限於相對的「軍事」能力探討上
2. 防衛困境
   固然思考敵 對雙方互動關係形成的問題，但探討的議題較為限縮於國內層次，舉 凡「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甚至「環保」等安全 問題對防衛產生的影響都是其著力點，然其重心仍是在「資源」與 「分配」的比重問題上
3. 目標追求不同
1. 安全困境
   由於陷入「安全困境」的任一方，為了追求本身的「絕對」安 全，從而不斷地相互軍備競賽所形成的惡性循環關係，極可能在任一 方「錯覺」(Misperception)或「誤判」(Misjudgement)的情形下引發 衝突甚至戰爭。亦即是，「安全困境」的任一方，將國家安全等同於軍事安全，從而追求軍事能力的絕對領先。
2. 防衛困境
   「防衛困境」指的是「相 對」資源權衡配比與安全目標改變產生的問題，特別是當防衛投資與 威脅呈現不成比例的差異關係時，困境從而產生
4. 手段方法不同
1. 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係以「軍事力量」為憑藉，透過不斷 與對手軍備較量取得領先地位，以提升國家生存能力
2. 防衛困境
   以「資源」為考量，在眾多安全因素之間，釐清何者為國家安全目 標的優先順序
3. 臺灣的「安全困境」與「防衛困境」
1. 臺灣的「安全困境」
1. 敵意歸因
   較明顯的「安全困境」敵意歸因轉變，是在 2008 年馬英 九就職總統後的一連串對中國大陸開放措施，包括「兩岸直航」、 「開放大陸觀光客來臺」、「江陳會」、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等，加 上國防上強調「固若磐石」的「國土防衛」，使得雙方明確的敵意關 係轉為和緩。易言之，當臺灣不再以「敵意」為主要考慮因素時，可 能連帶地影響到國家安全目標的優先順序
2. 科技歸因
   兩岸分離初期，雙方敵意強烈從而形成臺灣在權衡 資源順序上，呈現相當大幅度的防衛成本支出，再加上美國因戰略安 全與意識形態需求建立的對臺軍售，造成兩岸某種程度的軍備競賽， 從而形成國家安全困境。近年來這種敵意關係下的「安全困境」，在 兩岸關係和緩後逐漸弱化，復因馬政府強調「固若磐石」的國土防衛 設計，主張不發展長射程飛彈與不攻擊非軍事目標前提下，使臺灣的 國家安全不再受敵意與軍備競賽所挾持。然而值得反思地是，臺灣主 觀的作為造成安全困境降低，固然連帶地緩和了中國的政治敵意，卻 未全然地反應在日益現代化並提升「科技」能力的解放軍，從而使得 臺灣面臨了另一個困境
2. 臺灣的「防衛困境」
1. 國家安全目標轉變後形成的問題
1. 國防資源限縮
   敵意歸因弱化後，臺灣思考國家安全優先順序時，隨即從國防調 整到其他攸關民生經濟安全問題為先。2008 年馬政府上臺後的一連串 對中國大陸開放之措施，顯而易見地是置國家安全於經濟優先，其中 又以簽訂ECFA最具代表性。國防資源限縮與戰略目標調整成為趨勢。 這種從「威脅導向」移向無針對性的防衛建構，反應在「固若磐石」 的國防政策上，是具體回應國家安全環境與目標變遷的決策。問題 是，弱化國防資源合理地位，亦可能弱化國軍因應仍處於軍事對立的 中國威脅上
2. 軍事戰略失焦
   當國家安全目標不是直接來 自軍事防衛時，國防政策與軍事目標就不容易定向。影響所及，舉凡 軍隊的組織編制、兵力整建配置、戰略戰術準則訂定、部隊訓練標 準、武器裝備設置等，因失去敵人與資源而失焦。無疑地，這些源自 國家安全觀改變造成戰略上的不確定，形成明顯的困境
   伍曼(Stewart Woodman)因而指出，戰略環境的改變，特別是當威脅消失之後對戰略 策劃者而言，最大的挑戰莫過於如何適切預判衝突的因子與可能衝突 的對象，否則戰略的規畫與設計容易無的放矢，遭來非議
3. 難以有效保障國家核心利益
   國家的核心利益無法藉軍事防衛獲得充分保 障。必須說明地是，國家利益甚多且輕重緩急不同，此處所指的核心 利益是面臨威脅的生存問題。邏輯上，防衛安全係針對軍事威脅而 來，當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由國防移至經濟利益，或者其他諸如內部 穩定、環保、跨國疾病、反恐行動等利益時，國家安全變得廣泛而多 元，在需要更多資源的前提下軍事支出受排擠。隨後，兩項負面效應 出現
   首先，兩國之間因經濟或其他非軍事安全議題產生衝突之際， 無法以軍事力量為憑藉，達成保障國家核心利益。
