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群、認同與外交政策： 「芬蘭化」概念的再思考〉李俊毅

1. 前言
   外交政策和認同是密切相連的，理解「我們」的概念是如何被建構與論述，因而構成了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一個進路。
   若一個政治社群對「我們」概念的論 述較著重在「民族」，則其在安全議題上較屬於「社會安全」（societal security）的面 向，也就是「一個國家語言、文化、宗教與國家認同、以及習俗的傳統模式之持續發 展」，是否受到挑戰
   相對的，若一個政治社群對「我們」 概念的論述較著重在「國家」，則其在安全議題上便較傾向於「軍事安全」與「政治安 全」，而涉及對國家、人口、領土、主權、社會秩序等的威脅。
2. 外交政策、認同與論述理論
1. 建構論
   本文選擇以 Ole Waever 為首的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theory）為主要架構。此一選擇有若干理由
1. 在當前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後結 構主義首先關切認同（或我群與他者關係）的重要性，以 Alexander Wendt 為主要代表 人物的社會建構主義，則是將認同的研究，由學術邊緣帶到中心。在二者的比較與抉 擇中，建構主義的研究，傾向將認同看成是國家與國家、或國家與國際結構在互動時 的產物，而較無法處理認同在國內層次的發展；狖相對的，後結構主義的途徑，則能關 注一國內部針對一個議題或概念所產生的不同論述。後者因而較能符合本文之所需
2. 即使在後結構主義的陣營中，論述分析的形式與方向亦有相當大的區別。本文以 Ole Waever 發展出的架構為基礎，乃因後結構主義從一個批判性與理論性的知 識立場，轉成一個能結合理論與實證個案的研究途徑，Ole Waever 是著力最深的學者 之一。
2. Waever 進一步探討「民族」與「國家」的關係、可有的不同意 涵與組合
1. 「民族」與「國家」的概念可以是緊密相連的（如法國），也可被認 知為兩個不同的實體（如德國）
2. 「民族」一詞來看，其可被理解為「文化民族」 （cultural nationalism, Kuturnation），亦即民族的構成是基於出生與文化，也可被理解 為「政治民族」，即民族的身分取得，須基於國家所創建的公民身分
3. 就「國 家」一詞來看，則可先分為外部與內部。國家概念的外部面向指一個政治社群對其國 家在世界的角色與地位之認知，例如是強調權力平衡與國家利益的「權力國家」 （power state），或是著重維持和平、發展與人權等道德價值的「反權力國家」（antipower state）。國家概念的內部面向，則指國家的構成或制度，如福利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等
3. 「芬蘭化」的概念與解釋 
1. 「芬蘭化」的概念與定義
   「芬蘭化」一詞在 1950 年代末期與 6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在學界以西德學者 Richard Loewenthal 為使用此一概念的先驅之一。
1. Hans Mouritzen
   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 主張「芬蘭化」是個「順應默從」（adaptive acquiescence）的政策：在權力關係極為不對等的兩國中，小國向強鄰做出若干妥協、放棄向其他競爭的強權商藉軍事力以改變現狀，以交換強鄰維持該小國獨立、核心價值與基本生活方式的保證
2.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則將「芬蘭化」定義成「儘管一國並非蘇聯集團的一分子，但因希望和 蘇聯維持密切關係，從而願意疏遠其傳統同盟與朋友之政策或行為」。
3. 蘇秀法
