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外移”與晚清權力結構的演變_1855-1875－王瑞成〉筆記

1. 作者認為過往的"權力下移說"偏重於中國內部縱向的上下間權力關係變化，而對同一時期外部勢力衝擊之下產生的體制內外之間橫向權力關係變動缺乏整體性考察。
2. 自外生成：湘軍與戰時權力結構和權力制衡
1. 自外生成和制度創新
   湘軍勢力是體制外因應太平天國起義而新生成的軍事政治集團，在制度型態上不是自原有體制分化出來，而是源於制度創新
   湘軍是自外生成，呈現出的不是體制內的權力下移，而是橫向的體制內外關係，也可以看做是"權力外移"，即王朝體制受到外力衝擊引發的體制外新生軍政勢力。
   這是晚清中國內部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和體制突破之一，也是後來權力結構變動的起點之一。
2. 自上而下的授權和自下而上的進入體制
   湘軍初始感受到與體制的格格不入以及外在的排擠，直到1860太平天國破江南後。清廷通過將湘軍統領納入行政體系來實現對湘軍的收編，以此實現體制外到體制內的轉變。但兵制並無相應變動，湘軍仍懸浮於體制之外。
3. 三方共存的權力結構和權力制衡
   湘軍是因太平天國而興，湘軍異軍突起，使清王朝與太平天國之間的決鬥，演變成清王朝、湘軍和太平天國三方關係和互動。
   湘軍一方面試圖藉著太平天國，來進入清王朝體制內，一方面也和清王朝共同對抗太平天國
   
   戰時必有放權，放權的根本原因不是地方與中央爭權，而是太平天國這一敵對力量的衝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一下放的權力不是與中央構成抗衡的地方性權力，而是與太平天國之間構成相對應的王朝權力。
   這一時期只有權力下放，而無權力下移，權力下移要到常規時期才會出現。
3. 內外結合：王朝中央新的權力中心的形成
   與太平天國並行，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1860年咸豐帝去世，辛酉宮廷政變，朝廷實現代際轉換，同樣是對清王朝權力結構影響深遠的大事件。
1. 中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形成總理衙門以及相關機構，以便相互聯繫、交涉和交流，而中國方面同時試圖自強，將王朝舊體制中部份權力剝離轉移至新體制，發展成為權力廣泛的政府部門。這一體制是體制外新生的，與外部對峙和並存是長期的。
   從皇權體制看，這裡存在權力下移。下移的權力與外移的權力通過奕訢整合，大有形成一個以總理衙門為中心握有實權的"中國政府"的趨勢。
   這是鴉片戰爭後與湘淮崛起同時出現的另一個重大的制度創設和體制突破，這一權力結構為後來的權力外移提供了前提和指向。
4. 崛起滬上：李鴻章和淮軍的初步轉型
   淮軍在很大程度是由李鴻章主導下新建的一支軍事力量，並在採用西式裝備和操練後，與湘軍大相逕庭。同時，李鴻章取代上海在中外交涉和聯繫中產生的勢力，形成自己的政治勢力。
   
