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抵抗和認同－陳翠蓮》〈第四張 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台灣農民運動〉

1. 總督府的指控
   1920年代中期以降，臺灣農民運動盛極一時，從1923年蔗農運動初起，1927年農民爭議事件已達431件，是為農民運動之最高峰。
1. 總督府
   將台灣農民運動的勃興原因歸諸於文協等外來團體的介入、煽動，而非農民出於"生活的威脅"的因素。並認為臺灣農民抗爭訴求是階級的、民族的、政治性層次的問題，而非以改善經濟條件為目標。
2. 作者
1. 臺灣農民運動出於經濟因素而採取抗爭，抗爭對象不分日人或台人之地主與資本家
2. 儘管文協未直接介入農民運動，但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卻仍是知識分子，是以當地農民為主體、而由在地知識分子所領導組織的群眾運動。
3.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因為農組領導人與日本勞動黨農民黨之間的密切接觸，思想與行動日益左傾化，在激進的農運等社會運動衝擊下，促使文協不得不發生變化。
3. 社會運動－資料動員論
   資料動員論標榜菁英在社會運動中扮演關鍵作用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將精英與群眾區隔開來。
   該理論隱含這樣的看法：群眾缺乏抗爭意識與組織動員能力，難以成事。在缺乏資源與權力的情況下，弱勢群眾集體行動必須建立在外來菁英的支持與協助，尤其是仰賴外來社會運動家或知識菁英的介入與挹注資源，方有成功的可能。
   主要論點：
1. 認為民怨與不滿並不是重點，苦難悲慘的境遇可能長期都存在，但不足以化為集體行動或社會抗議的動力
2. 弱勢群眾如農民之所以能夠組織起來，往往是因獲得可資運用的社會資源，亦即社會運動並非社會壓迫所造成，而是資源動員的結果
3. 強調社會運動中菁英的重要性，認為菁英擁有主要資源，能夠將旁觀大眾轉變成追隨者，鼓舞追隨者成為堅定的成員
   一般群眾則因資源有限，雖有時間和精力，多半只是順從、消極的角色。
4. 苦難與悲慘是可以被建構出來的。
   菁英善於設定目標、調整戰術，利用社會基本結構界定議題、開展論述，甚至運用傳媒，塑造怨氣與不滿的結構氛圍等等，如此一來，社會運動方能隨之而起。
4. 該文試圖從資源動員論的觀點分析臺灣農民運動，討論菁英階層在農民運動中所扮演之角色，尤其是文協、農組與農民運動之關係，進而檢驗殖民當局看法的真確性與資源動員理論在臺灣農民運經驗中的適用性。
   綜合前述資源動員論的主要論點，將從以下三個層面加以檢驗：
1. 農民的主導者：
   臺灣農民運動之領導者、主要成員是誰？是外來菁英，還是在地菁英與農民群眾？
2. 資料動員的方式：
   臺灣農民運動自文協或農組獲得哪些資源挹注？是否包括了知識生產與媒體傳播？有哪些動員網路？訴諸何種運動策略？
3. 運動目標的設定：
   文協或農組所追求的運動目標，與農民運動的目標是否一致？如果目標分歧時，農民的自主性是否存在？
該文的時間斷限聚焦在1923年到1929年，行文中並隨農民運動的發展，以1926年為界區分為兩大階段。
2. 台灣農民運動概述
1. 台灣農民運動之勃興經過
   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始於蔗農，因其階級位置與經濟地位相對較為自主;而農民反抗的時機正是在日本統治當局權力控制開始放鬆時所產生。
1. 蔗價爭議
   1923年，林本源製糖會社北斗郡溪州庄工廠的農民運動，初次成功
   1925年7月，二林蔗農組合成立，並引發二林事件(林糖騷擾事件)
   1925年11月，鳳山農民組合成立
2. 官有地出售
   統治當局以"無斷開墾(未經許可開墾)"名義，赤裸裸以國家權力強行收奪土地，限關係住民於生活不繼。
   1912年，林杞埔事件
   1926年6月，大甲農民組合成立
3. 1926年6月臺灣農民組合成立，本部置於鳳山，簡吉為農組委員長
   此為台灣農民組合規模之高峰
2.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及其轉變