   其次，因資源限縮 的狀態下，軍事力量的下滑反映在國家因應軍事威脅能力的減弱，且 軍事科技研發需求能力因失去競爭力與威脅，加上軍事科技開發的合 理性弱化，致使因應武力威脅能力相對不足
4. 社會的國防認同轉移
   理 論上，任何外在威脅程度越高的國家，人民對與生存息息相關的國防 建構，支持程度理應相對增高。事實卻是，臺灣所面對的國防安全威 脅明顯可見，然而民眾對國防的支持度與信任度顯然無法與威脅成正 比
   不難看出 臺灣一方面因期待美國必要時介入而降低自我防衛決心；另一方面，人民對兩岸關係日漸和緩，國家安全目標改變，並預期戰爭發生可能 性相對降低下，防衛需求的重要性因而遞減。以此觀察，臺灣的防衛 困境其實早已生成，而兩岸關係改善將進一步惡化民眾對國防的支持 度。
2. 軍事投資不符防衛設計問題
   無論陳水扁政府，或者馬 英九政府，「嚇阻」的國防建構始終是臺灣防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一般而言，守勢國防的嚇阻效能產生在於： 快速否定敵人攻擊 (Defense by Denial)； 直接攻擊侵略者具有高度價值的目標； 有 能力且有高度意志貫徹報復的決心
1. 兵力設計與防衛部署問題
   以威脅來源思考，超過 1,400 枚且持續增長的飛彈威脅，無疑是 臺灣國家安全與防衛安全的重要課題，於是建立反飛彈系統以因應， 是較佳的戰力設計與部署。問題是，昂貴而又龐大的反飛彈系統建構，以臺灣有限的國防預算難以支應，且無法實際部署足夠數量的反 飛彈系統，以抗拒來自中共的飛彈威脅。再者，防衛陣地部署多寡也 是問題。
2. 武器裝備獲得問題 
   長期以來，臺灣國防的先進武器裝備泰半來自美國軍售，藉此平 衡中國的軍事威脅，從而形成某種程度的國家安全困境。因此，當臺 灣以追求與中國關係和緩為國家安全目標時，立意頗善但是否影響美 國對臺軍售態度，值得爭議
   對臺灣而言，一方面因放棄發展長射程飛彈與 不反擊非軍事目標而削弱嚇阻能力；另一方面因美方為避免與中國衝 突，或政治考量而逐漸降低售臺先進武器裝備項目，都將造成軍事投 資不符防衛原則的問題。 
3. 軍事投資與防衛需求無直接關係
   當前臺灣所處的戰略環境中，由於敵 國外患威脅已弱化，且因國防無立即用兵需要，所以國家安全目標移 往經濟能力的提振，因應環境變異的能力，以及如何適時救災，是無 可厚非的決策。事實上，世界各國國防兵力用於災害搶救也屢見不 鮮，且天然災害理應視為國家安全問題之一，但在國防威脅仍存的戰 略環境下，慣性扭曲防衛設計的軍事投資，或任意移為他用，則未來 用於保衛國家生存的國防，也難期外侮來臨時發揮保障國家安全利益 的功能。 
4. 解決防衛困境芻議
1. 貫徹國防預算法制化問題
   國防預算法制化的好處不僅因完成立法程序不易更動之 外，尤其對國防建構俱備下列好處：第一，國防政策得以延續，不因 政府更迭而出現國防偏好現象；第二，戰略設計較能長遠規畫，使得 國防建軍、兵力規畫與武器籌購，都可以因國防預算的可預期性，而能循序漸進地達成遠、中、近程目標；第三，縱然置於兩岸關係的推 動來看，國防預算的法制化也不易落入與中國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 中；第四，法制化的國防預算，不致落中國軍備針對性的口實；第 五，法制化之後受國會監督，也不易流為執政者個人黨派偏好影響。 也就是說，本質上不隨對手軍備增長而相對提升國防預算，即是不陷 入安全困境的作法。
2. 兵力設計以達成「防衛」所需
   臺灣一方面仰賴美方軍售，另一方面又與中國整體軍力相 較劣勢，還須避免落中國口實而採「非挑釁性防衛」，則要建構出什 麼樣的國防與兵力結構，用於維繫臺灣的國防安全，頗為不易
   以目前「固若磐石」國防政策而言，國防武力設計置於「國土防 衛」，從而推出「嚇不了、咬不住、吞不下、打不碎」防衛戰力建構，是值得肯定的戰略設計。此一基於本身防衛設計需求的軍事投 資，既不易陷國家安全於困境中，亦未從事挑釁的武器裝備發展，並 在穩定的預算支持下，建構出所需的防衛組織與國防兵力
3. 軍事投資應符防衛設計所需
   臺灣既以「固若磐石」為國防政策，以兩岸和平為國家安全 目標，則無謂的軍事投資，尤其是不符防衛需求或過度軍事投資應避 免，例如大量設置反飛彈陣地等。因此，在防範軍事侵略的防衛前提 上，具備自力發展關鍵性武器裝備，譬如在既有基礎上發展中、短程 精準飛彈、防空火力與反艦武器等，既符防衛需求，又能節約投資成 本，且臺灣研發能力所及，應是不失合理的國防投資報酬
