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日本、中國與東亞國際關係〉俞敏浩

1. 前言
   本論文的目的是，通過考察新興大國日本（1970 年代以後，2000 年 代以後則是守成大國）和中國（2000 年代以後）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分 析兩國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和動機，並在此基礎上簡要探討中日兩國的全 球治理外交對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1. 本論文採用歷史過程分析方法，即 對於日本要追溯到 1970 年代，對於中國則主要從 2000 年代開始，就兩國 參加全球治理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
2. 本論文採用動態比較分析方 法，即對日本和中國參加全球治理的過程進行比較
3. 比較東 亞區域治理在日本和中國全球治理外交中的地位，探討兩國在區域治理問 題上的不同的立場對兩國關係以及東亞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
2. 全球治理與日本外交
1. 1970 年代
   對於日本外交來說，1970 年代是「超脫對美自立與否的問題，探求能 夠發揮作用的外交新領域的時期
   1975 年日本以創始成員國的身份加入 七國集團(G7)峰會，極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政府承認，加入 G7 意味著日本已成為高度發達的民主主義國家，而發達民主國家擁有共 同的理念和體制，肩負著為世界穩定和發展起主導作用的責任
2. 1980 年代
   198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側重於經濟與開發援助領域的同時，也 開始嘗試在和平問題上有所作爲。1988 年 5 月，竹下登首相發表《國際合 作構想》，將「和平合作」與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並列爲日本的主要外交 任務。
   進入 80 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上述外交方針，除了來自以美國為主的國 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外，主張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的國內輿論日益升溫也有 關係
3. 1990 年代
   1990 年代日本的全球治理外交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 主要關注領域從過去的經濟貿易、對外援助向聯合國維和行 動、裁軍（常規武器、對人地雷問題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防擴散（核 武器、化學武器等）、環境保護、人口與糧食、氣候變化等問題擴展
2. 日本政府開始積極爭取提高在各種全球性治理機制中的地 位。
3. 這一時期，日本試圖根據自身發展經驗主動地改善原有的治理 機制，改變一味被動應付外部壓力的局面。這一點在開發援助領域尤爲出。
4. 1990 年代末以後
   1990 年代末日 本政府找到了在全球治理上打上日本烙印的新途徑，即「人類安全」。把 「人類安全」概念首次提上議程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 1994 年發表的 《人類發展報告》。「人類安全」理念出台不久，日本一部分政界人士就發 現了利用此概念開拓日本外交新局面的可能性。如 1995 年 2 月，村山富 市首相在國會中表明積極推進人類安全的想法。但是日本政府真正從戰 略的角度推進人類安全外交是 1998 年以後
   
   與「人類安全」，「官民合作」密切相關，但更加突出戰略性的則是「價 值觀外交」。小泉純一郎首相以來日本外交中標榜「普世價值」的場面逐 漸增多，第一次安倍晉三內閣時期更是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戰 略。此後，隨著頻繁的政權更叠，價值觀外交在日本外交話語體系中的比 重也時強時弱，但基本上持續到現在。日本外交熱衷於標榜價值觀，首先 是因爲 1990 年代以來「普世價值規範」的內化有了實質性的進展。當然 更爲重要的動機還是，針對快速崛起的中國，重構日本的國家身份，並強 化日美同盟、爭奪地區主導權
3. 全球治理與中國外交
1.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和諧世界」
1. 國際政治新秩序
   何爲「國際政治新秩序」？1990 年 9 月 28 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 在聯合國大會對此做了如下說明。第一，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選 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第二，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 守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第三，國家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和 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第四，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 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第五，各國不論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
   可見，其核心思想無疑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據李 鵬總理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核心原則是「不幹涉內政」，因此「不 幹涉內政」是「國際政治新秩序」之核心規範
2. 和諧世界
   據胡錦濤主席在 2005 年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 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 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方能共同構建一個 和諧世界。可見，相比「國際新秩序」，「和諧世界」是一個更加突出「多 樣性」規範的世界秩序概念。「和諧世界」只停留在抽象的秩序理念上
2. 全球治理成爲中國外交新理念
1. 「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首次在中國官方的正式文件裏出現是在 2008 年。2008 年 3 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指出，「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 的妥善解決，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權益」
3. 中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戰略
   国际主流學說主張全球治理應以市場、人權、民主程序、公 正、透明原則、問責制等自由主義價值觀為基礎，而中國政府則主張「公 平」、「公正」、「合理」、「包容」才是全球治理應追求的首要價值。76其中，「公 正」更是在中國全球治理話語體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4. 中日兩國的全球治理外交比較
1. 日本和中國都是在先後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表現出參加全球治 理的意願，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初期階段都是以經濟領域為主。
2. 促使日本和中國積極參加全球治理的原因具有很高的相似 性。1980 年的日本和 2010 年代的中國，都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87且經 濟利益的快速全球化爲開展全球治理外交提供了物質條件
4. 東亞區域治理與中日關係
1. 日本的崛起與中日關係（1970—1990 年代）
   日本開始參與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是 1970 年代以創始成員 國的身份加盟七國集團以後。盡管在宏觀政策協調、開發援助等問題上態 度積極，總體來講日本並沒有像典型的世界大國那樣具備全面參與世界事 務的意識，而是把東亞區域視爲發揮自身作用的主要舞台。在七國集團 峰會上，日本努力扮演亞洲代表的角色，力爭向會議反映亞洲各國的關 切。也就是說，對於日本來說區域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日本在全 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在區域治理中得到體現
   
