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戰略轉向與臺海局勢的變遷： 2012-2018〉陳世民

1. 前言
2. 習近平對臺灣的衝擊─從「韜光養晦」邁向「有 所作為」
1. 軍事改革
1. 強化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權限，以及 強化習近平對軍隊的領導權
2. 根據「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 種主建」（中央軍事委員會全面管理，戰區主要負責作戰，軍種主要 負責建設）的戰略格局，構建精簡、合理的新指揮命令體系
3. 部分糾正作為解放軍傳統的陸軍中心主義。將作戰指揮體系（軍令） 與領導管理體系（軍政）分離，構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使作戰 指揮職能和建設管理職能相對分離，把聯合作戰指揮的重心放在戰 區，強化聯合作戰體制。通過精簡指揮命令體系，使解放軍能夠以中 央軍事委員會為中心，加強聯合作戰能力和緊急應變能力
3. 兩岸軍力失衡的惡化及美國對臺安全承諾可信度的可能影響
1. 中國對臺之軍事戰略可能已逐漸放棄過去尋求武力登 陸臺灣並加以占領的方式，改而重視脅迫性戰略(coercion)，亦即強調 迫使臺北早日投降而不須登陸的作戰方式。此一戰略成功的關鍵，在 於中國須有足夠的「不對稱作戰」能力，以遲滯美國的干預，使之來 不及在臺北投降前介入臺海衝突。
   此一可能戰略有兩個面向，一是針對臺灣，一是針對美國。就對 臺方面，中國可能在戰事開打階段，以先發制人、奇襲、欺敵和震攝 效果，迫使臺灣盡早放棄抵抗。另一重要面向，乃 在如何遲滯美國的干預，使美國來不及在臺北投降之前介入臺海衝 突。北京可能會就對臺使用武力一事發起宣傳攻勢，並製造出一種國 際氣氛，以求將之視為是國內內政事務的衝突事件，來阻止國際的中介或干涉。倘若仍無法阻止美國的干預，則中國可能採取「不對稱戰 略」，以反制美軍的科技優勢及遲滯美國的干預，尤其是擊敗美國的 航空母艦。
4. 北韓核危機之發展對臺灣安全環境的衝擊
1. 北韓完全棄核與「東北亞安全機制」的可能出現
   北韓核武擴散危機能否順利化解，對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及 戰略均勢，均將造成重大衝擊。尤其是六方會談一旦成功，臺灣在北 京反對下可能難以加入，可能出現一個臺灣難以參加的東北亞多邊安 全機制。可能使我國之安全利益在此機制中被其他大國左右，而被邊 緣化。面對此一目前仍快速變化中的東亞安全局勢，臺灣應妥善因 應，以避免安全利益被邊緣化
2. 北韓棄核失敗與朝鮮半島局勢的再次緊張
3. 默許北韓擁核下的東亞新局─東北亞核武擴散與臺灣 
5. 日本邁向「國家正常化」對東亞及臺海的衝擊
1. 2003年6月6日
   北韓核危機開始之後半年，日本參議院於2003年6月6日通過「有 事三法案」：《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 《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
2. 2004 年 11 月
   執政黨自民黨提出《憲法 修正草案》，除了留下現行憲法第九條中的第一項「放棄戰爭」， 「保持行使個別自衛權、集團自衛權所需的最低限度軍事力量」之 外，主張全面修憲其他內容，並表示要設置「自衛軍」，也主張自衛 隊可以參加包括行使武力的「國際貢獻」活動。
3. 2007 年
   日本進一步將 「防衛廳」更改為一級部級單位「防衛省」。 
4. 2014年4月1日
   日本內閣通過新的武器出口原則， 即「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這是自 1967 年以來日本首次全面重修 禁止武器及相關技術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希望通過放寬武器 出口，來強化與盟國的安保合作關係，並促進國內軍工業發展
5. 2015 年 4 月
   美日宣 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寫入了「任何情況下兩國都將合作」的內容，擴大了日 本軍事力量的覆蓋範圍，一旦第三國發動攻擊，日本自衛隊可以在全 球範圍同美軍合作。新指針並擴大日本自衛隊在導彈防禦體系、海上 掃雷和艦船檢查中的作用。該方針也首次表明兩國的「島嶼防禦」合 作方案。如果中國攻擊或占領了釣魚臺，日本展開進攻或奪回作戰 時，美國將為日本提供援助，甚至可以與日本一起加入戰鬥。並在一些諸如網絡安全和太空等新領域都給予了日本新的角色 
6.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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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周遭的三大變化，中日北韓的動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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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結構失衡對中國國有企業債務飆漲之影響〉曹海濤、陳念東

1. 前言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藉由闡釋宏觀結構、制度安排與企業負債之 間的聯結，發掘導致中國大陸近年企業債務飆漲的機制。本研究指 出，中國大陸高儲蓄低消費的宏觀經濟結構，產生源源不絕的儲蓄， 這些儲蓄最終表現為投資和經常帳餘額 (balance of current account) 不斷增加。當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使中國大陸出口大幅下滑後，投資 須大幅增加以吸收持續增加之儲蓄，在政府大規模財政刺激計畫共同 作用下，可貸資金數量不斷攀升。同時，中國大陸的企業融資主要依 賴銀行信貸這單一管道，而金融體制的發展又滯後於經濟轉型和產業 升級進程，在政府隱性擔保和企業軟預算約束的傳統制度安排下，大 部分銀行信貸資金最終流入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以及與地 方政府關係密切的房地產公司等，從而造成企業債務激增
2. 文獻回顧
1. 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結構和潛在風險
   有學者認為金融海嘯後大規模信貸膨脹造成了中國大陸企業債務 的飆漲。作者總結了企業債務狀況和信貸指標，指出中國大陸有爆發 重大債務和金融風險的可能；因此，中國政府須制訂全面、積極的解 決方案，縱使改革有損短期經濟成長；政策方案包括高層決策、債務 識別和分類、認列損失和財務重組、負擔分享、企業重組、硬化預算 約束等。在企業債務飆漲的原因上，他們認為是金融海嘯後政府「四 萬億」人民幣財政刺激計畫引起的信貸膨脹，加上國有企業經營無效 率和軟預算約束，導致企業債務迅速攀升。還有學者討論了中國大陸 非金融企業於金融危機後的債務結構和潛在問題（特別是企業償債能 力），指出雖然債務成長因政府努力「去槓桿」及強化監管而有所放 緩，但解決債務高懸問題還需要在企業治理、金融部門、財政體制等 制度面的全面改革
2. 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飆漲的原因
   有文獻透過討論企業債務占 GDP 比率的動態路徑，指出中國大陸 企業債務飆漲原因是資本產出比上升和企業盈利能力下降。防範發生 企業債務危機的重點是提高資本使用率和企業利潤率，降低企業對債 務融資的依賴。
   另有文獻則認為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經濟權力，操 作信貸資源流向國有企業，是企業債務擴張的主要原因，降低企業債 務槓桿的關鍵是限制地方政府的經濟權力。
   不同於現存實證文獻用微觀資料的分析，有學者試圖在宏觀層面 探討中國大陸企業債務的問題。他們的實證分析指出非金融企業債務 與貨幣供給量正向變動，與經濟成長率、融資成本、直接融資比重、 房地產價格、通貨膨脹率等因素負向變動。
   前述文獻重在討論企業債務變化趨勢和特徵、債務問題的嚴重 性、政策解決方案等，對於中國大陸企業債務高漲的深層原因著墨不 多。
3.  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大陸非金融企業債務簡述
1. 非金融部門債務占 GDP 比重
1. 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率由 2008 年的 94%一路攀升至 2019 年的 150%，2016 年第一季一度達到創記錄的 162%。同一時期，其他 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債務率變化是：新興市場國家 37%→46%、美國 72%→71%、歐盟國家 96%→110%、韓國 95%→97%、日本 105%→96%。顯然，中國大陸企業債務的變化，不僅是增速快，且負 債率高。除少許小型經濟體如香港特別行政區、盧森堡的高企業債務 率外，目前中國大陸的企業債務率居全球之最
2. 金 融海嘯後，中國大陸的非金融債務迅速累積，債務率從2008年的139% 上升到 2019 年的 259%，接近已開發國家 274.5%的平均水準（2019 年 第 4 季）。相對照，新興市場國家平均的總債務率僅由 2008 年的 97% 上升到 2019 年的 123%。由於債務激增，中國大陸的債務率在全球主 要經濟體中，僅次於日本、法國、英國，位列第四。 
2. 非金融企業、政府和家戶部門債務占 GDP 之比重
   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率增幅最高，由2006年的105% 攀升到 2019 年的 150%。同期，一般政府部門的債務率由 26%增加到 54%，家庭部門的債務率由 11%上升至 55%。雖然家庭部門債務率增 速也較快，但基本上與同等收入國家的水準相似，且遠低於發達國家 的家庭債務水準。所以，從規模、速度及潛在影響上，非金融企業債 務左右了中國大陸近年的債務變化
   伴隨著債務攀升，中國大陸企業的收益負債比(ratio of liabilities to earnings, RLE)持續上揚，而利息覆蓋率(interest coverage ratio, ICR)不 斷下滑。這種情形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增加，資產品質惡化。 
4.  宏觀經濟和融資結構、政企關係與企業債務飆漲
   
