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米爾斯海默對大國之判準— 兼論其對中國地位之評估〉唐欣偉

1. 前言
   米爾斯海默認為包括德國、日本、義大利在內的重要國家之經 驗，可以支持其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再依據該理論主張臺灣的命運幾 乎全然由大國（Great Powers，又稱為強國或強權）決定。然而他對大 國的定義為何？在其理論與經驗研究中，對大國的判準究竟有沒有前 後一致的立場？中國在甚麼時候可以被算做大國？這是本文要探討的 對象。
2. 軍事國際體系中的大國
   米爾斯海默所聚 焦者僅限於軍事體系，而與經濟或生態等國際體系截然不同。因此， 本文也僅探討軍事國際體系，而不涉及非軍事層面的國際體系或大 國。
1. 以軍隊規模作判準的問題
   以軍隊規模評估戰力，往 往會高估中、俄這種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之大陸巨人，而低估發展水平 較高的國家。再加上COW資料庫兵力數字的可靠性也被質疑，所以不 適合用來作為衡量國力的依據。
2. 以綜合國力指標作判準的問題
1. CINC
   國際關係學 界經常用來衡量國力的指標
   軍隊人數只是 COW 資料庫綜合國力指標（Composite Indicator of National Capability，以下簡稱 CINC）的一個成分，另外還有軍事開 支、總人口數、都市人口、鋼鐵產量與能源消耗這五個成分。計算出 個別國家在單一項目中，在整個國際體系中所占比例後，再取這六個 項目之比值的算術平均數，就能得出該國的CINC值
2. CINC不能準確反映戰力，所以也不能幫助人們判斷某 國是否符合米爾斯海默對大國所下的定義。事實上，即使是COW研究 團隊擬定的大國清單，也不是依CINC的大小決定。該團隊與米爾斯 海默一樣，在實際界定大國時都未採用自己標舉的重要判準或定義
1. 由於軍隊規模也是CINC的成分之一，所以兵力所造成的 扭曲，某種程度上也會反映在CINC中
   例如中法戰爭時期的法國和甲 午戰爭時期的日本，CINC 值都低於中國。可是中國卻接連敗給這兩國
3. 以軍費作判準
1. 英、法、俄這三個公認在 19 世紀前半最強的歐洲國家，直到美國 內戰（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 年）爆發的前一年也都是世上 軍費最多的三國。於此將它們的軍費在 1816-1860 年間之變化繪圖如 下，就可看出軍費多寡能解釋俄國對抗英法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勝敗：
   
   
   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軍費陡增，一度在俄國的兩 倍以上。與英國結盟的法國也始終維持與對手俄國相當的軍事開支。 這可以充分解釋英法陣營的勝利
3. 近兩百年來的大國
1. 以軍費超過開支最大 國的一半為大國門檻，列出 1816 年以降符合條件的九國
1. 英國：1816-1830 年、1832-1852 年、1854-1860 年、1865-1869 年、 1872-1876 年 、1879-1904 年 、1906-1918 年 、1920-1921 年 、 1923-1924 年、1939 年。
2. 俄國：1816-1830 年、1832-1853 年、1855-1860 年、1865-1869 年、 1872-1899年、1903-1913年、1915-1917年、1920-1938年、947-1951年、1953-1988 年、1991 年。 
3. 法國：1816-1853 年、1855-1860 年、1865-1876 年、1879-1899 年、 1903-1904 年、1906-1918 年。 
4. 奧國：1820-1822 年、1824 年、1834-1836 年、1849-1853 年、 1857-1859 年、1866 年、1914 年。
5. 美國：1861-1869 年、1872-1873 年、1880 年、1897-1899 年、 1903-1904 年、1907-1913 年、1918-1924 年、1942 年迄今。 
6. 義大利：1866 年、1888 年、1912 年。 
7. 德國：1870-1876 年、1879-1881 年、1883-1899 年、1903-1904 年、 1906-1918 年、1923 年、1936-1944 年。 
8. 土耳其：1876 年。 
9. 日本：1904 年。 
2. 英法奧：傳統歐洲強權
1. 英
   依 軍費判準，英國自 1816 年起至 1939 年的 124 年間，共有 97 年符合大 國條件，而後就不曾超越首強軍費二分之一的門檻。將英國自 1940 年 起就從大國清單中移除，比等到 1946 年再移除，更符合米爾斯海默自 身所下的定義。
2. 法
   米爾斯海默直 到 1940 年納粹德國征服法國後，才將後者移出大國名單外。若以軍費 標準衡量，在 1816 年至 1918 年間，法國共有 92 年具大國資格。然而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該國就不曾超越首強二分之一的門檻，無 法和一戰剛結束時的美國、站穩腳跟的蘇聯，或大肆擴軍後的納粹德 國相提並論
3. 奧
   奧國，在義大利統一戰爭（War of Italian Unification, 1859 年）中敗給法國，又於普奧七星期戰爭（Seven Weeks War, 1866 年）中落敗。此後奧國就不宜被視為能和英、法、俄相提並 論的大國，而比較適合被界定為次級強權。儘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 發的 1914 年，奧國軍費一度突破首強德國之半，但在 1915-1918 年 間，該國軍費都不及英國或德國之半。若無德軍協助，奧軍也無法獨 立與俄軍抗衡。早在 1918 年戰敗投降前，該國就已非軍事強權
3. 美俄：冷戰超強
1. 俄
   以軍費是否超過體系中最大開支 國的一半為判準，俄國自 1816 年起至 1991 年蘇聯瓦解為止，其間共 有151年符合大國資格，是維也納會議以來擁有大國地位最久的國家
2. 美
   美國聯邦政府在內戰期間的軍費，年年高居世界第一，甚至比 法、英、俄、義、奧、普、西、土這八國軍費總和更高
   這顯示出，美國在 1860 年代就已能抗衡歐洲大 國。若以軍費為標準，美國自 1861 年起至 2015 年止，有 101 年具大 國資格，持續期間僅次於俄國，也是從蘇聯瓦解迄今碩果僅存的唯一 大國。
4. 德義日：二戰軸心國 
1. 德
   依軍費判 準，德國自 1870 年起至 1944 年止，有 52 年符合大國條件。這比較符 合現實，也比較吻合米爾斯海默對大國的定義。傳統觀點將 1945 年視 為德國作為大國的最後一年。不過 1945 年的德國軍費還不及美國八分 之一，無法相提並論。1944 年才應該是德國作為大國的最後一年。
2. 義
   依首強軍費二分 之一的標準，在該國被當作大國的 83 年間，只在 1866 年（參與普奧 七星期戰爭）、1888 年（與衣索比亞交戰次年），以及 1912 年（與土 耳其交戰次年）這三年的軍費符合大國標準。即使將義大利首度突破 大國門檻的 1866 年，以及最後一次跨越該門檻的 1912 年連在一起， 也只有 47 年
3. 日 
   若以軍費標準判斷，日本只在 1904 這 一年突破大國門檻，並於次年順利擊敗強敵俄國。在那之後，日本再 也沒有突破首強二分之一軍費的門檻。在 1938 年的張鼓峰(Changkufeng)、1939 年的諾門罕(Nomonhan)，日本兩次主動對蘇聯挑起戰 端，都遭到挫敗
4. 後冷戰初期的中國：另一個被米氏高估的國家
   米爾斯海默認為大國必須有足夠軍力，與世上最強國家打一場大 規模傳統戰爭，而本文以軍費為依據所列出的大國清單，顯然比米氏 自己採用的清單更符合該條件。1940-1945 年間的英國、1919-1940 年 間的法國、1992 年以後的俄國、1915-1918 年間的奧國、1816-1869 年 間的普魯士、1913-1943 年間的義大利、1895-1945 年間的日本（除 1904 年以外），其實都沒有足以和當時世界第一強國打一場大規模傳 統戰爭的軍力。目前中國也沒有這樣的軍力，所以不是符合米爾斯海 默理論要求的大國。
1. 米爾斯海默與本文之大國清單對照
   
   
   
    
5. 結論
1. 軍事開支比軍隊人數或 CINC 更能正確地解釋和預測戰爭勝負，也更適合用來衡量米爾斯海 默的權力概念。雖然軍費也可能因為貪污或被蓄意高估或低估等原 因，造成測量誤差，但它已是最能反映軍力之常用指標
2. 米爾斯海默在經驗研究中對大國的認定，與他在理論中的 界定不一致。
   米氏在實際認定大國地位時往往失之過寬。二戰爆發後 的英國、一戰結束後的法國、一戰爆發後的奧國、義土戰爭後的義大 利、日俄戰爭後的日本，乃至於 1816 年以降的普魯士和目前的中國， 都不具備和第一軍事強權一較長短的傳統武力。米爾斯海默將這些時 段的國家也視為大國，顯然不符合他自己理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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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大國定義，作者認為軍事開支比起軍隊規模、CINC更能定義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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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在，定義大國感覺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的大國定義延伸出來的理論預測程度或解釋程度有沒有比其他模型更好，在這篇文章感覺有點模糊