   。1990 年代中國社會正經曆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中國政 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維穩，即政治體制、經濟社會的穩定問題成爲壓倒一 切的首要任務。對外政策上，則高舉以「不幹涉內政」原則爲核心規範的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因而很難與日本提倡的「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産 生共鳴。
2. 中國崛起與中日關係（2000 年代以後）
   中國的崛起對上述日本的國家身份以及區域治理戰略形成了挑戰。中 國反對全球治理奉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爲圭臬，主張「公平、公正、包容」的 治理理念，在具體操作上則重視提高新興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 理體系中的地位。無論其治理理念還是實際操作上都反映了濃厚的國家中 心主義思路。在區域治理上，中國正在強化「外線拓展」戰略，即在西 方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之外建構由中國等新興國家主導的治理機構。其目 的是一方面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同時通過「以外促內」的 方式促進既有體系的改革。在此戰略下，中國先後主導成立金磚國家開 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對既有的區域治理機制帶來 很大的衝擊。
5. 結論
   本論文發現盡管隔著三十年左右的時差，中 日兩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無論是 1970 年代以後 的日本，還是 2000 年代以後的中國，都是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後開始受到 來自國內外的要求承擔更多責任的壓力。與此同時，對外援助和企業的對 外投資的迅速增加，促進了經濟利益的全球化進程，爲參與全球治理提供 了經濟上的動機和物質基礎。這種內外壓力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力促使新