   李鴻章與淮軍保有自身的勢力範圍，一方面與湘軍、太平天國、清朝有所聯繫，另一方面也是總理衙門有所聯繫，這種權力關係的交會，很大程度影響了未來的淮軍發展。
5. 戰後復員：曾國藩及其所屬勢力的衰微
   從權力結構分析，在戰時到常規時期轉變過程中，應對太平天國而興的體制外湘軍，必然隨太平天國的敗亡而裁撤。
   曾國藩一直沒能在新的位置上實現權力外移，主要原因：
   1.變動頻繁，位置不確定
   2.對洋務較生疏，觀念較李鴻章落後，而被其取代
   3.曾國藩戰後更多考慮自保，沒有提出應對外部衝擊的主張，無法在新體制形成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
6. 權力外移：左宗棠的自覺選擇和被動轉向
   左宗棠在太平天國後，倡議大建海防和海軍，一方面為了抵抗外部威脅，實現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解決太平天國戰爭後的復原問題，主動將復原變成轉業。卻礙於朝廷的任命，而轉向西北平亂。
   從起點到終點，無論是賽防還是海防，左宗棠的變動軌跡基本上還是轉向應對外部侵略引發的危機，並因這一轉向而保持其權力和影響力。只是與李鴻章相比，左宗棠也沒有能夠進入新的洋務體制的核心。
7. 權力外移：李鴻章和淮軍轉型之困的破解
   太平天國後，朝廷任命淮軍平內部叛亂，李鴻章則以拖待變，直到天津教案出現後，才確認自己與淮軍的新位置。
   李鴻章上任直隸總督之初，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洋務海防歸直隸總督統籌辦理，事權歸一。於是，李鴻章和淮軍在離開上海後再次轉入海防和洋務體制，並穩定地居於核心位置。
8. 權力外移與洋務體制的最終成型
   太平天國過後，奕訢受到慈禧太后打擊，被剝奪對外交涉的權力，而這局面給了李鴻章和淮軍一個機會。
1. 1875年，為了強化海防，清廷給予李鴻章和沈葆楨廣泛的國防、外交等權力，並要求陸軍配合。
   這標誌著晚清國家戰略的形成，在總理衙門之外，以李鴻章和北洋大臣為中心的新體制，淮軍也伴隨著李鴻章一起被納入國防軍體系。
2. 鴉片戰爭後，外力衝擊在中國內部影響有限，尤其是內部體制幾乎沒有有效變化
   第二次鴉片戰爭造成總理衙門這一類機制的產生，但僅僅依靠外部衝擊，難以形成有效的內部機制並發揮作用。
   太平天國戰爭造成中國內部全面的衝擊和震盪，在體制外形成具有遠大抱負和實施能力的湘淮勢力。這一內部生成的力量轉移到應對外部挑戰的領域，並經由內外結合形成具有行動能力的新體制。
   這便是整體視野中的晚清結構變化。
9. 結語
   從權力外移的角度觀察晚清前期權力結構和體制之變，作者得出幾項重點
1. 自太平天國戰爭開始的晚清權力關係變動和新的權力結構的形成，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850-1864年間，因太平天國、辛酉政變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三大事件，晚清政治結構出現整體性大變動，並由此產生全新勢力。
   這些新政治勢力和與內外衝擊和制衡力量彼此互動和重新組合，形成戰時三大權力架構形式
1. 因應太平天國形成的太平天國、湘淮和清王朝之間三角架構
2. 因為外部衝擊形成的清廷、總理衙門和外人之間的三角架構
3. 以上海為中心，由李鴻章和淮軍、總理衙門和外人之間形成的三角架構
中國原有的內部上下權力結構之重要性反而降低
這三大權力架構的特點是：
1.所涉及的主要權力主體都是新生的勢力
2.都是體制外形成的新制度造成的新的權力結構
3.既有戰時權力構造特徵，又預示戰後權力關係走向－清政府與太平天國的戰爭是暫時的，與外人的競爭和交涉則是長期的

2.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事權下放和地方自行其是確是普遍現象
   戰後，一方面社會危機並未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地方已經行使的權力與利益盤根錯節，此兩者使得舊制難以恢復。
   朝廷對外控制權逐步喪失，皇帝掌握的外交權力的轉移，國防權力的分授，都是權力外移的現象，而非中央與地方間的權力下移。
3. 與近代史倡導的反對皇權專制不同，基本上屬於清史研究範疇下的"權力外移"視角，自民國時期軍閥之亂反觀歷史，強調地方專權的危害。在國家統一的訴求之下，實際上隱含對中央集權的認同
4. 晚清權力關係變化和晚清政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清史研究範疇，而同期的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洋務運動則屬於近代史研究範疇。
   前者注重王朝內部、後者注重巨觀的時代變動，作者認為晚清史應該彌合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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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1855-1875之間，晚清權力結構變動的趨向和特點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我覺得總理衙門、湘軍之所以沒落，主要也是在初期沒有佔好位置，在後期也沒有搶到位置，所以逐漸失去其重要性。
如果太平天國時期，總理衙門是對外窗口，之後改為李鴻章，那外國人視角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變化或新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