〈戰後歐美史學發展趨勢〉夏伯嘉

1. 法國年鑑學派
   要談論法國的 年鑑學派 必須先從一份期刊談起。這份 期刊今天的名字叫做 Annales: Economie.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他的名字前後改了好幾次，好些人也並不同意將參與這份期刊 的學者稱作是一個學派。
   然而參與這份期刊的幾位重要的歷 史學者所提出的幾個研究的範圍、方法，在自戰後到90年代這段期間中，可以說一直支配著法國史學、社會科學幾方面的發展，因此我們大概也可以把他們稱作一個學派。
1. 布勞岱(Fernand Braude)
   他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就是《地中海與地中海的世界》
   這部書的法文初 本於一九四九年出版，而英文譯本則遲至一九七二 ~三年才出版，這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承繼一九二九年《年鑑學報》創刊後的幾個研究傾向：
   他們認為 歷史研究和其他社會科學 的研究間有著連貴的關係。所以密切地結合歷史學、人類學、統計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可以說是「年鑑學派」的一個研究的特色 
1. 他在這部影響深遠的鉅作中提出 幾項重要的觀點：
1. 不變動的歷史
   拿布勞岱這部拉著的第一章來說，他開宗明義談的就是地中海的地理、山川形勢，這便是所謂「不變動的歷史」
2. 長期性的歷史 
   指的是以兩百年的歷史為期 經濟 、政治、社 會在其間循續發展的一個情況 
3. 結構  
   對布勞岱來說，人類的歷史總存在著一個內在的「結構」，不論是人口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甚至是思想、政治 等方商也都是有個結構的
2. 《地中海與地中海的世界》
   書中的材料雖以他在30年代所蒐集的檔案資 料為基礎，但他研究的出發點則源自他對當代法國處境的關懷。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法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光榮時代是過去了，但布勞岱認為，如果從長期的、結構性的觀點來看法國歷史的動態的話，那麼，法國史就很有意義了
   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個人的遭遇、法國的戰敗，乃至法國戰敗後的種種演變，對長期的歷史變化來說，好像都變得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法國文化的本 身還是沒有變，它還是一個很光榮、很偉大的古老文化 
3. 另外，他為 年鑑學派 立下了制度性的基礎。他在巴黎成立了一所脫離傳 統制度的高等學院 Ecole des halltes Études en science social ，來培養自己的學生，發展自己的學術風絡。因此到六零、七零年代，年鑑學派的第二代接班人就陸續出現了 
2. Emmanule Roy Ladurie
   第二代的接班人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布勞岱的學生，以前曾在法國南部教書，後來 到法蘭西學院任職，現在則是法國巴黎國家館的館長。
   他們開始採用大型電臘來分析資料，這使得 Roy Ladurie 第二代的 年鑑學派 史家能夠開發出一些新的史料 ，如物價表 、天主教教區教籍資料等 這些都可以用電腦作長期性、連質性 、連環性的分析，而成為經濟史、人口史的史料 
1. 在六零年代，他使用電腦分析長期性、 連貫性的資料
2. 六零年代後期、七零年代初期，年鑑學派的研究重心則開始轉向第二階段，經濟史 、人口史、氣候史轉變到意識型態、意識結構的歷史
   這種研究不只是傳統的思想史，同時還包括了對整個民族、整個時代的不自覺的思想習慣，如對時間、對宗教的觀念的研究
   他們不從傳統文獻著手，而從如教會中保留的兩三百年間的捐獻紀錄、各式契約來分析整個 時代民族意識型態的轉變 
3.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八零年代
   Le Roy Ladurie 的創造力 可以說到了一個衰退的時候，他又重拾政治史的研究，而這正是他的老師布勞岱所批評的，處理表面變動的政治、軍事史的研究
   從戰後到七零年代，法國的思想界和歷史學界受馬克 思思想和社會學的影響很章，而八零代法國歷史學者之從事政治史研究則與他們個人的政治觀點的改變有關，Le Roy Ladurie自己就由支持社會黨而轉為支持比較保守的右派力暈，所以 他的學術轉變可以從這裡反映出來 
3. Roger Chartier
   是戰後出 年代學生運動時期受教育的、中年一輩的史學人物，他放棄了 社會經濟史和意識型態史的研究，而回到了文化史、思想 史的研究，但他的研究並不是只注意重要思想家的歷史的傳統思 想史。
   他也之所以研究思想史主要是受到法國七零、八零年代文學批評 的研究，特別是 後結構主義或結構主義的影響
   這種研究的出發點是對語言文字是否能夠表達意義提出懷疑，也就是說，我們這些九零年代的人要去看十七世紀的人所寫的文獻時，我們必須懷疑我們是不是就能自然地 明白那些文獻的意義，在我們和文獻之間會不會有層隔膜呢 ?
4. 「年鑑學派」的影響可以說兩大點
1. 他們注重社會、 經濟 、和文化史 而脫離了傳統的政治、制度 和外交史
2. 法國「年鑑學派」推動了歷史研究和其他人文或社會科學研究打成一片的風氣，促成了各個學科合作的局面，意圖整合研究人類的各樣學科  
2.  戰後西德史學
1. 在戰後的西德，社會經濟史並非史學研究主流。社會經濟史 研究還是分割獨立的，他們自己的期刊，有他們自己的派系 而這也和德國近代的歷史有密切的關係
   整個德國社會經濟的發 展和納粹德國的興起有兩個很密切的關係
1. 第一、一九三三年納 粹德圈興起後，很多優秀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都被迫離開德國，因 此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傳統就在德國中斷了 
2. 第二、納粹黨本身要 發揚民族的歷史 要集中研究日耳曼民族的風俗習慣。這些研究 題目本是法國「年鑑學派」研究的對象，但由於納粹統治期間御 用學者的研究 到了戰後大家反而都不願碰了，因為這些題目 都已染上政治色彩了
2. 要到六零年代學生運動興起後，西德的 史學才有了真正的反省。當時整個大學裡到處都在鬧學潮 許多 年輕的史學家開始反對傳統的史學，他們有一批人是在英、美受 教育的，對德國自身的整個歷史也提出 疑問，而這時期對傳統 史學的衝擊可以說反映在幾個方面
1. 新的歷史期刊的創立 ，如《歷史與社會》這份期刊的出現就代表了新時代史學對傳統史學的挑戰
2. 是德國社會學 的復興 ，推動韋伯研究的主要助力並非來自戰後西德的社會學界 ，而是戰後西德的史學界 在六零 、七零年代一批所謂進步的、 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學者中，有一位代表人物是 Hans-Ulrich Wehler
3. 義大利
   義大利的史學發展 向非常政治化 學者有分左派、右派的，也有分親教會、反教會的
   但在義大利 對於「年鑑學派」 的批 評不像德國，是出自政治史學的研究傳統 而是認為「年鑑學派」 研究長期、結構性的歷史使人在歷史中的角色不見了， 特別是ㄧ般的平民不見了
   這一批研究義大利歷史的學者一方面採用了 年鑑學派的創見，另 方面也在研究的方法上創造出了新的 領域 ，其中一個代表性的期刊，歷史季刊。這是戰後長大的一批年輕學者所辦的，他 主要研究的是人的 歷史，而不是長期性的、結構性的歷史，可是他們研究的人不是 帝王將相，而是下層的百姓、也就是社會的邊際人物
4. 美國史學
   研究的題目繁多、細碎，看不出一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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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法德義美的史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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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意外的是，竟然沒有英國

〈民主鞏固或崩潰： 台灣與俄羅斯之觀察（1995～2005 年）〉李酉潭

1. 前言
   著名智庫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 2005 年底公布之最新世界各國自由調查報告中，我 們可以看到：全球 192 個國家之中，「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共有 122 個，其中包括了 89 個「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同時也是自由的國家；其餘 33 個國家則被評定為「部分自由」。
   其中，台灣與俄羅斯都是在第三波民主 化浪潮時，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的國家，但是兩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有 截然不同的結果。前者雖然荊棘滿佈，卻繼續往民主鞏固的方向發展；後者雖曾曙光 乍現，但卻面臨民主崩潰的挑戰。沊而造成新興民主國家之間民主發展不同的原因，乃 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
2. 民主鞏固的概念意涵
1. 民主鞏固的過程其實就是 國家在時間序列上，避免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進而邁向更穩定之民主制度的過程
   Schedler 認為民主鞏固在本質上乃是一種目的論的概念（teleological concepts）。民主鞏固的消極概念是關心民主穩定，並避免倒退；而其積極概念則是關 心民主進展並提昇品質
   
   
   