4. 兵力部署仍應以達成防衛為主
   「非挑釁性」自我防衛是臺灣的國防理念，然和平獲取的 先決條件並非取決於對手善意回應，而是本身穩健的防衛建構。在中 國未明確放棄軍事針對性或釋出善意之前，臺灣的防衛部署不宜輕言 劃地自限，也不該因兩岸關係敏感而處處節制。事實上，臺灣對中國 大陸已無任何軍事實質威脅，國防政策與武器發展也完全是防衛性 質，即使與美國軍事合作亦立基於自身防衛安全所需，與威脅中國大 陸無任何直接關聯。
5. 軍事互信仍屬必要
   一般咸信，建立互信機制是解決衝突的有效辦法之一，也是消除 國家安全困境中的「敵意歸因」問題的有利方案之一。儘管當前兩岸 關係已不再零和，中國政治上的敵意也已弱化，但並未顯現在軍事敵 意的改善。因此，進一步消除軍事敵意的作為，使國家安全困境中的 敵意歸因不再，則有賴漫長逐步的互信建立，但前提是具備耐心與充 分的溝通 
5. 結論
   本文反思關切地是，若臺灣防衛能力降低係因兩岸政治關係緩 和，而非實際軍事威脅降低，則對防衛者而言，潛在的風險在政治關 係由和緩再度惡化為對立之際，極可能提供軍力優勢一方採取先發制 人的攻擊，成為防衛一方災難或也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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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台灣國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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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概念困境與防衛困境的

〈「戰略模糊」、「戰略明確」或「雙重明確」：美國預防臺海危機的政策辯論〉林正義

1. 前言
2. 戰略模糊
1. 1954 年第一次臺海危機
   艾森豪與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認為明確承諾防衛金馬外島，將會使蔣介石總統有所憑藉而 升高攻擊中國大陸的可能性，若明確表明不防衛外島，無異告知北京 攻擊外島時不必擔心美國的干預。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向國務院建議，對金馬外島，不公開承諾防衛，也不公開表明 放棄，而是經由讓中共猜猜看，由不確定性來達到嚇阻目的
2. 1979 年《臺灣關係法》
   美國表明與中國建交「是基於臺灣 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提到「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 決定臺灣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 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全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至於是否 使用武力加以因應，卻有保留的空間。
3. 1982 年《八一七公報》
   美國宣示要在 質與量上，逐漸減少對臺灣的武器銷售，直到此一問題獲得根本解決，但何為「根本解決」卻不清楚說明。基於「戰略模糊」的政策， 美國可以在臺灣安全及未來地位上，有較大的空間。
4. 1996 年 3 月臺海危機
   柯林頓總統、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助理國防部長奈 伊(Joseph Nye, Jr.)等人均主張「戰略模糊」
   以「沒有人知道」杜魯 門政府政策是否軍事介入韓戰，借鏡說明在臺灣海峽衝突中，北京必 須「猜猜看」美國反應，臺北也無法獲得具體保證，是「戰略模糊」 的代表性答案。部分論者認為這也可稱之為「雙重嚇阻」(Dual Deterrence)或「雙重再保證」(Dual Reassurance)
5. 2000 年《臺灣安全加強法案》