   則 主張，「『芬蘭化』從廣義上講是指一個強權對一個弱小的鄰邦使用有行的或無形的直 接的或間接的壓力，迫使這個弱小國家懾於其威力而不敢做出逾越其所能容忍限度的 行為」。
4. 嚴震生
   對「芬蘭化」提出以下分析
1. 指兩個一大一小鄰近國家之間，所存在的不均衡（asymmetrical）關係。
2. 這個關係是如此的不均衡，以至於大國可以支配小國的外交關係，包括干 預它和其他國家的雙邊軍事和經濟合作
3. 大國對小國的支配和干預，有可是前者慢慢兼併後者的過程
4. 從小國的立場來看，這層關係並非完全是由大國所主導，小國本身或多或 少也有為了安全的基本考慮，而作自我的約束。
5. 「芬蘭化」乃是將一個理論上的概念，藉著實際的例子，得以闡述。這個概 念，就是所謂的「順應默從」（adaptive acquiescence）。
2. 「芬蘭化」概念的歷史脈絡
1. 1948 年的芬蘇友好條約（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FCMA，芬蘭文的簡稱則為 YYA）
   1948 年 2 月，蘇聯向芬蘭提議簽訂帶有軍事條款的互助協定，而引起芬蘭右派的 反彈。巴錫基維總統不顧右派的壓力，接受蘇聯對話的要求。其結果，芬蘇友好條約 有別於蘇聯和其附庸國簽訂的條約，事實上僅要要求芬蘭防衛其自身的領土。該約序 文 列 入芬蘭 亟 欲 爭 取 的 文 字 ，「 處 於 強權衝突 的 利 益 之外」（ remain outside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s of the Great Powers）；第一條（也是最廣受討論的條款）則明訂， 「若芬蘭或蘇聯受到德國或其盟友經由芬蘭領土攻擊時，芬蘭將基於獨立國家的義 務，擊退侵略。當芬蘭遭到攻擊時，芬蘭應依條約規定，以所有可用的軍隊防衛國土 完整與芬蘭前線。必要時，蘇聯提供協助，或與蘇方共同行動」。盰雖然此一條款在實 際執行上是否仍能維持芬蘭的中立，引發不少質疑，但就文字來看，尤其與同時期的 「蘇聯－羅馬尼亞友好互助條約」及「蘇聯－匈牙利友好互助條約」相較，盵卻也可被 詮釋為對芬蘭有利。
2. 「 巴 錫 基 維 － 吉科寧 路 線 」 （Paasikivi-Kekkonen Line）
   由於芬蘭憲法賦予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相當大的權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國的對 內與對外政策大致上是由兩任總統巴錫基維（Juho Kusti Paasikivi, 1946-1956）以及吉 科 寧 （ 1956-1982） 主導，因此 該 國之政策常被 稱 為 「 巴 錫 基 維 － 吉科寧 路 線 」 （Paasikivi-Kekkonen Line）。此一路線主張芬蘭應揚棄戰前對蘇聯的恐懼、敵意與不 信任，並將芬蘭與蘇聯的關係，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一如過去芬蘭與俄國的關係； 其核心則是芬蘭保持中立，並且置身於強權衝突的範圍之外。盱此一政策路線的具體表 現，便是 1948 年的芬蘇友好條約
3. 「芬蘭化」概念的傳統解釋 
1. 分析對象與單位偏重行為者（能動者）
   不論是歷史的或外交政策的分析，對芬蘭化現象的解釋大抵是：在客觀國際關係 環境－處於強鄰蘇聯週圍－的限制下，芬蘭政府以及（或）政治人物選擇了自我克 制、不觸怒蘇聯的政策，以求取後者對芬蘭國家獨立的保障。此一路線或雖無奈、限 制了芬蘭在外交政策上的選擇，但與其他東歐國家相較，卻也成功的使芬蘭不受蘇聯 兼併，並在內部事務上享有自主性
2. 不同於現實主義
   「芬蘭化」做為中立政策的一環，相關的解釋常由現實主義出發，視小 國之中立政策為大國政治的產物。就此而言，芬蘭從巴錫基維總統的消極中立到吉科 寧的積極中立，此一變遷並不是大國政治能完全解釋；此外，在現實主義的假設下， 則當蘇聯解體、芬蘭所處的安全環境發生變遷，其結盟行為亦應和其他國家相似，選 擇加入北約，以集體安全的方式確保其國家安全。秅在這議題上，芬蘭（以及瑞典）卻 選擇維持其「軍事不結盟」之政策，和其他鄰國有顯著不同。此些問題不能完全由理 性的權力與利益角度解釋，而須牽涉到兩國認同的建構問題