   農組成立後，積極介入農民爭議。在1926-27兩年間，全台的農民爭議中，農民組合介入指導者高達420餘件
1. 1928年8月以前，受日本勞動農民黨所指導
   1927年12月4日農組第一次全島大會在台中市初音町召開，其決議有三項特別矚目，可見農組已開始左傾化。
1. 支持勞動農民黨案
2. 設置特別活動對案
3. 促進工農結合案
2. 1928年8月－1929"212大檢舉事件"，受台共指導
   隨著台共勢力滲透到農組，農組內部乃發生楊貴等主張社會主義、山川均主義者被排擠逐出之事，農組被遵循台共方針的所謂幹部派所把持
   
   1929年2月12日拂曉發動全島總檢舉，將農民組合主要幹部51名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逮埔，其後並將簡吉等12人以"違反出版原則"交付公審，判刑確定。
   最終，農組陷入停頓狀態。
3. 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的關係(1923-1926)
1. 農民運動及其領導人
   
   
   
   從作者整理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各類性質的農民運動，絕大多數是具有地緣關係的地方人士或農民所發起、領導，參與者也以地方關係民眾為主。
   文協有插手部份運動，但僅僅扮演著被動諮詢的角色，並未積極主導運動的進行。
2. 文化演講與農民運動
   文協自1921年10月成立以來，其主要活動包括出版"會報"、設立讀報社，舉辦講習會，夏季學校、文化演講等，其中以文化演講對普羅大眾最具影響力。
   文化演講活動依次集中在台北州、台中州與台南州，但台北州的農民抗爭事件較後發生、件數也最少，蔗作爭議則集中在台中州與台南州，佃農爭議則集中在台中州與台南州，佃農爭議集中在台中州與高雄州。
   農民爭議事件分布的情況很難說與文協的演講的頻繁度有必然的關係，反倒是與農業耕作型態較有關連。
   文協未必居於引領的角色主導了農民運動，其發揮的作用應在於透過文化演講與"台灣民報"的呼應與支持，所支撐起有利於農民運動推展的輿論空間與社會氛圍。
3. 文化協會與農運之組織動員
   嚴格來說，文協真正介入，參與組織動員的農民抗爭，僅有二林蔗農爭議。
   文協成員之所以介入二林蔗農議題，主要是二林醫師李應章透過其在文協的人脈網路所進行。
   李應章的介入是在地人關心地方事，其他參與的文協成員多來自北斗、彰化、台中甚至等地，除了李應章的動員之外，也明顯具有中部地緣關係。
   二林蔗農組織是臺灣第一個農民組織。但，作為全島性臺灣農民組合前身的鳳山農民組合，其成立過程中則完全沒有文協的影子，而是由在地佃農黃石順所發起。
   農民爭議主要在爭取經濟條件之改善，這與文化協會所述求的臺灣文化向上，甚至政治改革，並無明顯交集。即使文協成員介入了二林蔗農抗爭，農運仍具相當自主性，並未隨著文協菁英的指導轉移到政治訴求方向，更未因此挑戰統治當局與台灣民眾之間的權力關係。
4. 農民運動與台灣農民組合的關係
1. 台灣農民組合之領導幹部與外來支援力量
   1926年6月臺灣農民組合成立之後，廣泛介入臺灣各地的農民爭議事件，並發展出全島性的支援組織。
   當中有兩派人士：
1. 一者是當時的知識階層，因本身生計受影響或因同情弱勢而投入當地的農民抗爭事件。
   如簡吉、趙港、黃信國、黃石順
2. 一者並非農民運動初起時的參與者，也與在地農民運動無利害之關係，而是因為熱中左翼運動或信奉共產主義才投身農民組合工作
   如陳德興、顏石吉、楊春松
2. 文宣、組織與運動策略
   農民組合指導農民運動，其角色之積極較諸文協，有明顯的區別。農組領導者將學習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所學來的種種做法，在臺灣實驗，大大提高了農民運動的議題性，也是運動走向激進化。
1. 在議題塑造方面，農組以密集的演講活動展開熱烈的文宣
   觀其講題，布施辰治、簡吉等莫不倡議農民運動，而社會主義主張躍然期間
2. 在農組的領導下，農民運動的組織與策略也更加精進與多樣化
   在1927年4月5日農組在麻豆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中，作成數項決議
1. 在組織方面
1. 養成鬥士
2. 援助同志具體方案