   2000 年 2 月 1 日，美國眾議院通過《臺灣安全加強法案》版本， 直言美國政府應放棄對臺灣的「模糊」、欠缺「明確」的政策，清楚 表明美國支持臺灣及其人民，使臺灣民主免於中國軍事威脅。此一法案指出欠缺「明確」的政策，導致美中之間不必要的誤會、對抗，嚴 重危及西太平洋安全。該法案提及中國在 1995 年 5 月對美國同意李登 輝總統訪美感到意外，1996 年 3 月在臺海附近進行軍事演習，均是美 國「戰略模糊」的後果。《臺灣安全加強法案》也主張大幅提升對臺 軍售。美國府會對《臺灣安全加強法案》雖有不同的意見，但一致認為中國必須改變對臺恫嚇的政策。
6. 美國學界
1. 喬治城大學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則舉出九大 理由，說明為何美國應採取「戰略模糊」而非「戰略明確」的政策， 因為：第一，所有緊急狀態的原因均難以或無法預測；第二，表明美 國將採取那些行動，仍無法避免一方或兩造繼續試探美國底線；第三，美國國內政治將決定如何因應臺海兩岸的發展；第四，事先表明 「戰略明確」將限制美國政府選項；第五，「戰略明確」將使美國的 責任變得更大；第六，「戰略明確」可能引來不受歡迎的回應；第 七，「戰略明確」將使《臺灣關係法》必須予以修改；第八，一旦放 棄「戰略模糊」，美國對臺灣未來地位必須更加明確表態，而難以獲 得共識；第九，「戰略明確」將使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面臨妥協
3. 戰略明確 
1. 2001 年 4 月 1 日
   2001 年 4 月 1 日，美中軍機擦撞意外事件提供布希總統一個調整 對臺政策的機會。布希總統在4月25日，回答「美國廣播公司」(ABC) 「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問及當中國攻擊臺灣，美國有 無義務防衛臺灣人民及是否「使用美國一切力量」時表示，美國有義 務，中國應了解，美國將「使用一切辦法協助臺灣防衛」(whatever it took to help Taiwan defend herself)。此一「戰略明確」的談話，隨後引起民主黨參議員拜登、凱瑞（John F. Kerry；民主黨，麻州） 的反對，因為布希打破過去美國總統刻意的模糊，而事先未與國會、 亞太盟邦諮商更是不妥。布希在同日稍後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訪問時，澄清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他會繼續採取此一立場，但 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希望兩岸爭端能和平解決。 
2. 中國態度
   北京對布希總統「戰略明確」的回應異常克制與合作。北京認為 美國對臺灣的支持會「向臺獨發出錯誤的訊息」，將導致兩岸關係的 緊張，但北京對華盛頓需「保持克制」及「促進合作」。北京認為解 決「臺灣問題」最有效的途徑是，以中國掌握的安全資源對美國進行 「戰略安撫」，積極引導美方，爭取美國遏制臺灣獨立。此外，中共有必要持續增加對臺的飛彈部署，除非美國同意降低或終止對臺軍售，否則無意減少。2002 年 10 月，江澤民訪美建議將這兩者掛鉤，即 為最好的例子
3. 戰略明確
   「戰略模糊」不說明在臺灣沒有挑釁下 遭到中國攻擊，美國是否會挺身而出協防臺灣，但在相同的政治、軍 事想定，「戰略明確」意味美國一定會協助臺灣防衛。布希政府的 「戰略明確」政策，在中國軍力擴張、臺灣民主發展難掌握及國防建 軍不夠積極之下，逐漸調整為「雙重明確」。美國的「戰略明確」政 策或可有效預防中國發動危機，但若臺灣改變現狀而使中國動武，臺 海發生危機時，美國仍將被捲入。依照「戰略明確」政策，如果臺灣 執意要走向法律獨立，美國不會明講會如何反應，但當中國對臺動武 時，美國仍需要軍事介入協助臺灣防衛。假如中國解放軍對臺動武， 美國雖不會明說以何種方式、規模介入，但一定會以軍事干預，嚇阻 中國進一步升高衝突。這也是「戰略明確」遭受批評之處
4. 雙重明確 
1. 美國臺海政策
   臺海若沒有戰爭威脅、兩岸從事和平競爭發展經濟、美國不需被 迫捲入危機，應是美國臺海政策的優先目標。美國對北京的期待是， 不能對臺灣動武或威脅對臺使用武力；對臺北的期望則是，處理所有 兩岸關係問題時必須謹言慎行。其中，臺海現狀的核心是，臺北與北 京均不得發表聲明或採取行動片面改變臺灣地位。美國所面臨的最大 挑戰卻是，北京與臺北均強調己方有至高且合理的訴求。中國主張臺 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因此保有對臺灣使用武力的權利。臺灣宣示民 主是普世價值，人民是決定臺灣未來的主人，任何人均無權剝奪臺灣 民主的適用。若說美國擔心中國對臺使用武力，它也憂慮臺灣運用民 主自決的權利