4.  「文化民族」（Kuturnation）、「國家民族」 （Staatsnation）與「芬蘭化」
1. 主體建構
1. 文化民族-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 1803）
1. 赫德的思想對芬蘭民族主義的敘事有四個較顯著的影響：
1. 民族 是獨特的地理環境下醞釀而生的天然與有機產物，因為沒有兩個民族共享相同之環境 與歷史，故沒有兩個民族會有相同之特質
2. 個人的成就唯有在民族之文化發展 與特殊性中方能成就，也就是強調集體的價值更甚於個體
3. 民族的語言最能呈 現該民族之文化特質，民間的詩歌與口語傳統因此是民族性的檔案紀錄與靈魂印記
4. 若民族的歷史被中斷並失去共同記憶，則民族主義者必須藉由蒐集民俗詩歌的 斷簡殘編，以重新發現民族的精神並重新創造民族記憶。因為民族的發展並不必然需 要國家，赫德的主張常被稱為「文化民族」（Kuturnation）。
2. 由於初期並沒有發展主權國家的條件，此一時期（到 1870 年代）的民族主義較不 追求明確且固定的領土，其內涵除了強調藉由語言與文學建構民族歷史與精神之外， 也表現在對現代性的選擇性追求上，如發展經濟、進行建設、講求法治、肯定進步 等。此一對普世文明的認可，有其知識與社會脈絡。當時的民族主義思潮帶有種族主 義的色彩，認為人種（以及語族）有高下優劣之別。芬蘭人被歸類為蒙古人種 （Mongoloids），因此在歐洲白人思想中被視為是原始與落後的。肣在接受此一論述的 情況下，為宣稱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尊嚴，芬蘭轉而將「貧窮」與「簡單」轉化為「純 粹」與「真實」，也就是將其在文化上的邊緣性，建構成一種德行，以此作為發展與文明的基礎
2. 國家民族-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黑格爾亦認為個體的價值 須置於集體之下；不同之處則在於，黑格爾強調進入歷史裡的所有事物都被賦予實現 某些歷史任務的使命，而對民族而言，其在歷史演化過程中的最後目的，是達到「國 家」此一理想，也就是國家與民族的結合，「國家民族」（Staatsnation）。
   1917 年芬蘭獨立，「國家民族」的概念隨著從自治走向獨立而具體實現。戰間期 的芬蘭對國家與民族的想像，從而由文化轉向地緣政治。芵這是因為「國家民族」的邏 輯強調主權國家的優先性，其亦必然和領土（territoriality）的概念密切相關，國家因 而容易陷入「領土的陷阱」（territorial trap）：芧既然國家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為領土， 則為維持疆界的穩定，國家必須武裝自己以維護領土與主權；同時，一個嚴格的「我 們」與「他們」之區分亦顯必要，是固定領土疆界的社會心理要素。芬蘭對自己與俄 羅斯（蘇聯）的想像，由是出現重大的轉折
2. 芬蘭化
1. 現實主義與國家中心論
   在巴錫基維的世界觀裡，大國 無情地競逐其安全利益，而小國的生存之道在於正確理解高層政治的趨勢並順應時 勢，「強權是『政治的主體』，小國則是其『客體』」。由此推導而出的結論是，憲政主 義者對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信心是不切實際的，芬蘭須以理性與實用主義的態度制定 外交政策。置身於大國的衝突之外－表現在芬蘇友好條約簽訂上－即成為合理的選 項。
   芬蘭的中立政策或「芬蘭化」的概念，就此而言是一種面對權力政治之下的被動 但理性反應
2. 文化民族