   
   
   
1. 宏觀結構失衡：儲蓄過剩與消費偏低
   宏觀經濟均衡是指經濟體的總需求與總供給達到均衡的狀態。中 國大陸的經濟失衡屬於結構性失衡，主要因其需求結構中的高儲蓄、 高投資、而消費需求相對不足。這一失衡的宏觀經濟結構，產生源源 不絕的儲蓄，這些儲蓄最終表現為高投資，而儲蓄與投資之間出現的 巨幅差額，對應的是對外失衡，即經常帳餘額的不斷增加
   在資本帳未開放的情況 下，中國大陸的過剩儲蓄主要表現為淨出口的不斷增加，即經常帳餘 額的持久擴張
1. 高儲蓄低消費的宏觀經濟結構產生源源不絕的儲蓄。
   儲蓄轉 化的管道有二：投資和淨出口。當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使中國大陸出 口大幅下滑後，投資須大幅增加才能吸收過剩儲蓄。加上政府為應對經濟下滑而推出的「四萬億」人民幣（以 2008 年匯率約為 5,860 億美 元）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畫，導致可貸資金量劇增。
2. 單一的融資結構和滯後的金融體制
   中國大陸金融體系的主要特徵，就是龐大的國有銀行主導了金融 市場，以及國有銀行在資金配置上缺乏效率。在此體系內，企業融資 管道單一，主要依靠銀行信貸。亦即，債權型融資主導了社會融資。
1. 中國大陸金融體系的最主要結構性矛盾：直接金融 與間接金融之間的結構矛盾。此外，在銀行主導資金配置的間接金融 內部，亦存在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民營中小企業與國有大銀 行支配信貸配置之間的矛盾和產業轉型升級與金融服務之間的矛盾。其中呈現的主要問題，就是民營中小企業與國有企業在貸款獲得上的顯著差別。
2. 國有大銀行為防止企業交易風險，貸款契約會嚴格要求抵 押品和違約清算，而中小企業數量多且分散，缺乏固定資產和抵押 品。所以，大銀行更樂意服務大企業。因為同樣一筆交易，對銀行來 說大企業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更低
3. 新經濟型態下的許多技術型中小企業屬於輕資產、人力資 本密集型企業，缺乏土地或固定資產等抵押物。這一特點與傳統商銀 的嚴格要求抵押品、不容許出錯的穩健保守政策衝突
3. 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關係
   如果說金融 海嘯前中國大陸改革與發展是一種轉型(transition)的話，之後的中國大 陸進入了調整(adaptation)階段。而調整階段的國企改革，被認為是 一種停滯甚至倒退。在此階段，國有商業銀行支配了企業融資，透 過「政府－銀行」和「政府－企業」之間的制度安排，銀行信貸資 金大部分流入國有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與地方政府有密切關 係的房地產公司等，造成企業債務激增。這種政企關係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方面
1. 政府對企業的隱性擔保
   地方政府把國有土地或地方公用事業注入國有企業以提高 企業的資產實力，企業再利用這些資產向銀行抵押獲得更多貸款。這 種企業以地方投融資平臺公司為主，其負債率近年也不斷增加。例 如，地方投融資平臺債務率由 2014 年的 20%增加到 2016 年的 28%
2. 政府對銀行的干預和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
   地方政府（官員）對銀行的干預主要表現為對地方銀行——城市商 業銀行的干預。各種形式的干預使地方國企獲得更多的中長期貸款， 且銀行信貸多流向產能過剩產業如房地產業、建築業等；而這種貸款 呈現高貸款集中度、關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的特徵。政府的融資優惠 政策和隱性擔保平均提高了國有企業 2-3 個等級的信用評級，以及降低 0.5 個百分點的借貸成本。
   同時，出於政治穩定的考慮，中央或地方政府不僅支援國有企 業，而且支援有策略性或社會性意義的重要大型民營企業。即使這些 企業長期虧損、效率低下，仍能不斷獲得信貸資源。例如許多資不抵 債缺乏競爭力的「僵屍企業」的長期存在，就是依賴國有銀行的不斷 輸血而存續；而大量「僵屍企業」的存續，正是國有企業債務率不斷 攀升重要原因
4. 國有企業債務飆漲
   2008 年第四季全球金融危機暴發後，中共中央旋即推出「四萬 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畫。「四萬億」計畫中的大部分資金（約2.82 萬億）須由地方籌措。為便利地方政府投資，中央放鬆了對地方政府 融資和借貸的約束。不到一年時間，各類地方政府投資平臺由之前的 不足千家暴增到 2009 年的 8,221 家，平均每一個縣至少兩家。中央 對融資和債務管制放鬆的一個主要結果，就是企業信貸膨脹。隨著信 貸飆漲，地方債務亦同步暴增。地方政府債務率（即債務／ GDP）由 2008 年的 10%快速增加為 2009 年的 17.2%
5. 企業債務飆漲與地方政府行為動機 
    流論點認為，是政治動機（根據 GDP 指標進行的升遷競爭）促使地方 政府（官員）積極籌措資金、投資產業、發展地方經濟。根據這一理 論，企業債務飆升就與官員為升遷競爭，在扭曲的體制下積極發展工 業企業而產生的產能過剩有密切關係
   地方政府競相投資結果，就是產能過剩加劇，而市場環境和政策 環境的改變，進一步導致產能過剩部門中的眾多企業債務率攀升和債 務風險增加
   
   根據財政誘因理論，分稅制改革前地方政府投資於加工製造業而 不投資其他產業，是因為在當時的稅制環境下，電視機、冰箱、洗衣 機、香菸、啤酒等商品的「產品稅」(product tax)稅率和實際利潤率最 高。地方政府為追求財政收益，更看重稅 收和利潤的總和結果，那些實際利潤率高且進入門檻低的產業，便成 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投資對象。分稅制改革和中央嚴格規範預算外收入之後，地方政府財政壓力 日增，對增值稅 (value-added tax) 等正規稅源更加依賴。
   進入 21 世紀後，產能過剩產業主要集中在各種製造業，主要 包括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與房地產發展密切相關的鋼鐵、水泥、電 解鋁、平板玻璃等。箇中原因，在於稅制、政策環境與市場條件不 同，為了使稅收最大化，地方政府選擇進入（或干預）的產品和產業 也會不同
6. 結論
   目前中共中央大致從兩方面解決非金融企業債務問題。首先，藉 由「供給側改革」以強力行政措施「去槓桿」，切斷銀行、地方政府 融資平臺和企業之間的資金鏈；雖然行政手段可以降低企業的信貸膨 脹，但「一刀切」的行政禁令，也使許多有效率的企業面臨信貸短缺 困境；其次，中共中央也推出「國企混改」(mixed-ownership reform) 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方向；這一方案希冀引民間資本入國有企業，提升國有企業的營運效率，後續效果如何，值得吾人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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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國企業債務高漲的結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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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讀日本安倍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超越「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松田康博