〈如何實踐有效的全球治理？〉楊惟任

1. 前言
   本文從國際關係理論切入，開拓一個 全面性的討論，重新檢視全球治理。本文從全球化的內涵和全球治理的定 義作為起點，進而討論國際社會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方能在無政府狀態 下，實踐有效的全球治理
2. 全球化的內涵
1. 全球化的成因
   自由市場、經濟力量，加上便捷的交通和發達的網際網路，加速勞動 力、資本、商品、服務等生產要素和人口的移動，提高全球金融市場連結，同 時促成跨國生產和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國家依存較以往任何時候更緊 密，世界經濟進入新的整合過程，政治和社會結構也出現改變，全球逐漸 變成一體化
2. 全球化的定義
   Thomas Friedman 提到，全球化並非一種選擇，而是現實，也是趨勢，它 取代冷戰體系成為新的國際體系。在全球化之下，資本、技術、資訊發生 跨國界整合，一定程度創造單一市場，所有事物和影響力傳遞得更遠、更 快、更深入、更廣泛，全球化就是自由化、市場化及資本主義化
3. 全球化概念的爭論
1. 關於全球化的現象，大致有 三 種不 同 的論 點：超 全 球主 義 論（ hyper-globalization ）、懷 疑 論 （sceptics）、轉型主義論（transformationalism）。
1. 超全球主義論具有相當程度的經濟主義，提到全球化帶來單一市 場，在全球競爭之下，世界經濟由自由市場決定，民族國家成為世界經濟 體系的商業單元，經濟活動脫離國家掌握，政府控制經濟的能力減弱，政 治權威分散於其他機制，譬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多國籍企業。全球化 取代民族國家，成為全球社會的主要經濟與政治單位，並由全球公民社會 所取代。
1.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馬克思主義 （Marxism）
   這兩方皆假設全球化的結果導致國家權力衰退，但 前者肯定全球化為世界帶來貢獻，各國從自由競爭的單一市場獲得利 益，後者將全球化視為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推向 世界體系邊緣，加劇南北差距和分歧，反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2. 懷疑論指出，高度國際化的經濟狀態並非新的現象，目前國際經濟的 開放和整合程度尚不及 1870 至 1914 年。17 懷疑論批評超全球主義論錯誤 地認為國家統治權力衰退，相反地，日趨密集的跨國經濟活動更加依賴政 府的權力，國家是國際經濟體系的基本架構，也是全球化的推手，經濟大 國的意願決定了國際經濟的走向，全球自由貿易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 的訴求，目的在維持世界事務的領導地位
3. 轉型論聲稱全球化是一個持續進行的轉型過程，雖然吾人無法確定全 球化未來的走向，全球化引發全球政治、經濟及社會變遷，各國政府和社 會必須改變，以適應全球化帶來的改變
4. 全球化對主權國家的衝擊
3. 全球治理的定義
1. 什麼是全球治理？ 
1. 「治理」是 有權機關為了解決特定問題所採取的政策和行動，也是協調各方利益的持 續過程，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機構、制度、規範的安排與運作，且包含公 部門和私部門的行為者，「全球治理」則是指國際社會為了解決全球公共 問題，共同採取的政策和行動，是治理概念在全球範疇的擴展
2. 全球治理是國際體系行為者透過合作解決全球問題的過程，處 理的議題往往是單一國家無法獨自解決的問題，且具有公共性、政治性、外 溢性等特質，譬如毀滅性武器擴散、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組織犯罪、傳染 病傳播、氣候變遷、貧窮國家的人口快速增加、糧食不足、難民問題等。
3. 全球治理的基礎是建立在協調，而非控制；它屬於個體層次，也 是集體層次，包括國際體系、國家及次國家層次；它的形式可以是正式的 制度安排，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它涉及公部門，也涉及私部門，並涵蓋第 三部門在內；全球治理的行為者包括主權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地 方政府、公民團體、跨國企業等
4. 有效的全球治理
1. 誰來治理？
   全球治理的主體包含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要回答「誰來治理」這個 問題，便是要瞭解究竟是哪一個治理主體，國家行為者或非國家行為者，最 有能力解決全球問題。 為了進一步分辨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在全球治理的作用，本文從「履 行治理的能力」、「治理的合法性」、「治理範圍」、「創造議題的功能」這四 項指標，作為評估依據。
1. 「履行治理的能力」指的是，訂定眾多參與者願意接受的一套規則與 規範，同時擁有懲罰或制裁違背者的能力，這是達成全球治理的關鍵。
2. 「治 理的合法性」是指權力來源或權力的合法性，也就是在全球問題處理過 程，將國際協議或條件，經由國內的立法程序和公權力的行使，落實成為 政策行動的權威。
3. 「治理範圍」和「創造議題的功能」兩者之間有類似之 處，但前者著重在應對的全球問題的多元性和型態，後者是創造和形成全 球公共輿論的功能。 
4. 主權國家在履行治理的能力比非國家行為者 強，在治理的合法性也比非國家行為者高，但創造議題和治理範圍的能力 則不如非國家行為者。
2. 如何治理？
   基於主權國家是全球治理最重要 的治理主體的主張之下，有兩個結構性因素是影響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的 重要變項，其一是權力不對稱，其二是集體行動的困境。
   
   幾位國際關係學者的共識包括：在國際社會必須具備有能力領導各行 為者參與治理行動的國家，不論是單一強權力量的介入，或雙邊、或多邊 機制的建立、共同分享的價值、利益及目標，以及能夠被各行為者接受的 一套規則與規範或政治制度安排，這些因素雖不一定必然造就有效率的國 際合作，但卻是實踐有效的全球治理不可缺乏的條件
5. 結論
   本文發現，實踐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1. 主權國家是全球治理最重要的行為者
   非國家行為者固然分擔一部份全球治理的責任，且在創造議題和治理 範圍比主權國家有更強的能力，非國家行為者掌握的政策工具有限，由於 缺乏懲罰或制裁的能力，難以要求其他行為者遵守規定
2.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緊密依存，朝向一體化發展，全球利 益在某種程度內取代國家利益，國際政治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3. 蘇聯瓦解之後，國際體系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呈現一超多強的 局面，就算美國的實力比其他國家強大，美國沒有能力決定所有全球事 務，在許多治理議題需要與歐盟、英國、德國、法國、日本、中國、俄羅 斯等國家合作，並爭取大國的支持
4. 全球治理議題具有政治性、公共性、外溢性這三項特質，但不 同的治理議題的性質不同，解決的途徑和方式也有差異，有效的全球治理 必須考慮治理議題的特性