2. 在運動策略方面
1. 演講隊巡迴各地，並與友誼團體如文協、工友會協力召開政談演說會或遊行示威
2. 舉行勞動季
3. 在抗爭方面，以往多採陳情請願、或要求賠償損失，在農組介入之後，有了新的抗爭方式如法律訴訟、與地主交涉、不納租穀、竊取假扣押稻穗等方式
3. 目標分歧：農民運動的沒落
   1927年末，農組在全台已有17個支部，24100位組合員，為農組規模之高峰。但到了1928年底，農組分布雖增加到26處，但組合員反而大幅減少，只剩10346人，不到前一年的半數。
   蔗農抗爭事件在1925年的12件是最高峰，1926年一下子掉落到只剩一件，1927年則是0件，並沒有因為農組的成立與組織性的抗爭策略，而能夠持續熱度
   1929年總督府當局以農組激進化導致農村思想惡化，發動"212大檢舉"，對農民運動各地組織產生致命性的打擊
1. 沒落的原因
1. 廖美以"理性農民的抗爭邏輯"來解釋蔗農爭議的沒落
   認為農民抗爭原本即基於經濟利益的理性考慮。由於發難的蔗農事實上多為自耕農，面對製糖會社方面用盡種種戰術化解蔗農的訴求，本身尚有轉作其他作物的可能性，不必拘泥於與製糖會社的耕作關係，因此持續抗爭遭遇難題。也因為蔗農抗爭源於經濟利益，並非政治目的，使得殖民當局更能應付消解
2. 農民運動的階級化、共產主義化，非但未能使運動能量增加、聲勢開展，反而因未與民眾的經濟動機相違，造成農組成員的大量流失。甚至，農民組合激進化的目標與手段，反而成為殖民統治取締鎮壓的藉口。
5. 結論
1. 日治時期台灣農民運動的發生確實是在政治控制相對較為鬆動的大正民主時期，環境結構確實是社會運動興起的重要條件，而20年代初期的文協的文化演講，"台灣民報"的報導與呼應，為農民運動支撐起行動空間與有利的社會氛圍。
2. 台灣農民運動的發生主要來自農民群動的自發行動，各地的抗爭事件的風起雲湧，草根農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即使部分事件中由知識份子所領導，也是與地方具深厚淵源的在地菁英為主，並非像資源動員論所說建立在外來菁英的資源挹注上。
3. 台灣農民運動的經驗也顯示，社會運動中群眾具有相當的自主意識，資源動員論不免過度誇大、迷信菁英的主導能力。
   農組領導醉心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實踐，但農民群眾自有其經濟動機與理性邏輯，在改善現實生活條件的前提下決定如何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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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文試圖從資源動員論的觀點分析臺灣農民運動，討論菁英階層在農民運動中所扮演之角色，尤其是文協、農組與農民運動之關係，進而檢驗殖民當局看法的真確性與資源動員理論在臺灣農民運經驗中的適用性。
   綜合前述資源動員論的主要論點，將從以下三個層面加以檢驗：
1. 農民的主導者：
   臺灣農民運動之領導者、主要成員是誰？是外來菁英，還是在地菁英與農民群眾？
2. 資料動員的方式：
   臺灣農民運動自文協或農組獲得哪些資源挹注？是否包括了知識生產與媒體傳播？有哪些動員網路？訴諸何種運動策略？
3. 運動目標的設定：
   文協或農組所追求的運動目標，與農民運動的目標是否一致？如果目標分歧時，農民的自主性是否存在？
該文的時間斷限聚焦在1923年到1929年，行文中並隨農民運動的發展，以1926年為界區分為兩大階段。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不知道社會組織之間會不會因為意識形態而相互攻擊，或是配合總督府檢舉其他社會組織
如果要處理農組沒落的原因，感覺不是很有說服力(不過這也不是本篇的重點就是)
該篇要處理農民運動是菁英挑起的還是農民自力的，我是覺得農民的困苦加上菁英的協助，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是運動的興起，一方的撤離都會導致運動的消解。
不過如果有當時的經濟資料，如物價指數之類的，感覺更能體會農民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