1. 前言
   本文首先對中國專家學者的「右傾化論」以及「軍國主義復活 論」觀點進行歸納梳理，並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其次，對日本所面臨的安全環境 變化和政府的相應對策進行闡釋；最後，在此基礎上嘗試對中國國內常見的日本 「右傾化論」及「軍國主義復活論」中的合理以及不合理之處進行解讀
2. 「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的三種類型
   中國國內所指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大致 可分為下文所述的三種類型
1. 「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
   這種情 況下的「左」，代表的是經濟繁榮穩定、主張和平主義，對華態度友好的日本社 會。
   反之，「右」則是因經濟蕭條引發社會動盪，並伴有對外擴張的好戰傾向， 對華採取敵視態度的日本社會
   社會決定論者認為，社會形勢的變化造成了日本 的軍國主義化；而文化決定論者則傾向於認為，日本未來只能日益走向「右傾 化」和「軍國主義化」方向
2. 「政治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
   持這種觀點的 學者認為，在日本政治中，自民黨右派的政治理念已經占據主流。在此一情況下 的「左」指的是堅持現有的日本憲法，即使修憲也要維持住基本的原則，並認為 堅持對過去的軍國主義和對外侵略殖民的歷史進行深刻反省和謝罪的這一立場非 常重要。
   另一方面，「右」則是主張當前的日本憲法為美軍占領下的「強迫憲 法」，要通過修憲讓自衛隊成為「軍隊」，在憲法中寫明天皇為國家元首，並認 為應當削弱西方式的個人主義。同時，認為日本在過去戰爭和殖民中並非全然是 惡行，尤其是在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應當由國家出面舉行對戰死者的追悼儀 式。
3. 「安保政策層面的右傾化論」
   這種情況下的「左」所指的 是堅持專守防衛政策，原則上禁止武器出口和武器共同研發，並維持對集體自衛 權的限制。
   「右」則是增強進攻力量，放開武器出口和共同研發，解禁集體自衛 權並強化日美同盟。而更為極端的「右」，則指的是日本應廢除日美同盟，進行 核武裝，尋求國防自主化
3. 如何合理解釋「右傾化論」與「軍國主義復活論」
   從三方面來對中國國內常見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進行 反駁
1. 根植於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和維持現狀的意向
   從輿論調查資料可以清晰看出，「社會文化右傾化和軍國 主義化論」幾乎完全沒有說服力。與老一輩們對戰爭記憶猶新不同，如今在戰後 出生的日本人口占據絕大部分。因此，基於自身經歷的反戰主義與和平主義會隨 著時間逐漸弱化，這是一種必然趨勢。但儘管如此，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教育決 定了大多數日本國民並不熱衷戰爭，對擴充軍備也同樣持反對態度
2. 自民黨政權難以「右傾化」和「軍國主義化」的原因
1. 日本修憲的門檻極高
2. 日本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約
3. 首相難以改變歷代內閣繼承的立場
4. 政府內外存在著牽制者和挑戰者
   此外，當前(2019)的自民黨政權是自民黨與公明黨成立的聯合政權。由於聯合政權 要靠對方的合作來贏得選舉，為了維持政權穩定，對自公兩黨不能偏廢任何一 方。公明黨的支持基礎主要是佛教徒，相比自民黨而言，公民黨的安保政策更傾 向於溫和的鴿派，一定程度上牽制了自民黨採取更為激進的鷹派政策。自民黨對 法律和相關政策的變更內容也必須在公明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否則將會難以施 行。
3. 日本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決定了「軍國主義政策」難以推行
1. 財政方面限制極大
   即便修憲獲得通過，日本對外行使武力的法律門 檻下降，但日本自衛隊目前仍然是以防衛為主的裝備體系。日本自衛隊不持有彈 道飛彈、戰略轟炸機、航空母艦和核武器等裝備，明確表示「不做軍事大國」。 如果日本政府欲強化軍國主義政策，就必然要提升自衛隊進攻能力，推行全方位 的軍備擴張，但日本並不具備如此財政實力。日本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的 236% （2018 年），在七個主要發達國家中情況最為惡劣
2. 日本經濟的發展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在韓戰和越南戰爭中實現繁榮成長，有賴於這些戰爭遠離 日本本土，日本得以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為美軍提供後方補給的機會 擴大生產力。然而，由於日本經濟與世界經濟形勢密不可分，特別是 1970 年之 後，任何地方爆發戰爭都會導致石油市場和外匯市場動盪不安，這一點開始對日 本經濟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4. 日本安保政策變化的原因：日益惡化的安全環境
1. 北韓的核開發與飛彈技術的增強
   自北韓 1993 年 1 月退出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並被揭露擅自進行核技術 研發以來，日本就一直處於嚴峻的安全威脅之中。自 1950 年韓戰以來，日本就 是聯合國軍的後方安全基地。而如今北韓的核武器與彈道飛彈所帶來的威脅日益 增加。
2. 中國的崛起與對外行為的強硬化
   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伴隨著對外貿易額的加速擴大，中國開始 走向崛起。中國的崛起體現在各方面，而在安全領域的存在感和實際行動同樣不 容忽視
3. 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可信度下降
   隨著日本周邊安全環境日益惡化，日本政府開始在外交上努力確保美國在該 地區的安全承諾。雖然美國目前仍是世界頭號經濟和軍事大國，但其相對實力正 在逐步下降
5. 安倍政府的現實主義安保政策
1. 經濟政策與安保政策的相互作用
   安倍政權的目標，就是以經濟和安全兩個方面為抓手來強化日本實力。具體 為復活泡沫經濟破滅後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和放寬應對東亞地區嚴峻安全環境 的法理限制，強化自衛隊和日美同盟。安倍政權下的安保政策制定過程的一大特點，就是先通過經濟政策來維持較 高支持率，在此基礎上再行推進在民眾看來不受歡迎的安保政策
2. 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特徵
1. 安倍政府的安保政策會根據周邊環境變化，採取隨機應變的調整
   2017 年，美朝關係急劇動盪，北韓數次向日本周邊發射飛彈，使得負責海上 飛彈防禦的「神盾戰鬥系統」驅逐艦及其護衛艦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針對這一情 況，日本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配備陸上部署型飛彈攔截系統 「陸基神盾系統」的決定。無獨有偶，安倍政府也直到 2018 年 12 月才修改了 《防衛計畫大綱》。
2. 安倍政權確實在安保政策上有所強化，但事實上這一點不過是延續之 前政府的做法
   日本戰後長期將「基礎防衛力量」構想作為防衛政策的基礎，而將之修改為「機動防衛力量」構想的，正是民主黨時期出臺的《防衛計畫大綱》 。通過這一改變，日本的防衛政策不再是應對所有威脅，而是轉型為針對某些 資源的特定威脅（主要指海上和空中威脅）進行防禦
3. 最後，安倍政府雖然作出許多大膽調整，但大部分都是基於以往已經討論成 型的內容。其中包括：
1. 通過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和國家安全保障局，構建安 保方面的首相輔助體制
2. 通過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完成比《防衛計畫大 綱》更高級別的戰略籌畫
3. 通過制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解禁武器出口 及裝備合作研發
4. 部分解禁集體自衛權（「武力行使三條件」：遭受武力攻 擊、無其他適當手段時，允許日本行使必要且最小限度的武力）
5. 放寬日本自 衛隊在參與聯合國維和等活動的行動標準
6. 在 2018 年《防衛計畫大綱》中提 出構築「多次元統合防衛力量」，將防衛範圍擴展到宇宙、網路和電磁波等新領 域
7. 將「出雲號」大型護衛艦「事實航空母艦化」等
6. 結論
   本文透過重新審視中國國內的日本「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論」，並深入 分析日本政府強化安保政策的背景和方向性，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 類型的「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並無 說服力。日本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地區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日本透過在 安全上依賴美國、降低了國防開支，得以集中力量實現經濟發展。日本社會的貧 富差距很小，社會福利居於亞洲領先水準，失業率同樣很低。將一戰後的德國同 二戰後已經發展了七十年的日本作比較毫無意義。日本是一個發動戰爭遭遇巨大 失敗，在和平年代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日本社會的和平主義就是在這樣一種歷 史條件下孕育而生。因此，大多數日本國民在安保方面希望維持現狀的傾向，是 再自然不過的現象。
2. 類型的「政治層面的右傾化論和軍國主義復活論」同樣不具備 說服力。一方面，日本的首相和內閣受到法律和政治層面的多重制約，即使有懷 揣極端政治理念的政客上臺執政，其所求也必定不會實現。日本作為法治國家的 這一事實，是阻礙政府出現右傾化、復活軍國主義的最大防波堤。另一方面，日 本政府被財政和經濟狀況所牽制，進行大規模軍擴或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既不合 理、也無可能。在當今時代，貿然發動會招致財政崩盤、經濟崩潰的大規模軍擴 和軍國主義對外擴張，對於時刻面臨選舉壓力的民主國家來說，幾乎絕無可能。 同樣，民主也是阻礙政府出現右傾化、復活軍國主義的另一層防波堤
3. 「安保政策層面的右傾化論」雖具備一定說服力，但在 闡釋「軍國主義復活論」上卻難以令人信服。安倍強化安保政策的背景，主要是 為了應對日本周邊安全環境的種種變化，而非源於政治觀念上的軍國主義思想。 安倍首相則借勢而行，趁安全環境惡化之際，在原已成型的安保構想基礎上，成 功修改了日本的安保政策。針對這種情況，中日間可以通過開展防衛交流和安全 對話等有效措施，不斷增進雙方互信來改善這一局面。雙邊關係的整體改善，雙 方信賴關係的打造以及溝通對話的制度化，都會有助於避免兩國出現突發性軍事衝突。一旦這種威脅感下降，日本民眾很可能將不再支持政府改變安保政策現狀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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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安倍政府的國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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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從「安全困境」至「防衛困境」： 臺灣國防的反思與策勵〉陳偉華