〈美英澳同盟之戰略意涵及其對印太地區的戰略衝擊〉郭育仁

1. 前言
2. 日澳破局與法澳潛艦合作
1. 2016 年 4 月 26 日澳洲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宣佈，選擇 「法國國有船舶製造企業集團」（DCNS Groups，現在的法國海軍集團 Naval Group）為新型潛艦計畫（SEA 1000 Future Submarine Program）的研發夥 伴，並表示具豐富潛艦出口經驗的 DCNS 提案最符合澳洲特殊的戰略與經 濟需求
2. 日澳破局
1. 日本缺乏武器出口經驗
2. 經濟因素
   澳洲阿德萊德地區（Adelaide）產業日益蕭條，要 求在當地建造潛艦以振興經濟的呼聲日益高漲
3. 中國因素
   相較於阿博特重視與美日的戰略合作以牽制中國在南海的活動，特恩布爾則被視為親中派，主張強化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以振 興澳洲經濟，並於 2016 年 4 月 15 日訪問北京與習近平舉行峰會。可能 受到中國壓力傾向不採用日本蒼龍級潛艦，以免破壞中澳緊密的經貿關 係。
4. 三菱重工不願配合安倍晉三政府承攬澳洲潛艦案的主因
1. 日本政府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只是內閣政策宣示，不具法律強 制力。企業無法確認安倍之後首相的政策態度，在體制未完全確定之 前，企業不會貿然進行組織、生產線、以及人力與設備的重新調整
2. 新武器出口政策仍以國際共同開發為主要政策目的，仍存在高度出口管制 風險。企業必須完全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而非開放企業自由參與國際軍 火市場競爭，企業的主導權過低、風險過大
3. 武器裝備出口仍是政府由上而下決策，政府與企業之間缺乏溝通與共識形成機制
4. 日本軍事科技主 要掌握在民間企業，對企業而言尖端科技出口的商業風險大於配合政府政 策所能得到的利益
5. 新出口政策的出口管制標準尚未完全建立，出口的最終實質審 查權仍掌握在長期反對尖端科技出口的經濟產業省官僚，而非推動武器出 口的安倍內閣或防衛省
3. AUKUS 與澳洲核潛艦合作
1. 2021 年 9 月 15 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舉行視訊記者會宣布組成 AUKUS 三國同盟。15 協議主要內容：由英美技術轉移澳洲建造 8 艘核動 力攻擊型潛艦、飛彈技術聯合研發、AI、量子科技與網路安全等合作。澳 洲與英美合作攻擊型核潛艦不具備核打擊能力，主要在搜尋與打擊敵方潛 艦與水面艦，配備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cruise missile），投放特種部 隊，執行情監偵察（ISR）等任務
2. 澳洲加入 AUKUS 也等同放棄 2016 年與法國簽訂 400 億美元的潛艦 合約，即法國海軍集團（Naval Group）為澳洲生產 12 艘「短鰭梭魚級」 （Shortfin Barracuda class）柴電潛艦
4. AUKUS 的六大疑問
1. 澳洲為何不直接向法國改核潛艦標
2. 澳洲是《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締約國，無核也是既定國策。 莫里森甘冒大不諱，做出政治自殺決定改採核潛艦，必定存在強大的必要 性與理由
3. 美國為何在 2021 年才強力介入澳洲潛艦案。2016 年 4 月 26 日法國 DCNS 取得澳洲 SEA 1000 潛艦標。9 月 30 日澳洲政府宣布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為新潛艦作戰系統設計、整合 與供應商，並於 2018 年 1 月 25 日簽約
4. 美英澳為何不事先與法國進行外交磋商。澳洲國防部長杜登 （Peter Dutton）證實，法國在 AUKUS 宣布成立前數小時才被告知，澳洲 的確刻意隱瞞法國到最後一刻
5. 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對 AUKUS 的反應不同調。民主陣營內訌對 中國是戰略機遇，王毅與北韓卻接連三天嚴詞批判。而俄羅斯異常對 AUKUS 保持緘默。表示 AUKUS 可能造成的戰略格局改變對中國與北韓 相當不利，但可能進一步提升俄羅斯的戰略重要性
6. 日本反應也異 常低調。日本身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國卻被摒除在外，對 AUKUS 的態度也異常低調
5. 中國在南太平洋的海洋擴張
1. 中國要在第一島鏈拒止美國武力介入亞太事務，必須掌握南海的海空 主導權。中國從 2013 年開始吹沙填島，2015 年開始軍事化人工島：建設 機場、雷達站、對艦與對空飛彈。2019 年已經完成 4 個主要人工島軍事化 工作。第一、將南海的海空預警時間往外延伸，有效保衛海南島的榆林軍 港與亞龍灣核潛艦基地。而中國要進一步在第二島鏈拒止美國，就必須掌 握南太平洋尤其是所羅門群島周邊的海空域。
6. 美國「休克療法戰略」（Shock Therapy Strategy）
1. 回歸大國爭霸
   美國從阿富汗撤退與建立 AUKUS，便是面對中俄的挑戰，重新回歸 大國爭霸的戰略思維
2. 戰略轉向印太
   二、戰略轉向印太 AUKUS 澳洲核潛艇計畫、英國「伊麗莎白女王號」（HMS Queen Elizabeth R08）打擊群 2021 年 7 月前往亞太，是英美戰略重心轉移的明 證。
3. 盟友強化計畫
4. 對法國回歸印太的嚇阻
   法國在印太地區海外領土約 160 萬名公民，部署約 7000 名兵力，更 早在 2018 年發佈印太戰略文件。
   2018 年 8 月 26 日法國首度以 3 架飆風 B 型戰鬥機、1 架 A400 運輸機、1 架 C-135FR 加油運輸機以及 1 架 A310 行政專機組成空軍編隊造訪越南，展現強勢回歸印太的戰略態勢
5. 對歐洲盟友敲響警鐘
   2020 年 12 月法國與德國無視拜登的新勝選，強力主導歐盟與中國完 成《中歐投資協議》（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的談判，已破壞與美國大西洋兩岸的關係
7. 結論：AUKUS 對印太地區的戰略衝擊
1. 強化澳洲戰略嚇阻能力
2. 「南澳北日」馳援台海與南海
3. 中國強化反潛作戰體系建設
4. 核擴散可能性大增
   AUKUS 的成立違反從柯林頓（Bill Clinton）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防止核 擴散的努力。未來美國沒有阻止俄羅斯或中國對外輸出核子技術的正當 性。換言之，《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未來在強權政治的重要性可能大幅下降，核潛艦甚至於核武可 能擴散至與美國敵對的勢力或國家
5. 引發印太地區軍備競賽
   中國國力增長 已經造成「中美兩極」國際體系的出現。澳洲核潛艦在於「平衡」中國海 軍發展，擴大澳洲遠程打擊潛力與強化美國軍事存在與前進澳洲基地的能 力。但澳洲核潛艦的決定可能進一步刺激南韓與日本對先進潛艦與反潛作 戰能力的投資。 
6. 日本被迫挑戰「非核三原則」
   但兩個情境下日本可能尋求突破「非核三 原則」。
1. 第一、任務需求（Mission oriented）：如果美日針對「台灣有 事」的新戰略情境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美日分工需要日本具備長時間水中警戒監視的任 務需求，日本可能被迫新添核潛艦。
2. 第二、平衡需求（Balance oriented）： 如果北韓或南韓擁有核潛艦，日本必須平衡兩韓的軍事威脅，可能被迫改 變國防態勢擁有核潛艦
7. 南海成為美中核嚇阻舞台
8. 南太平洋成為美國防堵中國海權擴張的最後防線