   
2. 「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
   Samuel P.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中提出一個衡量鞏固程度的標準， 那就是「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運用這種測驗，如果在轉型期的初次選舉 中掌權的政黨或團體，在此後的選舉中失利，並把權力移交給選戰中的獲勝者；然 後，如果這些獲勝者又和平地把權力移交給次一屆選舉中的獲勝者，那麼，這樣的民 主政權就可被認為是已經鞏固。
3. Dankwart A. Rustow 於 1970 年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中，早就將民主鞏固階段界定為：民 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
   而 Georg Sorensen 則進一步指出：鞏固不是純粹的政治 過程，而是也需要社會與經濟的變遷，且鞏固的最後階段乃是民主的制度與實際變成 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過程。
3. 台灣民主轉型與鞏固
   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形式屬於威權主義政體，或者最多只是準 列寧主義政體。威權主義乃是一種理念或由上而下的政府運作方式，強調政府的權威 應該凌駕於個人之上，而忽視了人民的同意。當時的準列寧主義政體或威權統治模式奠定未來民主鞏固基礎的重要原因乃是：國民黨政府並未以激進手段完全消除市民社 會，實施的大部分是市場經濟制度，且地方層級的選舉從未間斷過。由於在威權統治 時期，政府並未完全去除公共領域與個人領域的分界，因此，在自由化後，市民社會 中原本存在的各種民間團體，例如企業組織、利益團體、俱樂部、家庭等，都進一步 呈現出多元發展的傾向。
1. 整體發展
2. 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 
3. 台灣目前的現況及其所面臨的問題
1. 政府
   現任總統陳水扁的政策理念是以終結國民黨時代的黑金政治與杜絕賄賂為主要目 標。例如針對立法委員和地方自治選舉，法務部起訴了超過一百件的買票事件，並有 許多行政官員與地方首長因貪污而被起訴。
   德國國際觀察團指出在 2004 年的年度貪污 調查指標中，台灣在 146 個國家中，排名第 35。
2. 司法
   臺灣的司法大致上獨立，裁判一般來說也是公正的。首先，依據 2004 年觀察的結 果，司法改革已經降低了貪污及對法院的政治影響力，不若以往是個「嚴重的問題」。 其次，在 8 月，法務部成立一個任務小組去調查司法界的貪污，並有幾名官員接受調 查。接著，9 月，政府重申它打擊組織犯罪、貪污及賄賂的決心，特別是在預定 12 月 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之前
3. 新聞自由
   台灣媒體記者對於貪污系列的議題都有大量的報導而且都有鮮明的立場。
   依據美 國國務院在 2004 年 2 月發佈的人權報告，台灣的平面媒體是完全獨立的，但電子媒體 與廣播電視台仍然容易受到政府的影響。台灣的四大電視公司就分別受到民進黨、國 民黨、軍方及政府本身財務上的資助，第五個才是公共電視。由於法律對於政府或政 黨擁有或是經營媒體組織進行限制，以及絕大多數台灣人能夠接近 100 個有線電視 台，故國家對於媒體的影響整體來說是極輕微的
4. 宗教信仰與學術自由
   所有的台灣人民都能自由地擁有自己的信仰，其中佛教和道教的追隨者佔了大約 40%的人口。另外，學者與其他教育工作者都能自由地寫作及演講，顯示學術自由受 到高度保障。矼再者，法律保障宗教自由，而且執政當局實際上付諸實現。宗教組織可 以依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但登記不是強制的。經過登記的宗教團體享有賦稅 的減免，並且需要每年製作他們財務運作的報告
5. 集會與結社自由
   台灣人權、社會福利與非政府的環保團體在沒有阻擾的情形下可以活躍的運作， 而且工會是獨立的，大約有 30%的勞工參與工會的組成。不過，老師、公務員和國防 工業工人被禁止集體地參加組織或討價還價。另外，法律在某些情形會限制罷工的權 利，例如：允許主管當局介入勞資糾紛的調解，並在調解期間禁止罷工。
6. 原住民
   依照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台灣 40 萬的原住民在主流社會中受到歧視。不過，不利 於原住民的社會歧視在這幾年已經稍微減輕。大體而言，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參與影響 自身土地、文化與傳統的主要決策。
7. 婦女權益
   台灣女性近幾年來在職場的工作表現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根據報導指出：她們 在私人部門仍然持續面臨到工作歧視。政府在 2001 年通過了在工作場所中禁止性別歧 視的法律，以保護因年齡、婚姻或懷孕而有時被迫放棄工作的婦女，或比男性工作者 升遷機會少且獲得薪資較低的婦女之權益。儘管政府以計畫保障婦女，強姦及家庭暴 力仍然是嚴重的問題。雖然法律允許司法單位不待被害人提出告訴，便可調查家庭暴 力的緣由以及起訴強姦犯，但文化規範抑制了許多婦女揭發這類型的犯罪
4.   俄羅斯民主轉型
   依據「自由之家」所發表的年度報告，大體而言，俄羅斯的自由民主從蘇聯解 體、葉里欽執政開始有好轉的跡象，自由程度逐漸提升；但隨著葉里欽下台，他所選 定的繼任者普欽上台後，俄羅斯的自由程度反而開始下降，其原因主要是普欽在其任 內採取了一連串打壓新聞自由與反對派人士等作為所造成的
1. 整體發展
1. 任期至 2000 年才結束的葉里欽 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出其不意的宣布辭職，同時提出聲明表示普欽為其屬意的下一屆 總統接班人，並由當時擔任總理的普欽代理葉里欽總統職務，希望藉此接收葉里欽的 所有政治資源。耵而後 2000 年總統選舉，普欽在第一輪投票就順利以獲得百分之 53 選 票之得票率擊敗久噶諾夫贏得勝利。
2. 為了鞏固與集中個人的權力，普欽採 取了下列一連串措施：
1. 推動立法將俄羅斯 89 個省長從上議院免職並且賦予總統將違反聯邦法律的省長停職的權力。
2. 創造了由克里姆林宮任命的人所領導的 7 個超級區 域，並透過引入安全與軍方代表的方式，藉以改變俄國統治菁英的組成；這些代表分 別擔任部長、副部長、國會議員、省長與超級省長等職務，其佔全體政府職務的比例 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3. 透過一連串的犯罪調查與反貪污運動的法律訴訟去削弱一 些商業鉅子的政治影響力，但這些舉動很快的就被批評為是一種選擇性的政治迫害
2. 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
3. 俄羅斯目前的現況及其所面臨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在接受共產主義之前，社會上曾經施行過民主，具有民 主的本質與背景，則其再次民主化的結果應是良好的（如波羅的海國家）芧；反之，倘 若社會上並未存在過民主的傳統，則民主化將會傾向於不良的後果。芮由於俄羅斯過去 在接受共產主義之前，並未有過民主的經驗，因此，如何處理共產主義統治時期遺留 下來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al）後果，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項重要議題
1. 選舉
   在先前 1999 年下議院的國會選舉中，儘管有一些不正當的行為發生，包括存有偏 見的新聞報導等，一般仍被認為是自由與公平的選舉。但是到了 2003 年的國會選舉， 這些問題卻更加嚴重與氾濫，反對黨批評媒體對於他們競選活動扭曲與不公的新聞報 導，使其無法進行理念的傳達以獲得公平的選舉結果，而這也是媒體被政府控制的結 果。
2. 政府
   貪污及賄賂問題在政府與企業界是普遍存在的。俄羅斯在 2004 年國際透明組織的 貪污調查指數中，於全球 145 個國家中排名第 90。另外，2003 年尤柯斯能源公司主席 柯多爾科夫斯基以及他的合夥人被逮捕，以及後來媒體老闆被騷擾與起訴都證實了許 多俄羅斯獨立分析家的看法：普欽的反貪污作為，是選擇性適用以及時常針對那些批 評政府與新興的政敵身上
3. 司法
   俄羅斯的司法體系基本上受到行政部門極大的影響，不但經常發生貪污與收受賄 賂的情形，也缺乏適任人員。司法部門很少違背總統的意志，由於檢察總長是由總統 提名，因此針對反對總統的異議人士的起訴時有所聞，這使司法體系的獨立性受到很 大的質疑。
4. 新聞媒體
   在言論與媒體自由部分，雖然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但是俄羅斯政府持續地對批評 克里姆林宮的媒體施壓，使言論自由受到相當程度的打壓。俄羅斯政府在 2001 年 4 月 與 2002 年 1 月控制了另外兩個獨立電視網 NTV 與 TV-6，而俄羅斯內部最後一個獨立 的全國性電視網 TVS，也在 2003 年 6 月被政府查封。至此，俄羅斯所有全國性電視 網，不是被政府掌控，就是遭到偏袒政府的企業所操控。另外，政府當局也以媒體未 獲批准逕自報導有關恐怖主義事件為由，而經常地以「關閉該電台」威脅媒體
5. 宗教信仰
   宗教自由在這個以東正教為主流的國家來說是很少受到尊重的。在 1997 年的宗教 法要求教會在允許獲得註冊之前必須先證明他們已經存在了十五年。地方政府常常騷 擾非傳統的宗教團體，如耶和華見證人、摩門教就常常成為被騷擾的目標。外國的宗 教工作者常被拒發簽證而無法到俄羅斯。
6. 集會結社
   大體上，俄羅斯政府尊重集會與結社的自由。但是 2001 年 7 月公布的一項法律限 制了政黨的數量，並要求政黨必須至少有一萬名黨員才可辦理登記，同時在全國 89 個 區域中，每個區域都必須至少有一百位黨員。在 2002 年國會通過一項法律賦予政府當 局有權去終止成員中有被控告為極端主義者的政黨與非政府組織。該法被批評為賦予 政府極大的空間去定義極端主義，同時也給政府很大的自由去壓制合法的政治性反對 運動。任何跟政府持不同立場的政黨或組織，很有可能在政府控告其為極端主義者之 下，輕易地遭受解散或壓迫。此種措施對於人民的集會結社權造成很大的傷害。
7. 在俄羅斯國家政治、經濟均受到重大衝擊的背景下，普欽可以有效且廣泛 地實施他所謂的「管理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 ，且受到國內人民普遍的支 持。雖然此種民主並非真正的民主，但在俄羅斯人民心中，這種改革形象，卻深受歡 迎。 然而，如果吾人從民主鞏固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從蘇聯解體到目前為止，其民 主運作過程呈現出：在葉里欽時代由威權政體往「選舉的民主」前進，但普欽時期所 採取的一連串危害自由民主的措施，卻使自由程度倒退回威權統治時代的等級
5. 台灣與俄羅斯民主發展之比較
1. 民主轉型的模型－Sorensen以1970 年 Rustow的基礎上修改
   該模型從國家統一的背景條件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由非民主統治 轉型到民主階段的過程，但在實際世界中各階段經常重疊。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為準 備階段：是以政治鬥爭導致非民主政權瓦解為特徵；第二個階段是決定階段：民主秩 序的明確要素已經建立；最後一個階段為鞏固階段：新的民主進一步發展，民主習慣 已確立為政治文化的一部份
1. 
   