   巴錫基維與吉科寧除了強調大國政治的現實以及小國有 限的行動自由之外，也積極轉化芬蘭群眾對俄羅斯／蘇聯的觀感。針對後者，他們明 顯訴諸（老年）芬蘭民族主義者的傳統，特別是前述 J. V. Snellman 與 Y. S. Yrjö Koskinen 的思想，苃相信民族的發展與俄國／蘇聯的利益可以並行不悖。在實踐上， 為了取信蘇聯，使之相信芬蘭不僅不是安全威脅，且芬蘭的政策也不限於政治菁英世 界觀的改變，芬蘭進行了一系列重建歷史記憶的工作。舉其要者如自 1944 年起，公共 圖書館摧毀了數百冊內容對蘇聯懷有敵意的書籍、學校教科書刪除了對東方鄰國的輕 蔑性指涉、將 Karelia 議題排除在政治議程之外、要求媒體自我監督，避免使用負面或 敏感字眼等等。芬蘭身為俄羅斯公國的歷史重新得到肯認，芬、蘇之間的關係不僅被 描述成可以「和平共處」甚至「和平是常態而非例外」，俄羅斯更被建構為促成了芬蘭 民族的發展，為其後來的獨立奠下基礎。其結果則是芬蘭在身分上的重新定位：從西 方文明的前哨站，再度回歸為是東、西文明的交界。與過去「文化民族」最大的不同 之處，則在於芬、蘇之間已不是上下之別，而是兩個主權國家的友好關係
3. 中立政策
1. 中立政策不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而是在歷史脈絡下自主選擇的結果。從「文化 民族」的角度重述芬、蘇關係，使芬蘭在國家的獨立與安全，以及蘇聯的安全利益之 間，得到調和的空間。此一政策傳達的訊息是雙向的。對蘇聯及其集團來說，它意味 芬蘭在美、蘇間的衝突持公正立場，但在社會與經濟上則承襲西方價值；對美國與西 歐集團而言，此一政策則象徵芬蘭對西方價值的歸屬感，以及和蘇聯締結友好關係之 必要。 進一步來看，則對西方價值如民主體制與市場經濟的堅持，構成中立政策的 限制，亦即此一政策並非一味的委曲求全，而是為了確保芬蘭的內部自由
2. 東、西文明交界的定位，進一步使芬蘭可以開創中立政策的意涵，從而提 升其在國際事務上的能動性。如果中立政策不全然是對國際現實的被動反應，則芬蘭 此一小國的身分就不全然是強權政治的客體，而可以享有部分主體性。芬蘭中立政策 的起源、意涵與變遷，在文獻中仍未有定見。 然可以確定的是，中立的概念從巴錫基維總統強調的置身於大國衝突之外，到了吉科寧總統任內，已有更積極的意涵，可 以調停國際紛爭、促進國際和平。吉科寧在 1961 年申論，「我們將自己看成醫師而非 法官；我們並不是要做出判決或譴責，而是診斷並試著療癒」。 據此，芬蘭將自己從 處於邊緣地位的小國，轉為潛在的行動發起國、政策形塑者與局勢的評估者，其所依 恃的則是與兩大強權的互信。 1975 年的赫爾辛基會議，可說是芬蘭主體性最顯著的 實現。
3. 「文化民族」概念的發展亦賦予芬蘭在東、西文化之外的另一身分－北歐 （Norden; Nordicity)
   1945 年以後，「北歐」認同日益有其吸引力，也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芬蘭的主體性。北歐的概念首先使芬蘭在心理上可抗衡對蘇聯的政治 依賴，同時亦可藉「北歐性」而間接在文化與價值面連結芬蘭與西方世界，以避免觸 怒蘇聯。其次，藉由「民主與極權」的對立，北歐的認同亦可使芬蘭（及其他北歐國 家）有別於中、東歐與波羅的海國家
5. 「芬蘭化」：之後與之外
1. 後冷戰時期的芬蘭
   芬蘭在 1980 年代中葉 以降，尤其是 1990 年代，興起一波西化（Westernizing）與歐洲化（Europeanizing）的 論述，既重新定義芬蘭的歷史與身分，也影響了其對歐洲統合與俄羅斯的政策。
   因為如 此，對芬蘭化時期（特別是吉科寧總統）的批判即有必要，蓋正是吉科寧總統與蘇聯 之惡魔的交易，阻礙了芬蘭實現其真正的身分。芬蘭化的政策，因此被視為是不道 德、令人震驚且無可辯護的。 與此相對的，則是對戰間期歷史的肯定。俄羅斯重新 被視為是負面的他者，不僅在當時是帶有顛覆意圖的敵人（而不是有戰略與安全需求 的強權），更重要的是在合作、法治、尊重人權、自由民主等文化與價值面向上和西方 有顯著的差異
1. 這部分的論述大抵依循兩種策略
1. 重新定義歐盟的意義。歐盟被詮釋為 和芬蘭享有共同的價值，也因此兩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芬蘭政府即特別強調歐盟「共 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價值如和平、安全、促進人權等。 換言之，當芬蘭在西化論 述的影響下，強調其認同中「歐洲」與「西方」的面向時，「歐盟」復於此時被建構 為後者的同義詞；觀察家即指出，在歐盟公投中投下贊成票者，是「肯定芬蘭的西方 認同」