〈中國海權擴張對印太區域之挑戰： 從權力平衡觀點分析〉黃恩浩、洪銘德

1. 前言 
2. 現實主義典範中的「海上 權力平衡」論述
1. 「 競 爭 型 權 力 平 衡 」vs. 「協作型權力平衡」
2. 海洋權力平衡主觀互證的 運作
3. 中國在印太區域的海洋戰 略與作為
1. 中國的海洋戰略思維
2. 中國海軍的快速現代化
1. 水面艦的大型化與遠洋化
2. 核子與常規潛艦發展並行
3. 將海警納編武警及海上執法一 元化
3.  中國與海上安全合作機制
1. 西太平洋海軍會議
2. 環太平洋軍演
3. 東協區域論壇
4. 貨櫃安全倡議 
4. 中國海權擴張與印太權力 結構調整
1. 中美在印太區域的地緣戰 略競爭
2. 海洋主權爭端與航行自由 原則
1. 印太海上主權爭端的本質
2. 海上航行自由的認定與衝突 
3. 印太軍事競爭與安全主觀 互證的可能性
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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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避險戰略〉陳麒安、吳崇涵

1. 前言
   本文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輔以中國「不結盟」政策背景下 發展出的「夥伴關係」外交特色，說明亞太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政策環境，希 望彌補學界目前在避險研究中「體系層次」分析的缺憾。
2. 理論與背景
1. 避險的定義與測量
   本文在進行相關質化研究時，為了避免出現定義上的模糊，對避險的 定義主要還是回歸採用在國家面對兩大強權的競逐時，將經濟與安全分別投放 在兩個不同強權。意即，經濟上向A強權靠攏，但安全上則依賴B強權
2. 避險的原因與動機
   國際體系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對立，是中小型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主要因 素之一
   冷戰結束以後，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兩大陣營相互對抗的態勢不再，這也 使得部分中小型國家得以基於本國利益而非群體利益的考量，憑藉既有資源、地理位置或靈活外交手段，發揮自身實力以擴展外交空間 
3. 體系層次與意識形態
1. 體系 層次主要討論何種國際結構較適合國家採用避險策略
1. 在單極體系 （unipolar system）中，非強權國家較容易採用避險。因為體系中的霸權具 有極大的權力優勢，遠超過其他大國，當其他大國個別或聯合起來都可能無 法擊敗霸權時，就會避免挑釁制衡霸權，考慮採取偏向扈從或避險的生存戰 略
2. 在雙極體系（bipolar system）下，國家較不容易採用避險。因 為兩大強國會明確地要求其他國家表態支持或加入自己的陣營，次級國家較不 容易維持中立態勢或避險措施。
3. 在多極體系（multipolar system）中，因為權力較為分散，幾個主要國家通常會依照情勢發展，動態制 衡可能破壞體系平衡的崛起大國，國家 決策者可以針對其他大國較為自由地 選擇不同的外交政策或手段，並不見得一定要在兩大強權中選邊或同時交好 。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傾向並不明顯
3. 「夥伴關係」之政治意涵
1. 夥伴關係
   中國所建立的「夥伴關係」固然可以大致 分為戰略層次、地區層次、雙邊層次和友好合作關係等四個層次，構成了中國 外交較為完整的對外關係架構。但對這種「夥伴關係」架構做出不同層次的分 析，並不意味著中國與不同國家間關係的遠近親疏，或是重要與不重要的區 別，而是說明這些夥伴關係在功能上發揮不同的作用
   
   中國「夥伴關係」與傳統 軍事聯盟最大的差別即在於，前者並未預設針對防範的特定目標國家，也並未 以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的差異來劃分敵我不同陣營，因此並未排斥向競爭對手 或對手的盟國發展夥伴關係
2. 戰略夥伴關係
   對於中國來說，「戰略夥伴關係」並 不等同於（準）軍事聯盟關係，因為後者還涉及到廣泛的安全與軍事合作。在 中國的外交政策詞彙中，夥伴關係被視為具有戰略性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 一、該關係具有綜合性，包含了所有層面的雙邊關係（例如：經濟、文化、政 治和安全）；二、兩國同意針對雙邊關係做出長期承諾，雙邊問題將會在此脈 絡下受到評估。重要的是，偶發的緊張情勢並不會使雙方偏離原有合作方向
4. 南韓在美中之間的抉擇
1. 選擇南韓的原因
1. 南韓在1953年成為美國的軍 事盟國，對於在冷戰期間圍堵共產主義擴張，以及嚇阻北韓發動軍事攻擊發 揮了安全上的功能
2. 南韓於1992年8月24日轉向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兩 國經貿關係逐步發展，其後中國分別在2003年超過美國，成為南韓最大的出 口國，在2007年超過日本，成為南韓最大的進口國
3. 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延續「不結盟」的外交立場，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來改善 雙邊或多邊關係交往。中國與南韓則是於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 作夥伴關係」
4. 冷戰結束以後，南韓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仍然具有重要地 位
2. 南韓與中國建交後的外交關係變化大致情況如下：
1. 睦鄰合作關係：在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建立邦交而簽署的聯合 公報
2. 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金大中於1998年11月訪問 中國，根據《中韓聯合公報》指出，雙方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中韓建 交公報的精神，在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基礎上，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 作夥伴關係
3.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盧武鉉於2003年7月初前往中國大陸訪 問。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兩國同意以聯合國憲章原則、中韓建交聯合公報 精神以及業已存在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基礎，建立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
4.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5月下旬，南韓總統李明博訪問中國大 陸。雙方高度評價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取得的迅速發展，並一致同意 將「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外交、安 全、經濟、社會、文化、人員交流等各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
5. 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6月下旬，韓國總統朴槿惠訪問中 國大陸。在雙方所發表的《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中指出，應該在互信的基 礎上充實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5. 結論
   對中國來說，在總體實力仍不及美國和其主導的西方民主國家聯盟體系陣 營的情況下，如果貿然放棄既有的「夥伴關係」及長期「不結盟」政策立場， 大張旗鼓採取聯盟戰略，更有可能會因刺激周邊國家而遭到制衡圍堵，或引發 激烈衝突，反倒不利於中國的生存利益，並不是基於理性考量的最佳策略。換 言之，從重視國家生存的本性出發，與鄰近各國保持友好關係，不強迫周邊中 小型國家選邊站，應該是北京政府當前的外交策略主軸。