   
   
   
2. 若以 Sorensen 的模型來看，在蘇聯的非民主政體宣告崩潰後，俄羅斯大致已經完 成了準備階段的民主轉型任務。然而，俄羅斯在過去十年來所舉辦的三次總統大選， 卻無法幫助俄羅斯制定真正公平的遊戲規則。換句話說，在決定階段中，俄羅斯仍無 法建立起民主秩序。不管是越來越嚴密的中央集權現象，或者是越來越受束縛的公民 政治權利，都使俄羅斯無法順利跨進民主鞏固的階段，甚至產生退化的現象
2. 民主的類型與民主鞏固的模型
1. Schedler的「組織民主」（organizing democracy）
   在這個階段裡，除了要求 建立比單純制度化民主國家更多的基本規則，（自由的民主）國家還希望在這個階段裡 建立起民主的特殊制度與組織，包括對政黨制度、行政官僚、立法機關、司法機關， 以及各項利益協商的機制等等
   換言之，「組織民主」等同於「制度建立」 （institution building），也是 Philippe Schmitter 所說的「部分建制」（partial regimes）。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國家在「組織民主」的過程中，可能因為建立正確的政治制 度，而走向「先進的民主」；然而，卻也有可能因為採用錯誤的民主制度，而發生民主 倒退的現象，反而回到「選舉的民主」，甚至是「威權政體」的階段
1. 
3. 「自由之家」的測量 
   「自由之家」所用的指標，並非完美無缺，民主思想百科全書曾列出以下學者所提出的質疑：
1. 大多數 民主體制宣稱是自由民主，雖然理論上可能是協和式或參與式民主，但尚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建立在 這些原則之上。不過，若將焦點放在自由民主的內在價值，就必須排除社會與經濟利益，這樣一來可 能被視為有其弱點，尤其是非常貧窮的社會，極端貧窮使得參與民主或甚至於享有自由權利與保護變 得不可能。
2. 自由民主的限定太過於狹窄，大致上其焦點包括測量垂直式的負責與形式上的政治權利， 藉由這樣的測量標準，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皆獲得相當高或完美的分數；沒有更敏感的指標，使得第一 世界一再重複接受對於他們政治品質相同頂端與完美的分數。
3. 民主的指標實際上不能測量負責性或政 治權利或行政壓迫，單純地因為這些價值存在於抽象概念的水平無法精確量化；例如負責性的測量指 標是是自由與公平的選舉，但“自由”與“公平”的語詞是難以界定的工作。
4. 測量民主的指標停留在 國家層次，忽視次國家領域的民主品質，民主品質亦不能考量未成年與殘障者所受到的對待。
5. 事實 上，大多數指標建立在狹窄的資料來源上面。例如大多數西方新聞來源為紐約時報；這些資料最完整 也有用，但做為民主的指標則可能產生系統性的偏差。
6. 政治偏差的問題可能發生在「自由之家」的指 標，美國國務院與國際特赦組織皆被控訴偏差。「自由之家」對於個別國家，如波蘭或南非顯示特殊 的偏差。
7. 用來標示自由、部分自由與不自由的平均分數其評量標準通常留下無法證成的部分。同時， 測量的技術本身可能影響評量的標準
4. 小結 
6.  結 論
1. Huntington 提出之政權發展 模式包括輪迴型、二次嘗試型、間斷民主型、直接轉渡型以及非殖民化型 ，而台灣與俄羅斯分別落在「直接轉渡型」以及「二次嘗試型」。
1. 直接轉渡型
   是指穩定的威權體制透過漸進的演變，或者直接由民主體制取而代之的類型。
2. 二次嘗試型
   是指實行威權體制的國家向民主體制轉移，但或許會因為國家 缺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或者是新興民主體制的領袖採取獨斷極端政策，因而造成民主體制宣告失敗，進而引發激烈反彈與社會動盪，最後導致該政權的瓦解
2. 台灣與俄羅斯在民主鞏固進程上的差異，尚 且包括如下五點：
1. 列寧式與準列寧式政體之差異
   國民黨早期雖然曾經以一黨獨大、威權統治、 中央專制的方式來治理台灣，然而，學者普遍認為台灣至多只是一個「準列寧 式」的政體。因此，台灣具有較大的空間能夠從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
   然 而，俄羅斯乃是一個標準的列寧式國家，其專制極權程度更高，在面臨民主化各 種運動的時候，過去的思維不免會影響到在處理民主化議題時的行為，自然也會 以更強硬的態度來處理
2. 選舉經驗之差異
   台灣從 1950 年開始舉辦地方選舉，全面落實地方自治。在這 段期間，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開放省、縣（市）議員和縣（市）長、鄉（鎮）長等 多項地方公職選舉。到了 1969 年，台灣開始進行包括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 在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到了 1996 年，台灣更舉辦了首次總統直接選 舉，並於 2000 年與 2004 年再次舉辦總統大選。換言之，台灣民眾的選舉經驗至 今已經超過 50 年。
   相較之下，俄羅斯民眾的選舉經驗雖然也有 10 餘年的經驗 （1991～2005 年） ，但俄羅斯的選舉實際上卻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解嚴前的台灣選舉或多或少也操控在中央手中?)
3. 有無中產階級
1. 台灣
   中產階級向來都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統 計，台灣的中產階級人數在 1970 年代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 2003 年，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人數，已經達到約百分之八十
   中產階級一方面促使台灣的經濟起飛，成就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也 發揮影響力，使台灣逐步進行民主改革，邁向民主化。
2. 俄羅斯
   然而，自從 1991 年蘇聯 解體之後，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準也直線下滑，甚至有 些原本的富人還淪為貧民或乞丐。 根據統計，目前俄羅斯的中產階級數目約有 一千萬人以上，但只佔全國人數的百分之八，明顯偏低。 當俄羅斯人連個人經 濟生存都無法滿足時，自然也無力追求進一步的民主 
4. 對於媒體之掌控與應付群眾運動之模式
1. 台灣
   台灣從 1987 年解除報禁以來，各種 平面媒體爭相設立，而 1993 年開放廣播、電視頻道之後，更擴大台灣媒體參與 社會活動的機會。到了 2003 年，立法院又通過廣電三法，以法律明文規定政黨 與政務人員退出電子媒體，並且禁止黨工與公職人員主持新聞評論節目，使台灣 的媒體能夠更超然地扮演監督政府運作的角色
2. 俄羅斯
   普欽於 2000 年上任之 後，不但逐步控制俄羅斯內部的各大獨立媒體、電視網，甚至還禁止記者報導各 種不利於政府的新聞訊息。除此之外，普欽也透過立法，以嚴苛的條件限制國內 政黨的成立，賦予政府更大的權限以壓制各種合法的群眾抗議行為，工會與勞工 的罷工權也受到許多限制
5. 有無健全發展的政黨體系
   許多民主國家未能鞏固的原因，問題不在於政黨數 目的多寡，而是政黨制度化的程度。
1. Mainwaring 提出有關政黨制度化的四個條件是：
1. 制度化的政黨具有穩定性，而且政黨間的競爭有規則可循
2. 制度化的政黨植基於社會中，政黨與公民間的聯結是穩定的
3. 政治行動者賦予政黨正當 性，並將它視為民主政治的必需品
4. 政黨組織係獨立的，不屈服於少數野心勃 勃的領導者 

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討論什麼?

以台灣與俄羅斯之民主化做比較，解釋為何台灣能鞏固，而俄羅斯則崩潰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其實從文中給予的內容，很難知道俄羅斯從民主回到威權的原因，很多的篇幅在描述普丁中央集權，卻很少說明他為何這樣做，我倒是認為在國內、邊界政局不穩定的情況下，貿然民主化，反而容易造成周邊不穩定份子的衝突，而且相較於台灣，並沒有先自由化再民主化的歷程，普丁這樣的作為，看似損害了民主，或許實在鞏固俄羅斯的體制制度，但評價的部分，就要等到他結束任期了八

〈臺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未來的民主化 —以杭亭頓的理論架構分析之〉李酉潭

1. 前言
   20 世紀末期，人類政治史上最特殊的政治現象之一，就是所謂 「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的浪潮席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 自從 1974 年在葡萄牙展開之後，至今已經超過 30 年
   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在過去 30 年來，使得新興民主國家急遽增 加，同時也使民主政體成為當前最主流的政治型態。然而 30 年之後， 我們卻也發現第三波民主化逐漸呈現所謂退潮的現象。根據統計，新 興民主國家的擴增似乎已經有緩慢下來的可能。
   現在，大 家的目光正集中在眾多的伊斯蘭教阿拉伯國家和廣大的中國大陸是否 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
1. （選舉）民主國家數量上的變化(1974, 1990-2006)
   
   
   