2. 台灣方面
   臺灣在民主鞏固過程中無論是公民投票或憲政改造，均引起美國 的嚴重關切，甚至需要直言不諱加以回應。美國不希望臺灣發表任何 聲明或採取任何行動片面改變臺灣地位。在臺灣一提出「正名」、 「終統」、「領土範圍」等倡議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立即加以回 應，不希望給臺北有任何模糊的空間；美國同時認定臺灣不能單獨占 有臺海問題的解決權利。布希政府官員也不再重複柯林頓政府有關兩岸協議需有「臺灣人民同意」的保證，並指出臺海兩岸重大歧見需要 和平解決，而且「應該由兩岸人民自行解決」(should be resolved by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emselves)。陳水扁總統 提出考慮廢「國統會」、「國統綱領」之後，美國國務院即聲明： 「支持兩岸人民均能接受的方式下，進行對話和平解決兩岸歧見。」
3. 戰略模糊、戰略明確、雙重明確與臺海危機可能結合
   
5. 結論  
   「戰略模糊」的主張因為沒有明確讓中國知道美國軍事介入臺海 的決心與計畫，可能鼓勵中國冒險，再加上美國國內批評聲浪，因 此，需要予以修正。「戰略模糊」政策不要讓臺北過於相信美國一定 會軍事介入臺海危機，以為擁有一張美國的空白支票，可以用美軍生 命加以兌現。
   布希政府調整「戰略明確」有多種原因，不僅是臺灣遲遲未在國 防武力上展示決心，也包括美國在一連串的全球反恐行動中，民進黨 政府陸續提出「一邊一國」、諮詢性公投、新憲、防衛性公投、正 名、終統、領土範圍等倡議，而使得「戰略明確」調整為「雙重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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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美國在台海政策上的討論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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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柯林頓到布希，模糊到雙重明確，我覺得可以多一點歷史性的描述，讓整個過程更清晰，以及政策的轉變

〈來臺陸生統一態度變遷初探－政治社會化途徑與定群追蹤法 之分析〉王嘉州

1. 前言
   兩岸關係最大特性在於「權力不對等」及「主權要求」。由於兩岸有形實力的不對稱，以及中共對臺灣主權的要求，使 得臺灣無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國際組織的參與亦受限。因此，「主權」與「安全」乃成兩岸政治紛爭的核心。兩者中，又以主權議題最具關鍵。因 為，只要中國大陸能放鬆對臺灣的統一要求，則安全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本文將採定群追蹤調查法，針對來臺在某大學短期研修 的陸生，於開學第一週與第十七週各進行一次問卷調查。透過兩波問卷調查結 果的比較，將可驗證來臺陸生統獨態度是否有顯著的變化
2. 文獻分析與研究假設
1. 文獻分析
1. 社會接觸理論假設：不同群體 的人際互動，將影響群體成員的態度與行為。此一影響可能是消除既有偏見， 但也可能強化之
   「熟人式接觸」（true acquaintance）因存在相互瞭解與信 任，故有利於消除偏見。「偶然式接觸」（casual contact）欠缺瞭解與信任，反 倒助長偏見
   「熟人式接觸」的操作性定義，包括「親 友異族通婚」與「親友大陸工作」「偶然式接觸」的操作性定義，包括「國 外居住經驗」與「異族接觸經驗」
2. 制度認同（institutional identity）