〈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出兵行動的戰略思考〉王順文

1. 前言
2. 角色理論與土耳其的角色扮演
1. 角色理論的研究途徑
1. 角色理論的內涵
   「角色」是「社會的位置」以及「行為的腳本」，Holsti及 後續的研究者主要強調國家角色概念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國家角色的物質、歷 史與文化的起源；國內因素對於國家角色的挑戰以及外在行為者對於角色的期 待與社會化。角色理論試圖解釋與瞭解行為者（agent）與 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關係。在社會環境當中，行為 者會對其自身在結構中的處境、位置以及面對「他者」應該採取何種適當的行 為，產生「角色概念」（role conception），而這樣的概念則是由語言與行動 所型塑，而行為者所表現出 來的實際的政策行為，就是所謂的「角色扮演」（role performance）
2. 角色理論作為分析途徑與分析層次
   角色理論認為「人」才是外交政策最後的決策者，而決策者 會受到自己與外在的同時影響
   角色理論不僅僅研究「驅動菁英行為的原 因」，也研究「菁英行為的產物」，亦即菁英如何競爭、妥協並進而形成新的角色
3. 角色理論的限制與本文的分析途徑
   本文的焦點主要放在「驅動菁英行為原因」的層次，亦即菁英或大眾對於 角色的選擇以及對外來者的態度，是較不會失焦的做法。 而「菁英行為的產物」，甚至是總統的領導風格、相關決策者的決策形態等，因為許多政權的內部情況並不透明，研究較容易失真。
2. 土耳其國家角色的改變
3. 土耳其的敘利亞出兵行動與角色
1. 幼發拉底之盾：獨立角色的角色接受者
1. 外在行為者的期待
1. 俄羅斯的期待：改善關係並拉攏土耳其以打擊西方
2. 美國的期待：共同消滅伊斯蘭國 
2. 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
   在阿拉伯之春後，土國菁 英的角色認知轉向至國內經濟與安全問題，同時，政治菁英從2000年開始就 有「歐亞主義」的提倡，加上2013年蓋齊公園抗爭與2016年失敗政變，雖然 「歐亞主義」成為反對西方的一種說法，但是傳統「非東非西」的戰略文化仍 根深蒂固，因此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主要在掃除可能的安全威脅，並使外來行 為者能夠接受
1. 對俄國角色期待的回應
   為了要處理敘利亞的問題，土國不可能不與俄國協調，埃爾多安首先要做 的就是修復與俄國的關係，因此在2016年6月6日與普丁的通話中便表示土國 會採取「必要的步驟」，以修復與俄國的關係
2. 對美國角色期待的回應
   美國的角色期待（反恐、同盟）與土國的角色認知（歐亞主義、安全） 基本上是衝突的，且土國對此角色衝突並不打算讓步
   此時土國菁英的策略包括消除PKK、IS與葛蘭組織的威脅三種，但卻以PKK與葛蘭組織的威脅為主，IS並非土國重點， 因此與美國目標不同。
2. 橄欖枝行動：避險的角色接受者
   為了避免PKK的擴張，特別是當YPG控制了曼比治區域後，土國必須要 確保從阿札茲（Azaz）到賈拉布魯斯（Jarablus）區域的安全，而有橄欖枝行動的需求
1. 外在行為者的期待：持續拉攏的俄國與政策轉變的美國
1. 為了要在庫德族掌控的Afrin區域進行軍事行動，土國必須要尋求俄國的 合作，因為俄國控制了西敘利亞的上空，此時俄國的態度仍是持續拉攏土國， 俄國同意土國戰機可以使用其所控制的空中領域，同時，在行動開始的時候， 俄國也宣布將部隊從Afrin撤出，甚至之後的軍售案與「土耳 其流」天然氣管線的合作等，皆持續對土表示友好