1. 前言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臺灣在改善兩岸關係過程中，國家安全觀 與資源權衡配比改變，從而造成國防安全上的「防衛困境」問題
2. 「安全困境」與「防衛困境」
1. 什麼是安全困境?
   總結來說，「安全困境」其實是一種敵我雙方互動狀態的表述， 問題在於背後產生的驅動力。由以上概可歸因為「敵意」與「科技」 兩項重要因素，其具體的表現形式則是「軍備競賽」，而互動產生的 尖銳連鎖效應，適足以說明安全困境的模型。換言之，良善的正向互 動通常不易引致惡性競賽，同時也不致產生軍事科技發展上的針對 性，自然也不易連帶地將國家安全裹脅於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關係 中。
1. 赫茲(John H. Herz)
   於 1950 年《世界政 治》(World Politics)期刊發表〈理想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用 意在於解釋安全困境是行為者(Actors)對威脅的相互感受。由於競爭雙 方任一方不確定對手的意圖，為了確保本身安全，所以強化軍事力量 以求自保，從而引發另一方顧忌並擴張軍備形成的惡性循環關係
2. 傑維士(Robert Jervis)
   〈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一文中明白指出，安全困境是一國提升 安全造成另一國安全下滑的現象。
   一般所熟知的「軍備競賽」(Arms Race)一詞，即是最常使用於描述與解釋安全困境的實際情形，然而這 種安全感受，是來自對「威脅」(Threat) 的主觀價值判斷，也是一種 將競爭對象視為具有「敵意」的安全歸因，隨之產生的「行動－反 應」(Action-reaction)即是解釋軍備競賽形成安全困境的較佳模型
2. 什麼是「防衛困境」？
   布贊在其所著《人民、國家與恐懼：後冷戰時期國 際安全議題》(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一書中指出，「防衛困 境」源自國家軍事防衛(Military Defence)與國家安全之間產生的矛盾 關係。一般而言，武裝部隊的合法地位主要來自國家安全需求，因此 政治上的權宜思維(Politically Expedient)，即是簡化地將軍事實力的 強弱等同於國家安全的高低。他認為，這種化約性的思維方式，使得 「防衛」與「安全」出現兩種彼此互斥的問題。一是防衛成本妥協於 其他的安全目標之下；或者是防衛風險超越了因應威脅的防衛設計
1. 國家安全目標改變
   首先是國家安全優先目標因戰略環境改變，使得軍事投資必須節約成 本，造成軍事工具本質改變形成的困境。一般而言，過度的國防軍事 投資，易造成國家其他安全成本的降低，致使資源權衡出現妥協與偏 頗；反之，則形成國家安全目標順序的改變，軍事投資成本降低或轉 移。由此可見，反應「防衛困境」的第一個窘境應屬資源合理分配的 問題。
2. 軍事投資不符防衛設計原則
   理想上，合理的軍事成本支出，是用以滿 足與達成因應威脅的防衛設計原則，這也是最佳的國防供需關係；事 實上，國防通常立基於「威脅」想定，若是極大化，則因過度投資引 致浪費批判，也容易誘發軍備競賽；輕忽，則可能造成國防危機，進 而形成國家安全顧慮。因此，軍事投資常面臨兩難，過多或不足都將 形成防衛問題，然而在「自危」原則下的威脅假想，通常超越了實際 情形，使得防衛成本支出普遍大於防衛需求的事實
3.  「安全困境」與「防衛困境」的差異
1. 威脅來源不同 
1. 安全困境
   為了追求自身的絕對安全，於是大幅擴張軍備，從而使得另一方被迫同樣進行軍備強化工作，所形成的 「安全困境」。因此，威脅對象較為清晰明確，且置重心在對手的軍 事力量上。
2. 防衛困境
   威脅感受並非來自競爭對手的軍事 壓力，而是經過戰略環境評估與資源權衡分配之後產生的防衛問題， 所以其威脅來源是多元的，且建立在資源分配比例恰當與否的觀點 上。
2. 指涉範疇不同
1. 安全困境
   通常指的是敵對雙方互動關係形成的 問題，雖然指涉的議題包括「安全」、「威脅」、「力量」等，但範 圍多半局限於相對的「軍事」能力探討上
2. 防衛困境
   固然思考敵 對雙方互動關係形成的問題，但探討的議題較為限縮於國內層次，舉 凡「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甚至「環保」等安全 問題對防衛產生的影響都是其著力點，然其重心仍是在「資源」與 「分配」的比重問題上
3. 目標追求不同
1. 安全困境
   由於陷入「安全困境」的任一方，為了追求本身的「絕對」安 全，從而不斷地相互軍備競賽所形成的惡性循環關係，極可能在任一 方「錯覺」(Misperception)或「誤判」(Misjudgement)的情形下引發 衝突甚至戰爭。亦即是，「安全困境」的任一方，將國家安全等同於軍事安全，從而追求軍事能力的絕對領先。
2. 防衛困境
   「防衛困境」指的是「相 對」資源權衡配比與安全目標改變產生的問題，特別是當防衛投資與 威脅呈現不成比例的差異關係時，困境從而產生
4. 手段方法不同
1. 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係以「軍事力量」為憑藉，透過不斷 與對手軍備較量取得領先地位，以提升國家生存能力
2. 防衛困境
   以「資源」為考量，在眾多安全因素之間，釐清何者為國家安全目 標的優先順序
3. 臺灣的「安全困境」與「防衛困境」
1. 臺灣的「安全困境」
1. 敵意歸因
   較明顯的「安全困境」敵意歸因轉變，是在 2008 年馬英 九就職總統後的一連串對中國大陸開放措施，包括「兩岸直航」、 「開放大陸觀光客來臺」、「江陳會」、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等，加 上國防上強調「固若磐石」的「國土防衛」，使得雙方明確的敵意關 係轉為和緩。易言之，當臺灣不再以「敵意」為主要考慮因素時，可 能連帶地影響到國家安全目標的優先順序
2. 科技歸因
   兩岸分離初期，雙方敵意強烈從而形成臺灣在權衡 資源順序上，呈現相當大幅度的防衛成本支出，再加上美國因戰略安 全與意識形態需求建立的對臺軍售，造成兩岸某種程度的軍備競賽， 從而形成國家安全困境。近年來這種敵意關係下的「安全困境」，在 兩岸關係和緩後逐漸弱化，復因馬政府強調「固若磐石」的國土防衛 設計，主張不發展長射程飛彈與不攻擊非軍事目標前提下，使臺灣的 國家安全不再受敵意與軍備競賽所挾持。然而值得反思地是，臺灣主 觀的作為造成安全困境降低，固然連帶地緩和了中國的政治敵意，卻 未全然地反應在日益現代化並提升「科技」能力的解放軍，從而使得 臺灣面臨了另一個困境
2. 臺灣的「防衛困境」
1. 國家安全目標轉變後形成的問題
1. 國防資源限縮
   敵意歸因弱化後，臺灣思考國家安全優先順序時，隨即從國防調 整到其他攸關民生經濟安全問題為先。2008 年馬政府上臺後的一連串 對中國大陸開放之措施，顯而易見地是置國家安全於經濟優先，其中 又以簽訂ECFA最具代表性。國防資源限縮與戰略目標調整成為趨勢。 這種從「威脅導向」移向無針對性的防衛建構，反應在「固若磐石」 的國防政策上，是具體回應國家安全環境與目標變遷的決策。問題 是，弱化國防資源合理地位，亦可能弱化國軍因應仍處於軍事對立的 中國威脅上