   
2. 杭亭頓的民主化模式理論
1. 第三波民主化的六大因素
1. 經濟發展與經濟危機
   經濟發展使得人民教育水準、收入提升，進而使社會中的中產階 級人數增加。追求自由社會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民主政權的基礎。根據 杭亭頓的看法，當經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若配合短期經濟危機或經 濟破產，則威權體制將可轉型為民主政府。
2.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和政績的困局
   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正當性往往因為政績困局而逐漸遭到人民質疑，且這些政權的合法性又因為後來的軍事挫敗、經濟破產與兩次石 油危機而逐漸消失
3. 宗教立場的改變
   基於西方基督教強調個人的尊嚴與政教分離的主張，以及許多新 教與天主教教會領袖，在反對政府壓迫運動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的 現象，杭亭頓合理假設基督教的擴張，會促進民主的發展。
4. 外來勢力的新政策
   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 國家的民主化。
5. 滾雪球效應
   國家成功地進行民主化，將可能會鼓勵其他國家群起效尤。尤其 是那些內部政治發生問題的國家，更可能會希望藉由民主化來解決當 下的政治困境
6. 領導人的決策
   杭亭頓認為民主制度的出現，並不是經濟發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 必要結果，而是國家領袖制定相關決策所致。
2. 第三波民主化的三種類型
1. 變革(Transf ormation)
   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會出現變革。而變革又可分為下列 五個階段：
1. 改革派的出現
   在威權體制出現一群相信走向民主化的方向是可取且必然的領袖 或潛在領袖，進而成為誘發政治變遷的第一股力量。 
2. 權力的獲得
   改革派必須透過威權領袖死亡、定期更換領袖，或者是驅逐威權 領袖等方式，在既有政權中取得主導地位，如此才能展開民主化的工 程。
3. 自由化的失敗
   民主化的過程不必然都是一帆風順的，可能也會遭遇到不同團體 提出壓制民主化的要求，甚至遭到反民主勢力的反撲。
4. 壓制保守派
   獲得權力使得改革派能夠開始民主化，但卻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 革派挑戰的能力。因此，改革派領袖的第一要務常常是肅清政府、軍 隊，必要的話也包括黨務官僚機構，再以改革的支持者來取代高級官 員中的保守派
5. 與反對派合作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改革派也需要與其他反對派領袖、社會團體 進行磋商，使變革過程更加順利 
2. 替換(Replacement)
   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權垮臺或被推翻時，即 出現替換。同樣地，替換也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 為推翻政權而鬥爭
   由於政權內部的改革派太弱小，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反對派必 須結合其他反抗既有威權政權的團體組織，形成足以與政府內部之保 守派進行抗衡的一股勢力，以實踐推翻保守派政府的理想。
2. 政權的垮臺
   當反對派的勢力日漸強大，便可進行推翻威權政府的行動。這些 行動可能是透過軍事政變，或者是透過領導人定期接班或罷黜行動來 實踐。
3. 垮臺後的鬥爭 
   在威權政府垮臺後，改革派必須要盡快做好準備，填補當時出現 的權力真空，並積極尋求其他國家的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然 而，因為改革派內部可能出現角逐合法性的抗爭，自然也需要透過協 商來化解。 
3. 移轉(Transplacement 或 Ruptforma)
   若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而造成民主化的實現 時，即出現移轉。在移轉過程中，雖然政府願意就政權的更迭進行磋 商，但是往往是被動地與反對派中支持民主的溫和派產生互動。在此 互動過程中，政府和反對派中的主導團體都承認，沒有任何一方能夠 片面決定國家未來的體制走向，而是需要透過協商的方式來達成移轉 式的民主化
3. 臺灣的民主化經驗
1. 臺灣啟動民主化的原因
1. 經濟發展
   經濟的成長，更帶動 社會階級的變化。臺灣出現越來越多的商人、專業人士、教師、公務 員等中產階級。杭亭頓認為，這些中產階級正是臺灣政治變遷的主要行動者，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選舉來提高他們的利 益。 也因為如此，臺灣的中產階級在 1980 年代開始要求政府逐步擴 大他們政治參與的空間，進而推動了臺灣的民主化 
2.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
   在國民黨政府專制統治之下，這些社會菁英不禁對自己 所處的威權環境感到不滿，轉而要求政府進一步加速開放腳步。面對 社會提高政治參與的要求聲浪，雖然國民黨政府透過舉辦地方選舉與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方式，試圖化解部分改革壓力，但是卻未澆 熄這些社會菁英追求民主的熱情。尤其是 1970 年代以來一連串外交挫 折對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打擊，使得國民黨威權政府的合法性開始產 生動搖。臺灣威權體制真正的消失，可以由兩項民主化的指標來判 定：「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
3. 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
   儘管杭亭頓認為儒家或受儒家影響的社會，一直都不適合民主的 生長。他指出，1990 年之前，東亞地區只有兩個民主國家—菲律賓 與日本，前者完全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而後者的儒家價值觀已經被重 新詮釋。此外，基督教長老教會等非政治性的國際社團組織，不僅對臺灣的政治異議份子提供精神與物質雙重的支援，同時也表達了對人 權等議題的關切，某種程度應有助於臺灣的民主開放
4. 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
   1986 年 9 月，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立。美國參、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 儘速「解除戒嚴令、允許創立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 求國民黨政府不可打壓民進黨的創立。此外，美國眾議院國際委員會 亞太小組與人權小組也聯手通過「臺灣民主決議案」，要求蔣經國政 權「允許新政黨的創立、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實施健全的 議會民主制度。」此外，美國在 1980 年代晚期也開始運用經濟制裁和 軍售等手段，要求國民黨進行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
5. 滾雪球效應的影響
   1986 年菲律賓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垮臺與南韓樞機 主教金壽煥(Kim Sou-hwan)追求民主的例子，造成亞洲威權領袖與反對派民主人士的焦慮和鼓舞 
6. 領導人的決策
   當時臺灣最 高權力領導者為了因應外在危機（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和強化 人民對臺灣信心的政治目的，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建設與重化工 業的投資，一方面也吸收更多本省籍的臺灣人入黨與參與政治。國民 黨政府也因為經濟發展已經達到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臨界點，而開始 思考如何進行自由民主化。但一直要到 1987 年蔣經國總統宣布戒嚴令 解除後，臺灣才真正開始啟動自由化；爾後經過李登輝總統實行的民 主改造，奠定了一黨統治下的「外來政權」朝向現代自由民主的「主 權在民」國家之根本改變。兩位領導人選擇邁向一個自由、民主臺灣 的決策，自然對臺灣目前的民主成就有莫大的貢獻。
7. 小結:
   本文認為經濟發展、領導人的決策是臺灣民主化案例 中兩個相當重要的成因。經濟發展建構了臺灣民主化的客觀環境，導 致國民黨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與儒家思想的變遷兩個民主化的助因出 現；而強權國家政策轉變與滾雪球效應則影響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思 維，在主觀意識上開始包容，甚至啟動臺灣民主化的進程
2. 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
1. 臺灣民主化過程的特色包括：
1. 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並非再一次的民主化蛻變
2. 臺灣民主轉型始於一黨專制，並非由軍事政權過渡到民主體制
3. 臺灣民主轉型沒有遭到重大政經危機衝擊，並未伴隨社經改革的 要求
4. 臺灣民主轉型乃潛在著族群分裂與衝突，並促使臺灣政 治本土化
5. 臺灣民主轉型不僅對合法性提出異議，並對國家正 當性有所質疑
2. 在臺灣的民主化變革過程中，雖然無法完全避免一些因抗爭而引 發的零星衝突事件，但是整體而言，顯得相當平順，幾乎完全符合杭 亭頓強調的第三波民主化特徵之一：低度暴力。
   雖然民主化的原因隨 著時空的不同而迥異，理論的多樣性和經驗的不同顯示以下的命題可 能成立：
   1.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在所有國家，或是在一個國 家中的民主發展。
   2.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3.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種原因配合的結果
4. 中國大陸未來進行民主化的可能
1.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原因
1. 經濟發展
   依循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新威權主義的邏輯，認為經濟發展必然 需要穩定的政治領導，這也是中國大陸民主條件未成熟之前的必然， 此一說法勉強維繫了中共政權合法性，以及經濟持續發展。
   中國大陸藉由改革開放所維持的經濟合法性，雖然可能引導中國大陸 民主化朝溫和的模式發展，但並不能永久維持政權穩定，尤其是中產 階級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大陸逐漸崛起，增加擴大政治參與的壓 力，加快民主化的到來，資本家入黨便是中共領導階層面對此一現象 的反應。
2. 合法統治權威的衰落
   當中共領導人在遇到統治權威的衰落時（通常在政權的領導階層 有更迭時發生），除了拒絕承認他們合法性受到削弱外，並對內外採 取殘酷高壓與強制服從手段，以解決日益渙散的威信，力求生存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不穩定問題，尤其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所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將會嚴重導致中共權威合法性的衰弱，而這種 現象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所未見的。固然中共領導階層已警覺到社會 問題的嚴重性，採取了眾多措施欲維持社會穩定
3. 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
   在中國大陸方面，強國家、弱社會的架構尚未改變之前，宗教仍難 以與中共政權抗衡。但宗教因素雖然導致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機率甚 小，然若一旦宗教事件爆發，其強度將有可能危及中共政權的基礎， 如 1999 年法輪功事件無預警爆發震驚了整個中南海，威權體制的控制 力受到嚴重質疑與挑戰，導致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採取更嚴厲鎮壓行動 與反對的態度，有可能讓為數眾多的法輪功學員起而反抗。
4. 強權國家政策上的轉變
   固然美國採取圍堵或交往的戰略思考，將嚴重影 響美中關係的發展，但整體而言，由於中國大陸和美國在基本觀念上 的巨大差異，以及中共反和平演變理論防堵之下，美國勢力仍難深入 中國大陸內部，影響中共政治運作
5. 滾雪球效應的影響
   儘管現成的證據很少，但 1986 年菲律賓馬可仕垮臺與南韓金樞機 主教追求民主的例子，對於中國在 1986 年秋天的民主運動有著示範作 用。中國一黨專政的統治方式，和周邊香港的自由及臺灣的民主化形 成強烈鮮明的對比。而香港、臺灣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如日、韓） 的政治文化對中國的侵襲勢必會造成局部擴散的效應
6. 領導人的決策
   對於未來的民主國家而言，政治菁英最低限度必須相信民主體制 是最不壞的(The Least Worst)政府型態。而政治領袖之所以造就民 主是因為其相信民主本身是一個目的，並視民主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 段或副產品
   近年來第四代領導人推動基層選舉，以及黨 內民主、黨內監督、依法治國等政策實行，雖然這些措施的根本立 意，是奠基於務實主義，期望在經濟成果之外，增加政權的合法性基 礎，而非真正開放民主化，但仍讓西方民主化理論在中國大陸實踐的 可能性，露出一絲曙光
7. 小結
   與臺灣不同的是，中國大陸比較不會受到強權國家政 策上的轉變與滾雪球效應的影響。尤其特殊地是宗教因素的不穩定 性，雖然宗教因素推動民主化的機率較小，但宗教事件一旦爆發，則 可能造成對於中共政權的直接挑戰，法輪功事件即為明證。 
2.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過程
1.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變革模式
   配合經濟發展的客觀因素，中共領導人在主觀意志上勢必需要做 出調整，也因此包括基層選舉、法制建設、黨內民主等措施紛紛出 籠，似乎符合民主化的前景。但必須注意的是，直至目前為止，以胡 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中共領導人仍秉持「政治最小化改革論」(Political Minimalism)的原則，避免開放直接民主，或是儘量將影響限制在最小 範圍之內，即使是所謂的黨內民主，仍屬於威權體系制度健全的一 環，實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之下政黨競爭的概念
2. 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替換模式
   兩類可能與中共威權政府進行鬥爭、革命的行為者，包括合法統治權 威衰弱因素中沒有享受到經濟改革開放利益的低下階層人民，以及遭 到宗教信仰迫害的宗教人士
1. 低下階層人民
   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還不足以對推展政治改革 產生很大的作用，他的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除了中產階級人數尚未達到足以促使共產威權進行改革的程度外，因為目前所享有之經濟 利益，他們也未必傾向於改變現狀。但另一方面，沒辦法在經濟改革 中獲得利益的低下階層人民，反而會因為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而 心生不滿。當他們的憤怒與不滿累積到一定的程度，而政府也無法透 過其他方式予以改善時，就有可能發生階級鬥爭的基層革命，透過革命、推翻政府的替換方式，進行初步改革
2. 宗教人士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自中國當局從 1999 年7月宣布法輪功為非法組織以來，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一直受到嚴 厲鎮壓。然而，法輪功的反抗活動卻從未停止過。在過去幾年以來， 法輪功的反抗活動不但變得更加多樣化，同時也走向國際，試圖吸引 更多國際組織、輿論、媒體的注意
   除了法輪功學員，其他所謂「異端組織」及非官方宗教團體也成為中共壓制的目標。關於非官方天主 教徒及非官方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拘捕及拘留的報導有所增加。那 些嘗試記錄這些侵犯人權行為及把消息傳至海外的人士，也有隨時被 捕的危機。另外，中共當局也以「全球反恐戰爭」的理由，把對新疆 的壓制合理化。壓制的結果是非官方清真寺被關閉、回教教長被捕、 並持續有所謂「分離份子、恐怖份子及宗教極端份子」被捕。
5. 結論
1. 任何模式都無法完全解釋任一國家的民主化。除了前述杭 亭頓提出的各項民主化原因之外，道爾(Robert A. Dahl)在《論民主》 (On Democracy)一書中，也指出：建構民主政治的關鍵性條件之一為 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而林丹(Daniel Lynch)在一篇文章中也特別 指出，臺灣民主化乃是全球文化的社會化過程，數萬名留學生吸收了 全球文化之價值，促成了臺灣的民主化
   這樣一個民主化成功的解釋因素，是 否能夠適用到中國仍有待觀察。林丹即指出：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派了數十萬名海外留學生，他們大部分並沒有接納西方的自由民 主制度，甚至於將接受民主化視為屈從於美國的霸權
2. 杭亭頓將人類歷史上的民主化進展劃分成：
   1.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英、美為代 表的第一波民主化長波
   2.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德、日為代表的第二 次民主化短波
   3.以及 1974 年開始發生於葡萄牙政變建立民主政權以 後，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從以上的論述中，吾人 特別要指出：21 世紀如何避免爆發第四次世界大戰以及人類歷史上可 能發生的第四次大革命，無疑地大家目光的焦點必然擺在中國身上。