2. 在埃爾多安於2018年總統與國會選舉勝利後，川普立刻與土國達成「曼比 治路徑」的共識，也就是YPG必須從曼比治撤兵，兩國分別將在幼發拉底之盾 行動與曼比治之間的區域進行巡邏，確保YPG的撤兵，並協助建立由當地阿拉 伯裔為主所組成的委員
2. 土國菁英的角色扮演
   從這一系列的談判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從歐巴馬政府時期以來， 美國的角色期待就是清除IS的剩餘勢力，埃爾多安的主要策略就是理解此一期待，並回應川普的要求，進而達到其目的，雖然其仍為「角色接受者」，來回 折衝於美俄之間，並深受外在行為者的影響，但其所考量的仍是「獨立角色」 為主，也就是邊境的安全、與俄國軍售案的實質利益等，不過為了達成其目 的，也可採取「互動角色」，如雖然強調主權與司法的重要性，仍在美國壓力 之下釋放布倫森牧師。
3. 和平之泉行動：軍事積極化的角色接受者
   和平之泉行動前因為與美國達成協議，因此，此行動的重點轉變成如何解 決俄國的期待
4. 綜合三次行動，土國菁英主要思考的還是國家利益的問題，如安全、經 濟制裁的回應、天然氣管線等「控制權力」，因此是「獨立角色」為主，只有 短期衝擊的事件上會採取「互動角色」。再者，在三次行動中，土國都是扮演 角色的接受者而非創造者，美俄的反應均影響土國的政策行動。
4. 土國的角色認知、衝突與結果
1. 角色衝突與角色學習
1. 角色的選擇
   2016年開始的行動與過去最 大的差異在於，土耳其受到政變的影響，較少提到過去的「新奧斯曼主義」， 也就是土耳其作為中東區域的協調者，甚至是領導者的角色。同時，過去所謂 的「西方民主的模型」這種概念，也不再是主要的重點，取而代之的，在理論 面向就是「新現實主義」與「歐亞主義」，新現實主義通常是用在說明其國家 利益，而歐亞主義則是常常用來對抗西方，特別是美國。而若將「新現實主 義」與「歐亞主義」結合，其實也反映出土國政治菁英對於國際結構走向多極 化的期待，因此不能只有依賴西方，也必須注意與俄國及中國。 
2. 對外來者態度的回應
   埃爾多安目前仍是採取彈性的結盟關係，主要關心點為利益，包括對普 丁與川普的作法，都希望能按議題「分開處理」，這種更想要交易性政策的而非制度與價值的政策，將會持續與外在行為者產生衝突，而美國與俄國的忍受度為何，也是 未來觀察的重點
2. 總統制與角色扮演
1. 土國改為總統制之後有幾大特色：
1. 因為採行兩輪選舉，導致總統必須 結盟以取得多數，使得結盟政黨可以扮演較為重要的角色
   AKP與民族主義 運動黨（Miliyetçi Hareket Partisi，以下簡稱：MHP）兩個政黨的結合，意味 著在庫德族的政策上將會持續的抓緊，並希望能夠平衡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
2. 因為MHP對於民族主義的強調，會使得安全議題的強調比 個人自由來的重要
3. 總統取得更大的行政主導權（如發布法令權），特別是外交政策，容易集中在總統與其小圈圈內
5. 結論
1. 土耳其在這個過程中，符合角色理論 中「角色學習」的過程，首先在幼發拉底之盾行動中，土國的認知確實是安全 問題，特別是恐攻事件的頻傳與政變，使其無法再像過去一樣的主張「新奧 斯曼主義」，但美國則是期待土國能夠以打擊IS為主，因此在角色衝突的情況 下，土耳其開始靠向「較能理解土國」的俄羅斯
2. 在AKP與埃爾多安的執政下，土國的中東戰略思考其實歷經了「獨立角 色」（避免介入）、「橋樑者」（區域協調者）至積極獨立角色（區域的領導 者）的三個階段