2. 軍事戰略失焦
   當國家安全目標不是直接來 自軍事防衛時，國防政策與軍事目標就不容易定向。影響所及，舉凡 軍隊的組織編制、兵力整建配置、戰略戰術準則訂定、部隊訓練標 準、武器裝備設置等，因失去敵人與資源而失焦。無疑地，這些源自 國家安全觀改變造成戰略上的不確定，形成明顯的困境
   伍曼(Stewart Woodman)因而指出，戰略環境的改變，特別是當威脅消失之後對戰略 策劃者而言，最大的挑戰莫過於如何適切預判衝突的因子與可能衝突 的對象，否則戰略的規畫與設計容易無的放矢，遭來非議
3. 難以有效保障國家核心利益
   國家的核心利益無法藉軍事防衛獲得充分保 障。必須說明地是，國家利益甚多且輕重緩急不同，此處所指的核心 利益是面臨威脅的生存問題。邏輯上，防衛安全係針對軍事威脅而 來，當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由國防移至經濟利益，或者其他諸如內部 穩定、環保、跨國疾病、反恐行動等利益時，國家安全變得廣泛而多 元，在需要更多資源的前提下軍事支出受排擠。隨後，兩項負面效應 出現
   首先，兩國之間因經濟或其他非軍事安全議題產生衝突之際， 無法以軍事力量為憑藉，達成保障國家核心利益。
   其次，因資源限縮 的狀態下，軍事力量的下滑反映在國家因應軍事威脅能力的減弱，且 軍事科技研發需求能力因失去競爭力與威脅，加上軍事科技開發的合 理性弱化，致使因應武力威脅能力相對不足
4. 社會的國防認同轉移
   理 論上，任何外在威脅程度越高的國家，人民對與生存息息相關的國防 建構，支持程度理應相對增高。事實卻是，臺灣所面對的國防安全威 脅明顯可見，然而民眾對國防的支持度與信任度顯然無法與威脅成正 比
   不難看出 臺灣一方面因期待美國必要時介入而降低自我防衛決心；另一方面，人民對兩岸關係日漸和緩，國家安全目標改變，並預期戰爭發生可能 性相對降低下，防衛需求的重要性因而遞減。以此觀察，臺灣的防衛 困境其實早已生成，而兩岸關係改善將進一步惡化民眾對國防的支持 度。
2. 軍事投資不符防衛設計問題
   無論陳水扁政府，或者馬 英九政府，「嚇阻」的國防建構始終是臺灣防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一般而言，守勢國防的嚇阻效能產生在於： 快速否定敵人攻擊 (Defense by Denial)； 直接攻擊侵略者具有高度價值的目標； 有 能力且有高度意志貫徹報復的決心
1. 兵力設計與防衛部署問題
   以威脅來源思考，超過 1,400 枚且持續增長的飛彈威脅，無疑是 臺灣國家安全與防衛安全的重要課題，於是建立反飛彈系統以因應， 是較佳的戰力設計與部署。問題是，昂貴而又龐大的反飛彈系統建構，以臺灣有限的國防預算難以支應，且無法實際部署足夠數量的反 飛彈系統，以抗拒來自中共的飛彈威脅。再者，防衛陣地部署多寡也 是問題。
2. 武器裝備獲得問題 
   長期以來，臺灣國防的先進武器裝備泰半來自美國軍售，藉此平 衡中國的軍事威脅，從而形成某種程度的國家安全困境。因此，當臺 灣以追求與中國關係和緩為國家安全目標時，立意頗善但是否影響美 國對臺軍售態度，值得爭議
   對臺灣而言，一方面因放棄發展長射程飛彈與 不反擊非軍事目標而削弱嚇阻能力；另一方面因美方為避免與中國衝 突，或政治考量而逐漸降低售臺先進武器裝備項目，都將造成軍事投 資不符防衛原則的問題。 
3. 軍事投資與防衛需求無直接關係
   當前臺灣所處的戰略環境中，由於敵 國外患威脅已弱化，且因國防無立即用兵需要，所以國家安全目標移 往經濟能力的提振，因應環境變異的能力，以及如何適時救災，是無 可厚非的決策。事實上，世界各國國防兵力用於災害搶救也屢見不 鮮，且天然災害理應視為國家安全問題之一，但在國防威脅仍存的戰 略環境下，慣性扭曲防衛設計的軍事投資，或任意移為他用，則未來 用於保衛國家生存的國防，也難期外侮來臨時發揮保障國家安全利益 的功能。 
4. 解決防衛困境芻議
1. 貫徹國防預算法制化問題
   國防預算法制化的好處不僅因完成立法程序不易更動之 外，尤其對國防建構俱備下列好處：第一，國防政策得以延續，不因 政府更迭而出現國防偏好現象；第二，戰略設計較能長遠規畫，使得 國防建軍、兵力規畫與武器籌購，都可以因國防預算的可預期性，而能循序漸進地達成遠、中、近程目標；第三，縱然置於兩岸關係的推 動來看，國防預算的法制化也不易落入與中國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 中；第四，法制化的國防預算，不致落中國軍備針對性的口實；第 五，法制化之後受國會監督，也不易流為執政者個人黨派偏好影響。 也就是說，本質上不隨對手軍備增長而相對提升國防預算，即是不陷 入安全困境的作法。
2. 兵力設計以達成「防衛」所需
   臺灣一方面仰賴美方軍售，另一方面又與中國整體軍力相 較劣勢，還須避免落中國口實而採「非挑釁性防衛」，則要建構出什 麼樣的國防與兵力結構，用於維繫臺灣的國防安全，頗為不易
   以目前「固若磐石」國防政策而言，國防武力設計置於「國土防 衛」，從而推出「嚇不了、咬不住、吞不下、打不碎」防衛戰力建構，是值得肯定的戰略設計。此一基於本身防衛設計需求的軍事投 資，既不易陷國家安全於困境中，亦未從事挑釁的武器裝備發展，並 在穩定的預算支持下，建構出所需的防衛組織與國防兵力
3. 軍事投資應符防衛設計所需
   臺灣既以「固若磐石」為國防政策，以兩岸和平為國家安全 目標，則無謂的軍事投資，尤其是不符防衛需求或過度軍事投資應避 免，例如大量設置反飛彈陣地等。因此，在防範軍事侵略的防衛前提 上，具備自力發展關鍵性武器裝備，譬如在既有基礎上發展中、短程 精準飛彈、防空火力與反艦武器等，既符防衛需求，又能節約投資成 本，且臺灣研發能力所及，應是不失合理的國防投資報酬
4. 兵力部署仍應以達成防衛為主
   「非挑釁性」自我防衛是臺灣的國防理念，然和平獲取的 先決條件並非取決於對手善意回應，而是本身穩健的防衛建構。在中 國未明確放棄軍事針對性或釋出善意之前，臺灣的防衛部署不宜輕言 劃地自限，也不該因兩岸關係敏感而處處節制。事實上，臺灣對中國 大陸已無任何軍事實質威脅，國防政策與武器發展也完全是防衛性 質，即使與美國軍事合作亦立基於自身防衛安全所需，與威脅中國大 陸無任何直接關聯。
5. 軍事互信仍屬必要
   一般咸信，建立互信機制是解決衝突的有效辦法之一，也是消除 國家安全困境中的「敵意歸因」問題的有利方案之一。儘管當前兩岸 關係已不再零和，中國政治上的敵意也已弱化，但並未顯現在軍事敵 意的改善。因此，進一步消除軍事敵意的作為，使國家安全困境中的 敵意歸因不再，則有賴漫長逐步的互信建立，但前提是具備耐心與充 分的溝通 
5. 結論
   本文反思關切地是，若臺灣防衛能力降低係因兩岸政治關係緩 和，而非實際軍事威脅降低，則對防衛者而言，潛在的風險在政治關 係由和緩再度惡化為對立之際，極可能提供軍力優勢一方採取先發制 人的攻擊，成為防衛一方災難或也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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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概念困境與防衛困境的