 覺得這篇文章想要討論什麼?

以杭亭頓解釋台灣的民主化，並預測中國民主化如何可能

我覺得這篇文章有哪些重點?或是我的心得?
我覺得整體易懂，但中國與台灣部分都著墨不深

〈中國崛起、亞洲復興與國際關係學界的回應〉唐欣偉

1. 作為亞洲復興之一環的中國崛起
   首先開創亞洲復興局面的是在1950‐80 年代迅速發展的日本，然後是自1980 年代至今迅速發展的中國大陸，最後則是擁有比中國大陸更多年輕人口的印度。這三個亞洲重要國家縮小了與歐美先進國家的差距，從而開始扭轉過去西方強權支配世界的局面
1. 歐美、中國與印度GDP 占全球總產值百分比
   
   
   
   
2. 日本GDP 趕超法國、英國、蘇聯的過程（1953‐90）
   
   
   
   
3. 第一個邁入快速經濟成長的重要亞洲國家是日本
   該國在二十世紀時大致是亞洲首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中與美、英、法、義並列為五強，也是國際聯盟理事會最初的四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遭到美國毀滅性打擊，並於戰後被美軍佔領。從1953 年日本重新獲得主權起，其GDP 迅速增長，於1959 年趕過法國、1963 年趕過英國、1980年超過英法總和，更在1987 年趕過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到了1990 年，達到巔峰的日本GDP 將近為全球的9.4%，甚至比該年剛統一的德國也多出一倍。
4. 中國GDP 趕超德國、日本、美國的過程（1992‐2015）
   
   
   
   
5. 世界五大經濟體占全球GDP 比例（2015）
   
   
   
   
2. 國際關係學界對亞洲復興的回應
1. 2001 年，在國關學界更具影響力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Mearsheimer 著書提醒美國注意中國可能之威脅，使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的關注逐漸增加。
2. 在南加州大學任教的韓裔美籍學者康燦雄，就以與權力轉移論者相似的觀點出發，透過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連續出了兩本關於「中國崛起」以及明清時期東亞的貿易與朝貢情形的書籍，以及一篇在安全研究之重要期刊上以東亞朝貢體系為例，探討國際體系中的層級性與合法性之論文。康氏認為，東亞在中國主導的時期，戰爭發生頻率遠低於同時期的歐洲。依此推測，中國復興後的東亞地區也可維持和平。這樣的論斷其實與權力轉移論者的預測相符
1.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David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9:4(2010), pp.591‐622
3. 北宋歷史的啟示
   在宋太宗與宋真宗時期，宋遼數度交戰後，宋真宗決定改採和平談判，締造雙方的經濟紐帶。此一嘗試被遼國接受，於是兩國達成澶淵之盟，雙方明確劃分邊界，互不侵犯，從而維持了約120 年的和平。可見古代中國的外交思惟與實踐中，除了強調大國權力較量的現實主義成分外，也有透過經貿手段維繫和平的自由主義成分。若能增進對這個部份的理解，對於解釋、預測中國的對外政策，乃至於改進國際關係理論，都可能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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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王元綱

1. 前言
2. 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與主張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權力是多多益善，權力越多，就越安全。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的權力應適可而止，不要太多，過多的權力反而有害安全
1. 基本假定
1. 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
2. 國際政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
   無政府狀態是國際政治的重要概念﹐它並不是指混亂或雜亂無章﹐而是指在國家之上缺乏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可以維持秩序
3. 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大部分國際政治的結果（outcome）和國家外交政策的行為（behavior），政權型態和個人因素則扮演次要的角色
4. 國際上的安全相當充足
5. 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
2. 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則是守勢現實主義的代表作。Waltz可說是結構現實主義（或稱新現實主義）的開山鼻祖，認為國家行為主要是受到國際結構的宰制。雖然Waltz強調國際結構的競爭性，也未觸及攻守平衡，但是他的核心思想仍屬於守勢現實主義。
   Waltz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使國家特別看重安全，而「國家的第一要務不是使其權力最大化，而是保持在體系中的地位」，這項說法正是守勢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即國家的首要之務乃保持現狀，維持既有的權力平衡，而不是無限制地追求權力
   Waltz被批評有一種「現狀的偏見」（status-quo bias），認為在他的理論中，所有國家都是安全的追求者，沒有侵略者，大家都是警察，沒有強盜
3.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安全困境是指一國為了增進自身安全所採取的措施，會減少別國的安全。之所以如此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意圖不確定」（uncertainty about intentions）的問題
1. 關於如何舒緩安全困境的方法，首推Robert Jervis於1979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安全困境下的合作〉。Jervis認為，當符合以下兩個條件時，安全困境將可化解：
1. 防衛性的武器和政策可以與攻擊性的武器和政策區分開來（「攻守區分」 offense-defense differentiation）
2. 防禦具有優勢是指防衛自己領土比攻占他國容易；反過來，攻擊具有優勢則指攻占他國領土比防衛自己容易。
   當防禦具有優勢的時候（守比攻容易），國家只要用少數的軍事開支便可達到安全的目的，也不用擔心對手發動先發製人的奇襲，因為攻方將付出更大的代價以突破守方的防禦，戰爭容易陷入僵局，即使勝利，亦得不償失。在此情況下，國家增進自身安全所採取的措施較不易威脅他國，安全困境將可得到舒緩
4. 國家意圖(intentions)
   
