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之設置案從 2004 年 3 月 17 日國科會同 意開始,隨即在同年的六月底到八月間進行選址作業,並規劃有 「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及「一般科學工業園區」。「通訊知識服務園 區」選定城南及五結中興為基地,「一般科學工業園區」則以三星 紅柴林基地作為第一期高科技製造業園區,三星天送埤及員山內城 基地作為第二期高科技製造業園區。但是在基地劃定時,三星紅柴 林地區的居民組成了自救會,抗議科學園區的進駐,並不斷質疑科 學園區的設置,強迫政府在此議題上進行協商與溝通 - 文獻回顧
- 風險與風險溝通
- 「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
由於對風險評估與認知的不同,個人、社群、或與風險評估有 關的機制之間不斷的資訊交換與意見的雙向溝通過程
若風險溝通的目的在於將決策權力分予受到風 險影響的利害相關人時,能夠促進民眾對公部門決策的信任與更多 的共識 。反之,若溝通的目的在於以專業知識說服與教 育,則會帶來更多的不信任感 - 風險溝通機制與公共參與
- Wynne (2005: 85) 反思風險問題的複雜性,認為現有體制中對
於風險問題的處理太過化約而簡單,科學的公眾面向 (public
dimension) 仍被低估;在這樣的體制中,公眾被期待臣服於制度性
的科學假設
對於一般公眾因無知而不願遵守科學診斷的說法, Wynne (2001) 則不以為然,他認為公眾的反彈或許並非針對風險本 身,而是對於科學的主導、支配以及政策機制的不信任 - 台灣行政決策中的風險溝通問題
- 專業技術評估
全球化的專業技術官僚 (global professional technocracy) 是現代公共行政的核心,當代行政相當依賴技術提供給 人民的公共服務 (Stillman, 1999)。 Daniel Boorstin (1978 ) 所用「技 術共和國」(a republic of technology) 一詞,相當貼切地形容官僚的 組成以及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形成,深受科技專家的影響。台灣的經 驗研究也得到類似結論。
周桂田 (2000) 指出,大多數政府在公共政 策上相當依賴專家,缺乏對民眾接受度的調查與分析,並不了解民 眾的風險認知與態度。他在分析台灣社會民眾、科學專家與政府間 對 GMO 科技風險的認知與互動關係中指出,民眾在風險溝通中呈 現出對風險資訊隱匿的不滿,而沒有實質的風險溝通,一些社會理 性與價值被隱沒無視 - 公共信任危機
許多研究指出信任在風險溝通上佔有一定重要的地位,而台灣的風險溝通經驗研究指出了公部門採取的溝通管道並 不適切,導致民眾對公部門普遍有不信任感,進一步阻礙風險溝通 的進行 - 個案研究
- 行動者的風險認知態度差異
- 主要推動 的行動者代表是公部門,在宜蘭的案例中,科學園區管理局、宜蘭 縣政府,以及一些宜蘭旅外的學者,都在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的 選址設置上扮演重要角色
- 反對質疑的一方,代表性團體是位處
生產型基地預定地的紅柴林自救會
除此之外,地方民間團體代表在公民會 議中提出對科學園區發展的憂心,以及一般公民代表審議後的結論 指出生產型基地選擇的合適性問題,要求對於高科技污染的監控需 要有嚴格的地方標準,皆被歸於提出質疑的行動者 - 科學園區推動者處理環境風險的態度
- 強調環境標準的制定與環評的把關
「依法行政」是公務人員奉為上位的行政守則,意味著公務員必須依據憲法及法律相關規定執行各項政策,而 法令的標準則為公務人員執行或制訂政策的依歸
公部門在處理高科技發展議題的環境風險爭議上,即使現行 法律寬鬆不足以及時回應高科技的污染特性,仍然相信標準的制定 與環評專業審查可以處理環境污染的疑慮 - 相信專家與科技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
以竹科宜蘭基地遴選為例,遴選委員的組成大多 來自學者專家或具學者背景的公部門人士, 而環境影響評估更是 集合來自各領域專家的專業審查。除了體制內專家組成的委員會佔 有一定決策的份量,政府也可聘用專家擔任顧問,提供專業上的諮 詢。 - 民眾不懂環境專業,徒增決策困擾
- 相較於對專家的依賴與信任,公部門對於民眾在環境風險的認 識與評估上並不具信心,認為民眾對於相關的環境問題認識不清, 發展出來的議題論述,有時缺乏事實的根據,有時甚至立足在錯的 資訊上。
- 公部門也認為民眾對於環境風險有很強的零和概念,總 是設想最壞的狀況,無法忍受任何的污染,也不會體會公部門在防 治上所做的努力,導致在進行任何的環境問題的溝通上都相當辛 苦。
- 必要的環境犧牲換取更大的社會經濟利益