〈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及其路徑演變：以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為例〉楊三億

1. 前言：中小型國家安全研究發展脈絡
2. 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選擇
   本文認為影響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變遷的主要因素來自於政治菁英遞嬗、經貿依賴與區域安全威脅
3. 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
1. 塞爾維亞
   2006年後已加入歐盟為最大政治目標
2. 亞美尼亞
   因納卡爭議從遠俄轉向扈從
3. 烏克蘭
   獨立之始，Kravchuk採親歐以求援助
4. 安全策略轉型的詮釋項：經濟避險與內部政治暴力
1. 三國策略選擇模型
1. 塞爾維亞：經濟避險的策略轉變
   因歐債危機與國內能源需求，與俄國擴大經濟能源往來
2. 亞美尼亞：安全避險的策略轉變
   來自區域安全威脅(亞賽拜然與土耳其)，選擇與俄羅斯結盟
3. 烏克蘭：政治暴力的策略轉變
   烏克蘭的安全策略選擇與經濟依賴、安全環境的關聯性較小，變動主要來自內部社會分裂與因此產生的政治暴力行為
2. 模型與實踐
1. 個案研究的探討：影響賽、亞、烏三國策略選擇的因素分析
5. 結論
1. 難以長期維繫的避險策略
   因鄰近大國皆對該國施以壓力時，難以長期保持左右逢源的平衡姿態
2. 內部因素與策略調整
3. 地緣因素與策略選擇模型
4. 經濟避險與安全避險的定錨效果
   經濟避險因存在外部又因競爭者，使其定錨效果不明顯，安全避險則因威脅來源明確，因此其定錨效果明顯，易形成路徑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