1.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國際上基於兩個原因國家的意圖是不確定的
   1）國家的真正意圖很難得知
   2）即使知道現在的意圖，也難保未來不會變。
   所以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國家的意圖不確定的情況下，國家關心的是能力（capability），而非別國是否有不良意圖
2. 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透過一定程序（如購買防禦性武器），國家的意圖是可知的
3. 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關心的是能力，而非意圖；而守勢現實主義則主張國家關心的是意圖，而能力只是影響意圖的因素之一
3. 良性的國際結構
1. Stephen Van Evera極力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他在《戰爭的起因》一書說：「權力結構本身是良性的，導致相當少的戰爭，但是被認知的權力結構經常是惡性的，可以解釋許多的戰爭。」他認為國家侵略很少成功，侵略者經常受到懲罰，要不是被圍堵就是被摧毀，即使成功的侵略也很少帶來好處
2. 權力平衡
   權力平衡是指當一國權力過大時，其它國家將採取對應措施加以製衡，這些措施有二：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前者是指國家透過內部的方法增強國力，如發展經濟、加強國防、或是找出明智的戰略。外部平衡指國家可以對外尋求盟邦共同對抗強權，或分化對手的同盟，使其削弱。由於這兩種機制運作的結果，權力平衡在國際上不斷重複地形成
1. 既然「安全是充足的」，那麼為什麼國際上會有戰爭發生？守勢現實主義認為戰爭的原因不在國際結構內，而需在結構之外尋找，如國內政治或錯誤認知等因素
1. 強調國內政治是影響國家過度擴張的代表作是Snyder的《帝國迷思》一書。
   Snyder認為國家過度擴張是因為國內少數利益團體（如軍方、外交系統、或大企業）將因擴張而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多數人所分擔的成本卻很少。為了私利，這些狹隘的利益團體掌控了政權，散播必須藉由擴張以獲致安全的迷思，更有甚者，這些利益團體透過利益交換（logrolling）的過程，而使對外擴張的行為更嚴重
2. 咎於認知錯誤則以Van Evera《戰爭的起因》一書為代表
   極力強調結構是良性的，很少導致戰爭，但是國家卻常常認知錯誤，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戰爭。很多現代戰爭都是「幻覺的戰爭」（wars of illusions），國家自認會打勝，自認先發製人是有利的，自認相對權力在下降中，或是自認征服很容易，因而發動戰爭，殊不知事實並非如此。當這些錯誤認知不存在時，戰爭很少發生
4. 攻守理論
   攻守理論認為當征服容易時，戰爭較易發生。征服容易是指在攻守平衡中攻擊的一方具有優勢，可以用比防御者較少的成本來達到軍事目標。反之，如果防禦一方具有優勢，戰爭則較不易發生
   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在近代史上守方通常佔有優勢，真正的攻方優勢相當罕見，但是決策者卻經常認知錯誤，以為攻方佔有優勢，但事實上守方才佔有優勢。
1. Charles Glaser指出，當攻擊與防御所需的武力可以相互區別開來的時候，武器管制較易有成效，因為國家可以允許防禦性武器的購置，禁止攻擊性武器，監督核查的工作較易進行，國家較不容易作弊。對國家而言，到底該選擇武器管製或武器競賽，端看攻守能否區分。如果防禦佔優勢，武器管制就沒必要，國家只要選擇購置防禦性武器即可，無須考慮他國。即使國家硬是要部署攻擊性武器，安全競爭也不會太嚴重，因為防禦佔優勢。然而，如果攻擊佔優勢，武器管制就變成重要議題，限制攻擊性武器將有助於國際和平
5. 守勢現實主義評析
1. 雖然守勢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抱持樂觀的看法，其良性國際結構論述的說服力並不夠。這可從兩方面來看：論述邏輯與經驗證據
1. 守勢現實主義的論述過於強調製衡的效率。制衡是良性結構的的背後原動力，其先決條件是當一國發動侵略時，其它國家會聯合起來對抗之。但是，這在邏輯上便有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問題，亦即誰先承擔制衡侵略者的責任？
   這問題在兩極的結構較不明顯，但在多極的國際體系則是個重要問題。在後者，國家就有搭便車（free ride）的誘因，讓別國去對抗侵略者，而不要自己強出頭來承擔制衡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推卸責任（buckpassing）就成為很有吸引力的選項。所以，守勢現實主義誇大了製衡的效率，在推卸責任的誘惑下，權力平衡的機制不見得立即有效
2. 守勢現實主義的「征服不划算」主張，缺乏經驗證據
   對外擴張有時划算，有時不划算，端看決策者的戰略與外交技巧，並不是如守勢現實主義所言，擴張是自取滅亡的行為。守勢現實主義常把軍事失敗與非理性行為等同視之，這種混淆忽略了實際的決策過程，犯了事後諸葛亮的毛病
2. 區分攻擊性與防禦性武器是相當困難的工作，這困難連攻守理論的提倡者也承認。Jervis在提出該理論時曾說「既簡單又不模稜兩可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許多的個案中無法下判斷」。攻擊性的武器可以作防衛用途，反之亦然，端看如何使用。他又說「武器到底是攻擊性或防禦性經常視特定情況而定──例如，地理環境和武器是如何被使用的」
   攻守平衡的測量都得依賴「作者自行評估」，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如果在實踐層面，我們無法區分攻擊性和防禦性武器的話，攻守理論可能只好豎之象牙塔內了
3. 守勢現實主義過於依賴認知的作用，甚至給予認知比權力更大的解釋力。當一項該理論無法解釋的個案出現時，守勢現實主義可以很方便地用認知錯誤來解釋掉這些現象。這樣產生了兩個問題：
1. 守勢現實主義變成無法證明為假(non-falsifiable)的理論，遇到反例則訴諸認知錯誤
2. 現實主義的中心概念──權力─ ─不復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認知，權力只扮演次級的角色。如此，現實主義的簡約性（parsimony）和連貫性將受到衝擊，現實主義不再是以權力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理論
6. 結論
   傳統上，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結構是霍布斯式的（Hobbesian），各國相互競爭，自力救濟。在這種體系內衝突頻繁，爾虞我詐，為了自保，國家必須累積權力。守勢現實主義修正這種悲觀看法，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侵略者會受到其它國家的製衡，最後遭致失敗。國家應致力維持現狀，追求過多的權力不見得是好事。由於意圖不確定是安全困境產生的原因，守勢現實主義希望藉由攻守理論來解開此一難題，主張如果防禦和攻擊可以區分開來，而且防禦佔優勢的話，安全困境將可解開。國家可藉由購置防禦性武器，限制攻擊性武器，甚至自我約束，來傳遞和平的良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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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對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加以闡述，並提出批判。文章將先討論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與主張，指出安全困境和國家意圖在守勢現實主義論述的中心地位。進而論述守勢現實主義的兩個主要論點：良性的國際結構和攻守理論。最後再針對這兩個論點以及認知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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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守勢現實主義簡易的入門

來源：https://www.2002n.com/paper/politics/005/5377.html?fbclid=IwAR2VuLa09UvhzEULxJwyWrIoMZDt7dqVZTFuc3XmdhSX5Sf_u86wpEok2ZU

〈以國際關係理論解讀中共十七大： 有關台灣的觀點與回應〉初國華

1. 前言
   本文擬從國際關係大理論 （grand theory）：現實主義（realism） 、 新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角度去理解與詮釋中共的「十七大」。
2. 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論述
   本文假定（assumption）中共對台的政策、策略、措施或思維模式， 就國際關係（國關）理論的觀點，是從早期高壓威嚇的現實主義（如血 洗台灣、解放台灣），過渡到交流合作的新自由主義（如倡議三通四流 等等），發展至近來爭取認同與回歸的建構主義（如爭取台灣民心、惠 台十大措施或台商的國民待遇等等）
1.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擬採「文件意義歸類」並與國關理論結合的方式進行研究與探討，其特點有：
1. 廣度性涵括：
   本文研究對象是中共十七大的對台論述之部份，雖說對台論述佔該報告 的篇幅不大，但仍有其廣泛性的對台論述意涵，本文擬逐一指明與探 究
2. 深度性簡潔：
   論文的廣度與深度是具有相互的制約性與替代性， 為求十七大對台之部的整體觀察，本文實無法針對某論點作深入探討， 而希望達到拋磚引玉的創新效果
3. 理論需求性：
   國關理論在中國大陸的興起較晚，是以從國關理論檢視中共的對台政策或論述，不論對 中共或台灣而言，都較可能形成理論的創新性與前衛性（edge）
2. 擬研究中共十七大的國關理論論述：
1. 現實主義：
   主要由 Hans Morgenthau, Reinhold Niebuhr 和 Herbert Butterfield 所提出。其基礎源自主流的政治思想而帶有霍布斯（Hobbes） 觀點，而認為國際關係的本質是戰爭狀態的預期（prediction）也是權力 與和平的追求。因此，國際系統的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本質需要注意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世界政治是高度政治性的（high politics）。現實主義主張軍事能力與安全議題是國際關係的主要面向。
2. 新自由主義或自由制度主義：
   以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為 代表，他們是轉型論（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的倡議者，他們指出 現實主義無法詮釋或關注現時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與現象
1. 他們贊同國際互依的三個主要特徵：
1. 國際社會被多元的溝通管道所聯繫，包括國與國之間（interstate）、跨政府間（transgovernmental）以及跨民族 （transnational）間。事實上，現實主義的架構主要聚焦於跨國關係 （interstate relation）而忽略跨政府與跨民族角色對國內與跨國關係的影 響
2. 有關議題的層級性，現實主義假設軍事安全最重要是不正確的， 愈來愈多的對外政策議題使議題的性質趨於模糊化，並混雜運用不同的 政策工具，這使傳統上軍事安全位居議題層級的最高性受到動搖與挑 戰
3. 在當今的互依年代，軍事力量變的較不重要。現實主義主張軍 事力量最重要，但 Keohane and Nye 指出，軍事力量是高成本的且與廣 泛的議題領域可能較無相關性。在互依的世界中，國家目標與權力分配 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議題領域而變化。當議題不再有明顯的層級性，則議 題設定（agenda setting）與控制就變的愈來愈重要。塑造議題的能力變 成國家權力再生的一部份，且跨民族與跨政府間的密切交流關係，逐漸 模糊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分際或範疇。
2. 在國際合作中，新自由主義在國際合作的辯論中，贊成絕對利得 （absolute gains）而反對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相對利得指相對於其 他國家的國際地位與力量的彼此對比。絕對利得是本國通過與其他國家 的合作，本國與過去的相比，究竟增進了多少。
3. 新自由制度主義並指出，在無政府（anarchy）的國際政治環境中， 確保國家合作的動機與保證是制度（institution）的居中運作，這可使雙 方或多邊降低「交易成本」並增進可預期性與計算性，於是在制度脈絡 中使國家間逐漸增加互信而導致實質利益
3. 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強調世界的社會本體和國際體系的文化屬性。 強調文化、規範、認同、實踐、主體間性等等社會因素在國際關係的作 用與功能。建構主義的基本概念是國際政治的文化性、國際規範、國際 認同。
   其主要建構者 Alexander Wendt 表示，對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 度主義所接受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m）不表茍同，並認為理念主義 （ideaism）才是理解國際體系的重要方法。建構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的 結構不只是物質的結構，更主要是觀念的結構
   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認爲，國際體系既是物質結構又是文化 結構，但後者更具決定性與主導性。不同文化結構構成不同的國際體 系，國際體系存在三種模式即：
   以「人人爲戰、弱肉強食」的「霍布斯 式」國際體系、以主權制度相互尊重和武力手段有限性的「洛克式」國 際體系，及不以武力爲解決手段並奉行集體安全的「康德式」國際體系。 基本上，國家行為體間及行為體與體系間的互動過程，分別存在霍布斯 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
   當國際成員能採取較顧及他人與和平共處 的政策，則霍布斯文化將逐漸淡化而代之以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
   