〈文化、認同與國家安全〉葉定國

1. 文化、認同與國際關係研究
1. 冷戰結束後的複雜國際情勢
1. 根據國際關係學者Ken Booth 的觀察，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情勢有如下的特點：冷戰結束；兩極體系 的結束；共產體系的瓦解；新權力體系的興起；歐洲版圖的轉變；非 國家角色展現新的意義；互賴體系的興起；軍事力量影響力的降低； 安全挑戰的重現；國際經濟的轉變；工業革命的加速推動；第三世界 發展的危機；環境威脅的增加。
2. 在冷戰兩極對抗的國際環境中，競爭的壓力會使得弱小的國家必須學習強大國 家的結構、政策及體系，甚至模仿大國的行為，才能維護本身的安 全。這樣的壓力使得不同國家喪失了本身的特質而出現相同的特徵。 因此儘管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系統、或是文化社會背 景，但仍會展現相同的國際行為。
   但冷戰的結束雖然使得各國外部安全威脅減緩，卻反而使過去長 期受到忽視壓抑的文化和種族問題浮上檯面，不僅使國家內部的衝突 日形嚴重，同時文化與種族問題所具有的跨國界特性，更衝擊到既存 國際體系中國家與國家的有形邊界，形成國際問題。這些問題在冷戰 時期受到兩極對抗國際結構的擠壓而暫時消失，但目前又重新出現， 成為國際安全的重大隱憂，如種族衝突、宗教衝突、文化衝突等議 題。國際秩序中文化與認同的激烈衝突，其變化之快甚至超越了地緣 政治及經濟環境等因素的改變
2. 國際關係理論解釋能力的不足
1. 以國家為中心
1. 本體論
   國家中心論的立場指的是一種本體論上不存在實質之人的國 家(no man’s 1and)；無論任何有意義的形式、時間、空間都不復存 在，疆界成了它唯一僅剩的內涵要素，是「國內」和「國外」界定的 憑據。國家是給定的存在，是國際環境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因此國家 是世界政治體系的基本單位，因此必須以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來分 析世界政治。國家中心主義把國家定義為相對於其他行為體，國家是 一個具有比較結實外殼的單元(relative hare-shelled unit)。對於傳統 的權力政治信奉者而言，國際政治便是國家間政治，是政府間的政 治。此派學者認為國家中心觀賦予軍事安全有最大的和絕對的優先 性；同時他們也認為政務執行者完全是按照權力的觀念來進行思考， 最高的準則是國家利益和偏好
1. 以國家安全的相關議題為例，國家中心論至少面臨了三方面的挑 戰：
1. 國家對於認同問題、心理安全、物質福利及環保問題的解 決上，顯現出力有未逮的情況
2. 國家在安全維護上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傳統的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便認為國家不一定是安全的維護者，反 而有可能是安全的破壞者。國家在處理安全問題過程中，往往忽略了 婦女、貧窮人口、少數民族及兒童問題，使他們成為國家處理安全問 題時的犧牲品，甚至形成國家安全上的另一種危機
3. 許多國家 以「國家安全」為無限上綱，做為壓制民眾要求改革的藉口。真正的 安全必須以人民為主體，解放人性，唯有人和團體（包含國家）不相 互剝奪對方的安全，才能達到真正的安全
2. 認識論
1. 伴隨國家中心論的本體論假設，主流國際關係理 論的認識論建構都具有以下三個特色：
1. 根據不同的行為者特性來建立不同的變數（如國家和國 家所具有的特質）
2. 建立一個架構，同時賦予處於這些架構中的行為者若干 興趣或是特質（如國際組織）
3. 假定這些行為者的行為都是可以觀察的，而這些行為和 先前所設立的變數及利益、特徵有所關聯
2. 這樣的假設具有兩大特徵，一是認定行為者所具有的理性特徵； 二是主客二元的分析基礎，行為者在決策和選擇上可以不受結構的影 響而進行理性的判斷。
   基於這樣的假設，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雖 都認知到社會事實的重要性，但由於採取了經濟學的分析方式，使得 他們大多忽略社會與文化等該被注意到的事實，或是將其邊緣化處 理
3. 學者對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認識論基礎的批判，主要集中於下列 幾點：
1. 揭示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人類社會和 政治時的不充分性(inadequacy)，Gillian Youngs便認為我們用以理解 世界的概念和理論不是與世界相分離的，研究者的理論論述與行為者 的具體實踐是相互建構的
2. 是關注知識形成和塑造的過程，同時強調國際關係研究中 有關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命題，而不全然是那些建立在理性主義 基礎之上的命題
3. 是拒絕超越歷史和社會實踐之外的所謂客觀知識的探討
4. 是注重對現實的語言的討論和建構
2. 文化、認同與安全研究
   
1. 安全研究的層次
   
2. 國家安全
   因此國家安全著重於保護下述兩項重點，一是對於國 家有形結構的保護，如領土、人民及其他物質條件；另一則是有關於 國家無形的價值的保護，如主權、文化、認同等國家內在價值。在冷 戰時期，維持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條件是軍事安全，所以國家安全被認 為就是軍事安全；但在冷戰結束之後，安全問題不僅跨越國界，甚至 更深入到經濟、社會及文化各層面
1. 相對性
   即國家安全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一個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除了考量國家 整體需求和利益之外，也要注意個體的安全的需求
2. 變動性
   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國家安全必須經常加以重新界定和建立。
3. 反射性
   受到安全發展空間的限制，使得發展中的安全主體和客體產 生分離的現象
4. 根據 McSweeny 的觀點，冷戰結 束之後的安全研究進入「社會學」研究階段，研究重心以關注人為中 心的安全概念為核心，稱之為「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其特點 是重視認知層面對安全的影響，也就是強調安全的建構，以及認同的 重要性。
   他認為安全是一種關係上的特質，是一種人為的建構(construction)，反映的是集體認同的穩定或變遷，他稱為「本體的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他把本體安全細分為三個部分，自我、自我的 社會能力，以及是否有自信去處理與他人關係的能力。在這樣廣義定 義下，不安全是指對價值觀、或是認同的威脅，因此國家安全的問題 必須處理人們對於認同的需求
5. 「文化」，指的是某個群體在特定時空背景之下所共同擁 有的價值觀、認知標準和行動準則，同時依此信念處世同時斡旋人我 關係。而在國際環境之中，文化被認為是一個顯著的標誌，用以表明行為者（國家、民族或其他團體）權威及身分的集體模式，而這些模 式經由風俗或法律所表示出來。文化既是一個評價標準（如同規範和 價值一般）；同時也是一個認知(cognitive)的標準。它定義了行為者如 何在國際環境中存在，行動及與其他的行為體互動。國際間各國的相 互認同關係產生了各國互動的文化基礎，各國之間對於安全問題思考 的基本態度，形成了國際間安全文化的氛圍
6. 認同是關係(relational)的產物，國家認同是透過類別化而區分我群 與他群間的差異而出現，因此如果沒有彼此的互動，沒有相對應的參 照團體存在，便無法產生國家認同。認同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是國家 內部認同，一是國際間各國彼此的相互認同，認同除了建構國家的主體性之外，同時建構了國際間各國之間彼此互動的文化和環境，影響 國家在國際環境中的定位，直接影響到國家對於安全議題的考量。
   所謂的國家內部認同是指一國人民對於所屬國家主體的基於文化、社會 或政經條件所建立的共同的情感，同時藉此以區分「我族」與「他 群」。一個國家如欲建構強勢的國家認同，必須仰賴於明確的國家定位和主體的建立
3. 認同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研究的影響
1. 就國內層面而言
   國家認同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主要和三個議題有關
1. 國家認同的建立，和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state)， 國家認同使一般民眾對於國家的目的，傳承和象徵視同和自己一般； 而政治意識形態則是定義了政治統治的結構，此二者的結合形塑了國 家的階層體系、社會政治秩序，及人民生活的價值。但有時國家認同 是一種被給定的過程，是一種有意識的建構，而這往往造成了國家內 部的衝突
   如果威脅是來自於國家認同，則可能會影響政治和領土的統合
2. 統治的規則，它包含了傳統權力的獲取、運作及如何 有效的控制與國家權力掌握的反抗
   如果 挑戰是來自於合法性和正當性問題，則會影響到國內秩序和政治的穩 定
3. 國內的衝突有可能是來自於 資源分配的不滿，這樣的不滿有可能存在於宗教、種族、階級之中
2. 就國際層面而言
1. 自助(self-help)的系統
   國家和國家的認同 關係是負向的，每個國家都恐懼對方，使得國際關係形成一種零和遊 戲，這種系統中，國家的重點在於發展自身的力量，同時運用這些力 量，以建立自我防衛的合作協定
2. 合作的安全系統
   國家和國 家的關係並非全然是負向的，甚至可能是正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 各國認為對方並不會對彼此造成立即的威脅，因此對於安全的考量便 比較有限及簡單；而如果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可以為彼此創造有利的 環境，國際體制的合作關係便有可能建立
3. 集團安全
   這種 關係是以深植於文化制度之中的國家利益和認同關係為基礎，此種方 式較之於合作性的安全關係更可以避免強權的彼此鬥爭。在這樣的團 體當中，由於文化和認同的關係，使得其中的國家可以在相互認同的 基礎之下，凝聚成一安全社群，各國對於彼此的安全都有助益，同時 由於政治上的衝突逐步消弭，各國也並不希望透過武力的方式來解決 彼此的問題，使得武力的使用變成一種非法的手段
4. 文化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研究的影響
1. 文化環境可能影響到行為者的行為
1. Stephen Peter Rosen
   認為國家整體的防禦和攻擊能力實際上取決於文化系絡，而並非 是軍備上的差異或是不足。社會文化上的分歧才是國家安全上的致命 傷，國家軍力會因此減損，同時暴露自己的缺點，使敵人有可趁之 機。
2. Jepperson等學者
   建議以社會學的觀點來檢視國家彼此之間及國 家和國內外環境之間的互動；他們認為，行動者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是 雙向建構的(mutually constitutive)。雖然國際環境對於國家行為有極 大的影響力，但是國家的行為也會影響到國際環境，因此要研究國家 外交政策取向與其行為模式，必須從國內環境（文化─制度）的角度 著手
2. 文化環境可能影響到行為者的部分屬性
1. Robert Jackson 及 David Strang 便認為國際社會對於一個國家合 法主權地位的認知可以增強或是減弱國家生存的能力，甚而國家屬性 也會因此而改變
2. 民主和平理論主張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擁有市場導向的經濟機制，同時與國際社會密切結合，那其與其他具有相同條件國家發 生戰爭的機會便會變小，主要是因為彼此認知到如果發生戰爭，對於 彼此的共有價值和利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傾向以合作和平的方 式來解決問題，即便開始之時存有歧見，也可透過制度性的互動協商 解決衝突，進而增進彼此的合作，並減少戰爭的可能
3. 文化環境可能會影響到所有行為者的整體存在
   文化環境可能會影響到所有行為者的整體存在 國際間共有的安全文化可以促進各國對於安全問題建立共識，這 些無形的共識可以進一步落實為有形的制度、規章或是組織，進而影 響各國的國家安全。這些制度規章包含了諸如主權規則、國際法；或 是制定若干有關於國家地位、主權狀態，及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有關 科技和政治、社會活動的共同標準。而眾多國際集體安全組織的建 立，與各國的彼此認同與文化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如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歐洲安全組織(OSCE)等。在參與這些國際性的安全組織之 時，重要的不僅是會員資格的取得，更重要的是各國必須透過對於安 全問題的共同認知，調整彼此的行為，才能使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
3. 結論
1. 建構國際間的「文化霸權」
   國際間的強權國家可以透過操弄認同關係與文化因素，透過國際 組織或機制，建構有利於本身的安全戰略，進一步鞏固其強權的地 位。所謂「文化霸權」的觀念不僅存在於國家內部，同時也存在於國 際之間。Edward Said 便認為，就某種程度而言，無論是現代或是原 始社會，都會運用非我族類的負面思考，找到集體認同。而最重要的 是人們的認同有時不僅不是自然穩定的，而且更是被建構或是創造出 來的，國家在背後大量且有系統的發展文化霸權
2. 策略的調整與轉換 
   若干國家在面對文化和認同問題衝擊時， 採行的作法是調整與轉換，意即使國家扮演更為靈活而有力的角色， 透過建構多樣的文化策略，以應付層出不窮的文化與認同問題，這可 稱之為國家的「文化戰略」。國家安全的文化戰略依賴於強而有力的國家主體，進一步據以建立國際認同，同時在國際互動中，形成有利 於國家安全保障的文化環境。其目的並不是在於掌控全球的安全態勢 和鞏固國家地位，而是在維持本身的安全
3. 國家弱化
   如果國家能力微弱，無法建構強大的內部認同，便無法在國際 環境中凸顯國家的文化特色，一旦產生這種情況，便有可能受到國際 社會的邊緣化，也就更無法透過國際間集體認同的方式，取得安全的 保障，只能形成依附性格，成為強國戰略安排下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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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習近平時代體制變遷與治理策略： 機遇與挑戰〉陳德昇