   若將國家要素歸納為人民、土地 與政府，則認同又可劃分為「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文化認同」 （cultural identity）與「制度認同」等三種。族群認同強調族裔血緣關係的體 認。文化認同屬於歷史文化傳統的心理歸屬。制度認同著重政治社會經濟體制 的公民認同。在自由開放的國家，制度認同是吸引他國移民的主因。因此，若陸生愈認同臺灣制度，可預期其統一態度會變得愈不 支持儘快統一。 
3.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認知失調理論基本假 定，人具有追求平衡的傾向，但認知元素間可能存在不合適的關係，因而導致 認知失調
   舉例言之，來臺陸生認為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很好的設計，但卻有八成左右的臺灣民眾不支持 「一國兩制」。因此，連續兩年有陸生在課堂上提問：為什麼臺灣民眾不支 持「一國兩制」？此提問，正屬「認知失調」的表現。為減緩認知失調，可 以改變行為迎合環境；或改變環境以符合認知；或增加新的認知
4.  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
   來臺陸生會企 圖改變環境適應認知，代表其屬於社會認同理論指稱的的高社會認同者。社會 認同理論強調個體會對群體進行區別（categorization）、認同（identification）和比較（comparison）。高社會認同的個體會積極拉抬所 屬群體的地位，進而提高自尊（self-esteem）
5.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政治社會化可區分為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個體層次強調個 人獨特的成長，範圍含括人生各種階段的政治學 習。因此，個體層次的政治社會化，指個人學習政治知 識、政治價值、政治規範、政治行為能力、政治角色扮演、孕育政治心態的過 程。總體層次從社會體系的角度，將政治社會化視為上一 代將政治文化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因此，總體層次的政治 社會化，乃各種組織傳遞政治規範、政治價值、政治行為模式給其成員。來臺短期研修的陸生，因選課自由，且可自行安排參觀旅遊， 故其在臺期間的政治社會化，主要為個人的政治學習
2. 研究假設
1. 假設一、來臺陸生與臺灣朋友互助頻率愈高，其統一態度的變化將比頻率低者 偏向維持現狀。
   「熟人式接觸」代表來臺陸生與臺灣民眾建立友誼，並在互動過程中感受 善意並累積信任，並對臺灣朋友不願統一產生理解的同情，進而改變原先深信 不疑的統一偏見。既有研究對「熟人式接觸」的操作性定義，並無法沿用以測 量來臺陸生。既然「熟人式接觸」強調立基於友誼之上的瞭解與信任，則可 改用來臺陸生與臺灣朋友相互幫助的頻率來測量
   
2. 假設二、來臺陸生有到臺灣同學家的作客經驗，其統一態度的變化將比無此經 驗者偏向儘快統一
   本文採用來臺陸生到臺灣同學家作客的經驗為指標。到 臺灣同學家作客，雖代表陸生與臺生的交情比前述「熟人式接觸」的互助更 深，但作客經驗強調過程中與陌生人（主要是臺生的家人或鄰居）接觸的影 響，故預期會加深其既有偏見。
3. 假設三、來臺陸生有觀察臺灣選舉活動的經驗，其統一態度的變化將比無此經 驗者偏向維持現狀。
   制度認同是吸引移民的主因。相較於中國大陸，臺灣的制度較自由與民 主，因此制度認同乃成影響來臺陸生統一態度的因素。開放陸生來臺就學的目 標之一是傳播民主思想，故制度認同的測量指標便可訂為參與臺灣競選活動的 經驗
4. 假設四、來臺陸生「離中愛臺」指數變化值愈高，其統一態度的變化將比頻率 低者偏向維持現狀。
   本文主張另增「對臺灣政府的感覺」，並用前一指標減後一指標，即 可得出陸生對兩岸政府喜好程度的差距，進而得出其政府喜好究竟偏向中國大 陸或臺灣。此一指數與統一態度相同，均可做定群追蹤。以陸生剛到臺灣的指 數，減來臺四個月後的指數，即可得出其「離中愛臺」指數的變化。
5. 假設五、來臺陸生閱讀網路兩岸新聞的頻率高者，其統一態度的變化將比頻率 低者偏向儘快統一。
   增加新認知屬主動的政治學習。當來臺陸生發現兩岸終將統一的既有觀念 並不被臺灣同學接受時，由於網路之便利性，來臺陸生為改善認知失調，最容 易做的乃上網蒐集中國大陸的論述並尋求社會支持，進而維持甚至強化原有的 偏見。因此，本文以閱讀網路兩岸新聞的頻率作為測量「增加新認知」的指 標