   認同（identity）概念是建構主義的核心，在中文裡 它至少有三方面意思：身份認同、特性認同、認同的同一性。建構主 義把身份認同作爲理解國家行爲的重要概念。國家身份(state identity) 或認同是在國家互動過程所建構與形成的。從國際角度而言，國家身份 可分爲三種：敵人、對手和朋友。不同的角色會賦予國家予不同的利益 觀，而不同利益將規約或模塑國家的行爲。建構主義以為，國際社會在 缺少權威的前提下，法律制度、經濟依存、科技進步以及國際學習與制 度化，可改變原有的國家利益觀。世界不是給定的（given）而是被創 造的，也因此可被重新改造與再建構。畢竟，國家不只是國際社會的構 成者，也是理念與行為的創造者。
   建構主義認為，國家角色和身份認同 不是既定與「外生的」，而是在互動的實踐過程，由社會結構或國際結 構所型塑形成的。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而不是一方單向性的決 定另一方
3. 中共十七大的對台論述
1. 中共十七大綜述
   歷來中共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其主要任務有三：一是通過中央 委員會政治報告；二是根據新路線修改黨的組織章程；三是組建新一屆 中央領導班子
1. 十七大有三大核心議程：
   二○○七年十月，中共十七大，胡錦濤代表黨中央進行 政治報告
1. 一是審議與討論胡錦濤的 政治報告，這不僅為過去五年的「胡溫」施政定論，也為中共未來五年 乃至更長時期的路線確定方針或作調整
2. 二是修改中共黨章，將中共領 導層的新理論、新主張、新路線、新方針等載入，作為中共的新指導
3. 三是更換人事，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十七大會後旋即召開中共「十七 屆一中全會」，選出集體領導的中央政治局和最高領導層的政治局常 委。
2. 十七大的對台意圖與政策氛圍
   中共十七大對台政策部份，主要以胡錦濤在二○○五年三月提出的 「四點意見」為基礎，並體現「軟中帶硬」的政策風格。依十七大報 告所述，「胡四點」與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和「江八點」 並列，顯示胡四點已成為指導中共對台政策的綱領
1. 胡錦濤的報告可分三部份：
   （一） 正面的：達成和平協議、建構和平發展框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等等； （二）負面的：包括反對台獨分裂活動以及提拔對台事務的軍事將領
   （三）未知部份：達成和平協定的細節和步驟
2. 軟的更軟
   胡不僅在報告中未提對台武力或威嚇的慣用語，還五次提到兩岸的和平 發展。胡的報告以「和平統一、和平發展、和平協定」等三個「和平概 念」貫穿報告主軸，沒有提到「使用武力」威脅台灣
   首次提議「兩岸和平協定」， 將「和平發展」擺在對台工作首位，這將有利於緩解兩岸緊張與對峙
3. 硬的沒有更硬
   主要是因為報告內容沒有再提及「反分裂國家法」，也未觸及「入聯公投」或「法理台獨」等敏感問題
4. 暗藏後手
1. 在協商結束敵對狀態與達成和平協 議則加上「一中前提」，這是二○○五年「國共論壇」，中台雙方達成共識時所沒有的前提與條件
2. 將台灣領土與前途的決定權，擴大到由 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這顯然為二○○八年台灣的「入聯公投」或「返 聯公投」設下「安全瓣」或「防火牆」，以避免公投結果若發生意外而 導致擦槍走火的可能。
3. 中共十七大的國關理論解讀
1. 和平概念與協談論
   胡錦濤所提和平協議是要 體現，所謂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況，其目的在凸顯特定歷史階 段的權力分佈，這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所呈現中國政治大小 格局的歷史事實，此和平協議即在「法典化」這事實，即通過法律概念 或協議形式以呈現先前戰爭的贏家與輸家。
   十七大的和平概念若相較於現實主義的強制性與「人性本惡論」， 則「和平概念與協談論」更多傾向於合作色彩的自由主義，及以理念和 非強制力為特色的建構主義。建構主義的國際和平理論主張，和平來自 國際社會各主體間的互信和集體認同。它認爲國際社會中，國家間互動 最終能形成多元的安全共同體，這些國際共同體可對「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和安全政治提出解決方案並産生影響。在共同體 內，各成員國培育和平性情，産生不以戰爭手段解決彼此爭端的互信， 從而造就國際秩序且締建和平變遷的穩固預期，這景象（image）是十 七大政治報告對台之部所欲呈現的願景（vision）
2. 命運共同體與惠台論
   十七大報告提出「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 強調繼續實施與充實惠及廣大台灣同胞的政策措施，依法保護台灣同胞 在中國大陸的正當權益，加強經濟文化交流，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 運共同體等論述。事實上，報告中對兩岸人民作出「血脈相連的命運 共同體」之說，大陸朝野都很重視此說法，「兩岸命運共同體」可說是 「一中原則」的另類表現，也是作為「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 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之現狀描述的註解。報告中強調「兩 岸同胞要加強交流，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
   建構主義把身份與認同，當作是理解國家行爲的重要概 念。建構主義的命題是：身份認同→決定利益→決定行為。是以，「命 運共同體」之說把兩岸間的集體身份與認同作強力結合，這是把集體身 份綁成命運共同的認同客體。因此，在身份認同、決定利益與行為的連 鎖（chain）下，這是有利於建構和平的兩岸互動架構的，從而在本質上 拆解兩岸的戰爭「引信」或潛在衝突性
3. 用武隱誨與反獨論
   中共十六大強調「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十七大則隻字未提「用武」論述。學者楊開煌指出，外界不會認為中共 不提武力之說的「和平反獨」就是放棄武力，而應視為對武力運用改採 「備而不說」策略，否則中共就違背「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然而，是 否是「實而虛之」的奇正之術，恐怕也不盡然。因為，如今中共在反制 台獨層面上，已有更多自信與實力。同時，中國現階段的國家發展仍需 和平的周邊環境與國際氛圍（condition），所以任何用武之事都會慎之 又慎。雖然，十七大報告未出現「對台用武」等字眼，但仍出現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用詞，這都間接表達「和戰兩手」策略的政策基 調。
4. 一個中國論述豐富化
1. 一九 九三年「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一中定義」即所謂「一中舊 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
2. 一九九五年「江八點」，北京修正上 述定義的第三部份稱「一中」是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3. 一九九九年， 汪道涵提出更加彈性的說法：一個中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 民國，而是台海兩岸人民未來締造統一的中國
4. 迄陳水扁上台，北京再修正「一中定義」的第二部份成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裂
   此即錢其琛於二○○二年 七月提出的「一中新三句」，這已非常接近台灣「國統會」在一九九二 年所界定的「一中」內涵，可見北京希望以更寬鬆的定義來換取台北的 認同與合作
5. 十七大的「一中論述豐富 化」，也為兩岸合作的新自由主義奠定基礎。新自由主義的內涵最是符 合當前中共「和平與發展」的國家戰略規劃，也應符合大多數的台灣人 民需求與認同。新自由主義堅信，共同利益和非強制性談判會成爲國際 生活的重要內容。新自由主義者一向反對「零和博弈」，它認為這將只 會導致戰爭與災難。它強調相互受益和爭取雙贏，這可帶來國際合作和 相互依存。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爲合作是普遍的，它強調國際制度是體系 結構的重要部分。正是因為國際制度的存在使國際合作或區域繁榮成爲 可能，這也可視為兩岸簽訂和平協定或其他和平互動架構的制度性理論 基礎。
4. 台灣的立場與軟權力主張
   在權力政治的國際環 境以及「霸權國」所型塑與主導的國際政經結構，弱小國只有調整自身 的立國精神與態度，方有可能生存並發展於世，才不為國際政治或現實 權力所沒身。是以，台灣應加強「軟式權力」外交，以軟式權力外交 因應中國大陸的對台策略，軟式權力可以是包括科技、人權、民主、和 平、非政府組織、環保、動物保育、人本安全、打擊犯罪和毒品、消除 貧窮、社會關懷、市民社會、社區發展等等，藉此迎戰中共
5. 結論
   自一九七八年，台灣開放探親後，兩岸互動被認為 是「政冷經熱」格局，兩岸的政治關係就如新自由主義學者 Keohane 所 說是政治市場的失靈（political market failure），這概念指出制度的功能 在於提供資訊、減少誤判、降低互動成本、增加承諾可信度、提升決策 透明度、創造協調焦點、提供爭端解決場所等等，從而在公權力互動中， 增加彼此的可信度與減少不確定性，以促成合作與互惠機制的制度化。 此次十七大的兩岸和平架構提議是兩岸關係制度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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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關理論來詮釋中共對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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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用國關來理解對台政策，似乎有點淺，況且我對國關的理解是長時間兩國權力變動的詮釋，而不是單國對外單一政策的詮釋，至少也要加上台灣如何回應中國的對台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