1. 前言
   本文從系統平衡與比較觀點，分析中共體制變遷與治理策略，並探討 體制失衡關係與治理策略的可能機遇和面臨挑戰，最後提出評估和展望
1. 治理 (governance)
   根據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的定義，治理乃是「各種公共及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稱。它是使相互衝突的不同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性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與典章制度，也包括由各 種人們所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體制安排」。
   再者，治理的運作特質應可羅列如下四點：
1. 治理不只是一套規則，或一種活動，並且是一個政策過程
2. 治理強調協調，而非 以支配作為基礎
3. 治理同時兼顧公私部門的相關行為者
4. 治理並非一個正式的制度， 而是指明持續互動的重要性。
   要之，治理應可視為一種新的「統治模式」或「管理型態」， 其隱含一整套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關係，尤其特別強調「跨域」（Crossing Boundaries）性質的連結、互動、交換與合作關係。
2. 理論與觀點
1. 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是研究系統的一般模式、結構和規律的學問
   系統是由部分構成整體之意。一般系統論則試圖給一個能表述各 種系統共同特徵的一般的系統定義，通常把系統定義為：由若干要素以一 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在這個定義中包括了系 統、要素、結構、功能四個概念，顯示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 環境三方面的關係。系統論認為：整體性、關聯性、等級結構性、動態平 衡性、時序性等是所有系統的共同的基本特徵
   理論上，系統內政治、經濟與社會三者互動應是平衡，且協調互動運 作關係，才有利於穩定發展。三者間應是共生、協作與互惠關係，才能維 持系統運作的持續性。基本而言，一個系統運作越趨平衡， 可望呈現較穩定狀態，但現實上國家系統階段性失衡可能是常態現象，畢 竟不同歷史階段與國家發展條件，有其差異性與特殊性，但中長期尋求 系統均衡與調適應為目標。事實上，現實政治發展並非全面平衡發展之脈絡
2. 社會主義國家社會體系不平衡運作關係
   
3. 不同類型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特色
   
3. 中共體制與結構變遷
1. 從高層政治運作比較觀點而論，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不同職能、專業 與部門基本呈現分工分管之型態，形成「弱書記、強常委」之權力型態。 然而，在 19 大雖未實行主席制，但其運作則是「強書記、弱常委」的格 局，形成不是主席制的主席制。此外，習近平集中權力尚表 現其除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之外，另亦身兼多個跨部門小組組長。這些小組不僅涉及具實權且敏感的議題，且須透過跨部會協作， 方能落實執行力，顯示中共權力體系運作集中化之趨勢。
2. 鄧、江、胡與習比較 : 強書記與弱常委
   
3. 當前大陸社會層面則處於相對「弱勢」角色。雖然中共 19 大強調實 現小康社會於 2020 如期完成之任務，但其對社會管控並未放鬆
   一方面，政治強勢與共黨壟斷的政治權 力，勢必對社會多元化採取節制作為；另一方面，對中產階級的興起的政 治參與，以及非政府組織（NGO）採行管制政策，皆使得社會矛盾與張 力難以紓解和釋放，這在經濟轉型與社會急遽變遷過程中，恐將蓄積較大 之政治與社會風險。 
4. 治理績效、機遇與挑戰
1. 中共 19 大後社會系統不平衡互動運作
   
2. 中共現行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較左傾、保守，但是經濟改革與對外開 放勢必須朝市場化變革取向調整，以利於提升市場效率和外資吸引。此一 「政左經右」發展模式，威權體制與決策正確或有助於特定目標的實現， 但中長期之下，僵化體制、政治控制、欠缺民主與自由勢將扭曲市場機制 與抑制市場創新動能。換言之，大陸政治與經濟體制結構失衡關係擴大， 恐將不利於大陸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目標的實現
5. 評估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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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19 大後的新時代體制與治理策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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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土耳其政黨政治與伊斯蘭教之研究〉郭秋慶