3. 資料來源與變數測量
   
1. 資料來源
   本文選擇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在某大學短期研修的來臺陸生為研究對 象，進行固定樣本的問卷追蹤調查。選擇某大學的來臺陸生，主因乃其人數較 眾，共計270名陸生，來自中國大陸36所大學，具資料蒐集便利性。第一波問 卷利用2010年9月23日（開學第一週），某大學進行陸生入學輔導講習的時間， 以自填問卷調查方式，發放267份問卷，由陸生自行填答，共回收206份，回收 率77%。第二波問卷利用2011年1月9日（開學第十七週）晚點名時發出問卷。 因該校陸生均住學校宿舍，本研究透過熟識的陸生發放，由陸生自行填答。部 份當晚不在而未收到問卷的陸生，均再追蹤補發。共計發放267份問卷，回收 233份，回收率87%。第二波調查時間點為陸生來臺就讀滿十六週，距離返回 中國大陸僅剩兩週時間，應足以調查出臺灣學習經驗對其影響。第二波問卷的 回收數反而比第一波還多，主因是第二波調查時是透過陸生發放，加上已來臺 四個月而降低戒心，故願意填答者較多
2. 變數測量
1. 依變數
   本研究之依變數為統一態度變化程度，問卷題目與選項沿用政治大學選 舉研究中心所設計的「統獨偏好六分類測量」
2. 自變數
1. 互助頻率
   互助頻率意指來臺陸生與臺灣朋友相互幫助的頻率，頻率越高代表「熟 人式接觸」的頻率越高
   本文使用兩項測量指標，包括：「請 問您常不常幫臺灣朋友的忙？」及「請問您常不常請臺灣朋友幫忙？」
2. 作客經驗
   作客經驗是測量「偶然式接觸」的指標，本文採用的指標為來臺陸生到 臺灣同學家作客的經驗。問卷題目為「請問您來臺期間到臺灣同學家作客的 經驗」
3. 觀選經驗
   觀選經驗是測量「制度認同」的指標，問卷題目為「請問您來臺期間參 與選舉競選活動的經驗」
4. 「離中愛臺」指數
   「離中愛臺」指數是測量「社會認同」的指標。本文參考牛銘實（2005） 提出之政府喜好程度的操作性定義，以「對中國大陸政府的感覺」及「對臺灣 政府的感覺」為指標
5. 閱讀網 路新聞頻率
   閱讀網路新聞頻率是測量「增加新認知」的指標。本文採用的問卷題目為 「您平均每週有幾天看網路上的兩岸新聞？」
3. 控制變數
   本文將來臺陸生的個人背景，包括性別與年級列為控制變數。性別區分為 女性與男性，分析時以男性為對照組。年級的選項區分為大學部與研究所兩 類，由受訪者自填年級。分析時區分為「大學部三年級」與「非大學部三年 級」兩類，以「大學部三年級」為對照組。
4.  資料分析與討論
1. 統一態度的變化
   
1. 統一變遷值
   數值為正，代表其統一態度往維持現狀之方向移動。
   數值為0，代表統一 態度沒改變。
   數值為負，代表其統一態度往儘快統一方向移動
2. 統一態度影響因素分析
   來臺陸生的年級、互助頻率、作客經 驗、觀選經驗、「離中愛臺」程度、閱讀網路新聞頻率均對其統一態度變遷程 度有顯著影響。來臺陸生的性別對其統一態度變遷程度沒有顯著影響
5. 結論
1. 為促使來臺陸生成為兩岸和平的基石，就應設法使愈多的陸生統一態度往 維持現狀的方向變化。根據本文發現的影響因素，可提出五點建議：
1. 建立陸生與臺生的伙伴關係
2. 安排陸生觀察臺灣選舉活動
3. 提升陸生喜愛臺灣政府程度
4. 增加陸生瞭解臺灣民意分佈
5. 提供陸生融入臺灣社會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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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陸生來台態度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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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月的時候，我滿懷疑能轉變甚麼，我覺得做個交叉，也討論台灣在大陸讀書的態度轉變，看看變化的結果，另外陸籍新娘也可以，大範圍的做問卷，我覺得會比較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