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罗志田〉

1. 廢科舉前的傳統社會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 “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 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 社会来源, 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和选择, 从 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 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 会吸引力
2. 讀書人的改變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 其实已带有质变之意。
   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 中国读 书人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的转变 (更多是在意识层面, 潜意识即通常所谓 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 的影响所及, 恐怕不亚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如果从新 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 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 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 而 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
   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 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 只 要想走仕进之路 (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 , 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 学。
3. 學堂
   科举制改革的一个影响深 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 大约就始于兴学堂
   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 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 继而到城市为官, 最后 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大学 (初期则包括中学) 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 甚至死后也 安葬在城市, 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 程度上已经中止, 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 部分也因传统的耕 读生涯的中止所致。
   到民国后, 章太炎进而指出: “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 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
4. 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政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 设学堂, 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
   科举之时, 士是大夫的来源, 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 夫分离, 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 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 职业官吏。科举既去, 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 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 之滥, 即从此始; 国无重心, 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 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 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 近代军人、职 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遂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1. 官不如绅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形成, 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 而团 练是地方性的, 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在教育方面, 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 但山长 却必须由士绅担任。
   从社会层面言, 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 更常常是 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
2. 商人地位的上升
   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 是民国社会 (以及政治) 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
1. 自官而商
   “军阀官僚一朝失职, 以刮地皮所得, 放之破产政府, 盘剥重 利, 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 亦所谓商客也。
2. 流氓式 之商客
   为民国特产, 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 充极其量, 不过 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 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 人举代表见官长, 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 无一次不列名”。这些 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 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3. 開會文化
   “更有一种新人, 吃一种新饭, 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 专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伎能, 但其毕生所有之伎能, 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 一 曰能演说, 声音嘹亮; 二曰能拟电稿, 文理条畅; 三曰能算票数, 若干人得若干张; 四 曰能广告, 使大名出现于报章。
   －见杨荫杭《老圃遗文集》
3. “游民”和“饥民＂
   杨氏更 发现“人民无事可为, 于是乎多游民; 人民生计断绝, 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 盗贼编为军人, 军人兼为盗贼。游民流为地棍, 地棍选为议员, 议员兼为地棍”。既 存社会结构已解体, 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 整个社会遂渐呈乱相
   
   在那些貧困的地方，且民间社会制 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 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 正所谓革命 的温床。
   在这些地方, 闹革命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 行为一样, 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4. 學客
   杨氏注意到: 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 谓可以不必学; 且谓处此时世, 亦无暇言 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 而学生流为政客”。故“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 尚 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 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问题是, “若人人以为不 必学, 而学校改为政社, 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 不敢令子弟入学”, 则造成“教育破 产”, 其惨“更甚于亡国
   
   “学习救国两不误”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 自有其时代意义。
   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 1921 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 学生干政是不可免 的”。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 倘不声援学生, 似乎又缺乏“正义”。惟从社会视角看, “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 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 正是民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写照, 也是科举制废除的一个 重要社会后果
5. 結語：杨荫杭觀察到的20 年 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
   他观察到的 20 年 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 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 自不可恃; 社会上具道 德廉耻者多隐遁, 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 商人中有商客, 读书人本已无用, 且学人中 复有学客。在这样的社会中, 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社会失去重心之后, 何者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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