公部門對於科學園區的開發與否,向來強調它亮麗的經濟成長 與就業機會的創造,竹科宜蘭基地的引進與設置決策,也不脫以經 濟為主的考量評估。竹科宜蘭基地的可行性評估報告即特別強調全 球知識產業的走向,以及引進高科技產業為地方帶來的經濟效益。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之下,園區的發展是地方產業躍 升的必要元素,是負責任的地方政府需要極力爭取的策略發展標 的
對公部門來說,園區的興建與否並非是選擇題,是必須接受的 既成事實,而環境的犧牲如能成就高科技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環 保單位也不會打壓 - 科學園區發展質疑者的環境風險態度
Fischer (2003a) 指出,一般民眾對科 技風險問題的決策模式與專家有顯著差異:相對於專家機制強調的系 統數據理論模型,民眾在意的是具體感受的品質分析,且相關機構過 去處理風險的經驗、績效、能力等,也會影響民眾的接受程度 - 強調現地的觀察與過去相關環境事實經驗
當地居民對於生產型基地的科學園區是否會造成污染問題,沒 有選擇相信公部門拿出專家與專業環評審查的再三保證,而是親自 造訪其他科學園區,或透過親朋好友,了解其在地的經驗感受,或強調媒體事件的報導陳述 - 不相信環評審查制度可以保護環境
- 他們認為在整
個科學園區的選址過程中,環境影響的考量並沒有被重視。這表
示,在基地擇定之後,環評方才介入
而開發地點既已決定,再做環評就只是做做樣子。過去相關開 發經驗顯示,環境影響評估不過的機率極低,尤其因應高科技快速 發展的需求,有時環評的程序正義還無法顧及 - 民眾也挑戰環評的專業科學性審查,尤其從蒐集到的關 於科學園區污染相關剪報資料,提出他們對已通過環評審查的園區 卻仍發生環境污染事件的質疑
- 不同於推動的公部門著重於環境工程等技術問題,相信 環評可以防治污染的發生,質疑的一方強調環境破壞後的不可回復 性,呼籲政府應著眼於國土規劃的整體考量
- 質疑公部門決策的公平透明,剝奪弱勢權益
- 對公部門來說,選擇科學園區發展區位,是經過一套標準的作 業流程與專家評估,為專業理性的產物,他們也相信計畫發展結果會 為地方帶來比目前更多的就業機會,提升地方人民所得,促進地方經 濟繁榮;但對在地居民來說,因應科學園區發展需求的土地徵收,卻 將改變其生活與就業形態,甚至非理性的社會連帶關係,缺乏相關癥 結點上的溝通,民眾認為公部門決策中沒有考慮他們的權益
- 奠基在成本效益計算的公部門決策,從民眾看來,卻是剝奪弱 勢權益的說辭,決策過程中缺乏公民參與,更進一步戕害民眾對行 政決策機制的信任
- 行政中風險溝通機制的省思
- 政府決策過程中充滿了科技中心主義 思考,在不同場域風險溝通的過程中,不斷強調透過科學程序制定 的環保標準能有效解決污染問題,並將環評委員為環境把關的角色 無限上綱,無視於實際開發流程中環評位階的限制
- 公部門行政人員認為民眾 意見淺薄,有時甚至是錯誤的認知,因此並無參考價值,而許多的 民眾參與是因追逐私利,並無整體經濟利益考量的視野,增加民眾 參與只是徒增困擾
- 居民長期在地生活所累積的知識經驗並無法被專
家短暫的專業檢視所說服,民眾對專家甚少或蜻蜓點水式的現地勘
查表示不滿。此外,地方民眾對於環評在整個政策機制中的侷限也
並非無知,加上過去施政多以經濟成本效益分析犧牲弱勢農業,這
種剝奪感更加大對政府的不信任。而既然體制內的正式管道 (環評說
明會) 無法在這些不同的價值與環境質問上有進一步的處理與溝通,
社會抗爭成了另一條衝撞體制的途徑。
社會抗爭的衝撞讓公部門必須開啟更多的溝通管道,嘗試弭平 民眾疑慮,但這些非正式的場域,並無針對營造良好雙向溝通的討論 進行制度設計 - 公民會議的議程結構安排使不同立場的倡議者需要就事論事, 清楚而具體的闡述其認知與想法,在會議中作為決策主體的公民,透 過專家授課、角色扮演、不同觀點的交叉詢答,針對不同觀點進行審 議討論。在這樣的場域中,不同的環境、科技風險認知被呈現、討 論,而嚴謹結構的議程安排與訓練有素的主持人角色,使參與公民必 須在議題討論中不斷聚焦,為共識或非共識結論的生產而努力。此 外,程序設計著眼於知情理性的溝通討論,避免了意見不同所可能引 起的情緒性反應
- 結論
本文試圖指出,風險溝通的目的不在於弭平風險認知的差異, 而在於促進不同思考的對話空間,增加多元社會價值的關照,突破 經濟科技理性至上的價值宰制。尤其在科技發展過程中充滿了風險 不確定性的狀況下,決策機制的民主化可以使政策制定更加周延, 進而減少風險危害,並增進公共行政的正當性,降低民眾對公部門 的不信任
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討論什麼?
以竹科宜蘭基地的設置中,政府與居民的對話中,提出風險溝通的概念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這一篇跟另外兩篇社會運動、公民參與是一起的
但我覺得這一篇可以提一些具體的建議,或是其他國家的方式之類的
這一篇跟另外兩篇社會運動、公民參與是一起的
但我覺得這一篇可以提一些具體的建議,或是其他國家的方式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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