2. 針對歐盟可能侵害主權的疑慮，親歐者則強調參與歐盟決策對芬蘭的 重要性
2. 對芬蘭而言，國家概念與歐盟因此不是互斥的。由「文化民族」邏輯開展出來的 價值如合作、和平、民主、進步等，在後冷戰時期能與歐盟的形象相接合，也有助於 化解關於國家主權是否受到侵蝕的疑慮。論者因而指出，芬蘭認同的特質是「文化的 相連性」（cultural connectedness）而不是固著於國家的民族性； 由此亦可解釋芬蘭在 歐盟議題上和其他國家的不同
3. 瑞典
   芬蘭與瑞典在歐盟、北約與中立政策上有許多相似性－兩國皆同時加入歐盟、同 樣排斥加入北約但以相似方式與之合作、也皆強調其「軍事不結盟」的立場－其間的 差異因此頗值探討
   瑞典的國家與人民－或國家與社會－關係，因而有緊密的連結， 而不同於芬蘭。在此連結之下，國家的自由與個人的自由是一致的。這提供了其福利 國家的思想基礎，重視團結、平等與民主，有時更甚於自由。更重要的，此一別樹一 格的意識形態，使瑞典建構了一套有別於西歐的自我認同，視其體制相對於西歐的保 守主義、資本主義、天主教與殖民主義來說，是更為優越的。 瑞典在冷戰時期的 「中立政策」，因此不只是一項對外政策，而更有道德上的意涵，是瑞典認同的一部 分
2. 臺灣的「芬蘭化」？ 
   本文認為，在臺灣的脈絡中，民族與國家概念是緊密連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臺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進行一波「中國化」的運動，而其要旨大抵承續十九世 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亦即先「喚醒」（建構）中華民族的意 識，而後肇建相應的現代國家。 表現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則儘管中國的政體係由 封建到帝國、最後以現代國家的形式出現，但不同政體所承載的，卻始終是歷史悠 久、總是存在的文化實體（民族）
   儘管有簡化之虞，統、獨 爭論的核心，主要仍是「民族－國家」的內容而非其連結；換言之，在臺灣的脈絡 下，「國家」與「民族」是一起被想像與追求的。這和芬蘭一開始欠缺發展現代國家的 政治與思想條件，頗不相同。
   在 1990 年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改 革中，人們經由一次次的選舉中確立了民主政治中的平等原則，也在投票的實踐裡建 構了以臺、澎、金、馬為想像範圍、並與中國大陸區隔的「人民」概念。 此一「人 民」概念的在邊界範圍上與「國家」和「民族」的論述未必相符（特別是與涵蓋中國 大陸的統派論述相較），但或許也正是因為臺灣社會在國家與民族議題上處於分裂的狀 態，經由民主過程而來的「人民」概念反而成為臺灣集體認同的（最）重要元素 
6.  結論
   「芬蘭化」一詞意指小國在其對外行為上，主動將大國之國家利益納入考量，從 而交換大國對其獨立性與自主性的承諾
   就臺灣的「芬蘭化」議題而 言，則本文主張，當前臺灣的統、獨論述在我群的概念上大致持「民族」與「國家」 緊密連結的態度；更重要的，經由民主化過程而確立的「人民」概念，強調「人民主 權」、「公投」、「自決」等價值，這也將限縮臺灣「芬蘭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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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認同與外交認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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