1. 前言
2. 從革命政黨到政黨公開競爭
1. 革命性單一政黨時代
   1924 年土耳其共和國國會頒佈憲法，該憲法充分體現共和人民黨的共 和主義、世俗主義（secularism）、革命主義、國家主義與民眾主義的政治綱領，國家憲政體制採行立法與行政匯一，總統由國 會間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總統得以任命總理，統率三軍，是國家權力 的核心。由於凱末爾總統本身有克里斯瑪式的政治魅力和廣泛的政治權力， 面對鄂圖曼帝國的疆域收縮，以及歐洲經濟與政治擴張的威脅，在沿襲過 去強大官僚主義的傳統下，黨政不分，形成所謂的凱末爾主義者（Kemalist） 致力國家的現代化，他們以西方式開明專制模式，實施以國家為中心、精英定義以及非自由主義的現代化計劃，從而削弱伊斯 蘭教的政治原則。
   凱末爾的現代化運動表現出國家主義與具有由上而下的特點， 當時除了國家在經濟活動上占盡優勢，更形成以精英為主的政治社會，其 中含蓋共和人士、文官人員、司法高級人員、軍方將領以及一些著名的知 識分子等，所以在凱末爾的共和人民黨一黨主政下，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的形成顯得被動、受控制與脆弱，即使凱末爾總統曾經 推動建立反對黨的實驗，像 1924 和 1930 年「進步共和黨」和「自由共和 黨」，只不過它們的存在短時間就被取締或自行解散， 直到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凱末爾的共和人民黨是國內唯一的革命性政黨
2. 政黨出現輪替執政
1. 執政黨與反對黨角逐國會議席的先河
   早在 1944 年底從凱末爾接下權力的伊諾努 （Ismet Inonu）總統，在國會的演說即強調憲法賦予國會權力，允許實行 民主政治和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其意旨在疏緩國 內出現的政治爭議。由於共和人民黨對國家權力壟斷出現鬆動，以致於 1945 年 5 月國會審議新土地分配法時，分歧與對立呈現明朗化，首都伊斯坦堡 的企業家德米拉格站出來創立第一個反對派的國家發展黨， 主張實施自由主義和發展私人經濟。待 1946 年初，幾位脫離共和人民黨議 員也成立民主黨（Democrat Party），反對國營企業的特權地位，其成員多 數來自不滿共和人民黨的社會團體，促成共和人民黨 不得不進行黨內民主化，1946 年 7 月國會的選舉，民主黨贏得國會 465 席的 62 席，開闢了執政黨與反對黨角逐國會議席的先河
2. 政黨輪替
   1950 年第 2 次國會的選舉，直接選舉取代過去 的間接選舉，司法機關取代行政機關監督選舉程序，同時實施袐密投票和 公開計票。在這次選舉中，民主黨作為反對黨，除 了利用一些伊斯蘭教徒和部分保守農民對世俗化改革的不滿，在宗教界和 農村進行廣泛的活動，在每個選區提名有聲望和地方上有支持者的候選人， 因此在投票率高達 89%下，民主黨獲得高達 424 萬票（53.3%），勝過共和 人民黨的 318 萬票（39.9%）。依照政黨名單比例選舉制，民主黨獲得 487 席的 408 席，而共和人民黨則僅分到 69 席，民族黨（Nation Party）亦有 1 席，因此首次的政黨輪替出現，民主黨籌組的新政府由 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擔任總理，內閣有 14 名部長。該政府實施工 業機械化與自由企業的經濟擴張政策，而且提供農民優惠的貸款發展農村 經濟，帶給該黨贏得 1954 年與 1957 年兩屆國會選舉的勝利，不過共和人 民黨作為凱末爾主義的象徵，長期以來在文官體系和軍方有較大的影響力， 儘管喪失了執政的地位，仍不失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加上擁有雄厚的 財力，無疑是挑戰民主黨執政的潛在威脅
3. 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主義者的社會分歧
   民主黨在執政時期，雖然致力自由的政策，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但 是曼德列斯總理後期行為專斷，譬如利用國會通過「限制出版法」，逮補 指責民主黨的反對黨人士，禁止人民集會、遊行和示威以及勞工的罷工， 妨礙了溫和民主政治的發展
   當大學生對曼德列斯 的政府進行街頭示威，1960 年軍方隨即發動政變，藉機取締執政的民主黨， 另行成立全國團結委員會接管政權，而當時的文官、知識分子以及學者都 大表支持此一行動。
   軍政府成立後一年半頒佈新憲法，這是一部自由的憲法，保證公民和 政治的自由，允許政治團體的建立，然而有些方面卻提供凱末爾主主義者 的國家精英掌有控制政府體系的工具，因為司法調查權被強化，文官和軍 官有檢查民選機構決策的權力，而且也保存政權當中凱末爾主義意識形態 的本質，不過在多黨競爭的環境下，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仍有發展的 機會
1. 伊斯蘭主義者投入政治活動
   雖然民主黨最後被軍政府查禁，但是民主黨的地方領導人轉而成立正 義黨（Justice Party），除了繼承伊斯蘭主義者的理念，強調現代專業以及 勞工與農村人士的觀點，該黨参與 1961 年國會的選舉，獲得 450 席當中的 158 席，而共和人民黨獲得 173 席。由於這兩個多數黨均不具國會多數，因 此首次出現共和人民黨和正義黨組成聯合政府，並由共和人民黨主席伊諾 努擔任總理，但是正義黨一起執政時，嘗試解除過去政變軍方對民主黨領 導人的禁令，卻遭軍方領導人的反對，因此伊諾努總理任期內為調解兩黨 聯合執政的緊張關係，7 個月後該聯合政府就解散了， 直到 1965 年國會選舉前，不同派別的聯合政府更換達 4 次之多，造成政局 不太穩定。 
2. 伊斯蘭主義者的政黨不斷更迭
   伊斯蘭主義者加入正義黨，他們與土耳其共和國追求的世俗化理念並 不一致，其實他們為的是反對共和人民黨對宗教的掌控，而欲推動由伊斯 蘭教的法律統治，其中涉及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論辯，於是國內日益出現 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主義者之間的緊張，表現在如何 界定土耳其人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政治結構
4. 伊斯蘭教的政黨挑戰世俗政黨主導的地位
1. 經濟自由化下政治伊斯蘭的興起
   1982 年在軍方監護下擬定新憲法，此時厄札爾（Turgut Ö zal）建立的 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由伊斯蘭復興運動者和世俗的自由主義者組 成，投入隔年國會的選舉，獲得 399 席的 211 席成為多數黨，而軍方所支 持的候選人並沒有獲勝，於是厄札爾黨主席籌組政府出任總理，這次選舉 可謂對市民社會的興起具有重大意義（Aral, 2001: 74）。再者，1987 年國 會的選舉，祖國黨獲得 450 席的 292 席，再度繼續執政，厄札爾在這段執 政時期，政治上擴大自由空間，廢除新憲法第 141、142 與 163 條禁止思想 自由，挑戰凱末爾主義的國家精英，尤其是將媒體脫離 國營壟斷，准許經營私人電視台與廣播公司，社會上各種非政府組織與人 權協會遂日益成立。再者，厄札爾總理倡議土耳其整合到歐洲聯盟（當時 稱歐洲共同體），完全接受西方民主價值與制度，受到新興知識分子的支 持。
   
   在厄札爾總理的時代，這股新興政治的伊斯蘭（Political Islam） 勢力，反應他們認為伊斯蘭教的世界需要加速發展，以便趕上新世紀，因 此當時伊斯蘭主義者從事的改革運動，是將道德、宗教與現代生活、自由 市場以及政治競爭連結在一起，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建設下，創造出 經濟的新富裕與獲利的贏家與劣勢與貧困化的輸家，使得伊斯蘭信仰為人 所青睞，特別表現在那些經濟的輸家，也就是被排除在全球化的經濟利益 之外的人
2. 伊斯蘭教的福利黨追求新認同
   從 1990 年以來，福利黨選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為該黨將伊斯蘭主義 （Islamism）由威權主義和集體認同，譬如追求伊斯蘭國與伊斯蘭革命，轉向聚焦個人主義的伊斯蘭教之需求與經驗，重視個人的主體性與生活 ；另方面是因為該黨致力於再創昔日土耳其民族的驕傲， 埃爾巴坎黨主席演講亦常強調，土耳其有更大的潛力作為穆斯林世界的領 導人，就如同鄂圖曼帝國幾個世紀的表現
   然而，1997 年 2 月 28 日軍方占優勢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有必要保 障世俗化的秩序，決定停止福利黨的執政，憲法法院再以反世俗化的政治 活動與鼓舞激烈的伊斯蘭教，宣判禁止該黨
3. 正發黨異軍突起獲得執政
   2001 年脫離賢德黨的埃爾多安成立正發黨，改變過去政治的伊斯蘭所 倡導的理念，將保守主義、伊斯蘭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理念混合。其中就保 守主義而言，他們將黨的目的訴求維持社會秩序，尤其重視制度上的保護， 譬如家庭傳統等；其次，就伊斯蘭主義而言，他們認為保守主義的內容由 宗教決定，需遵循伊斯蘭教。在這種情況下，經濟 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風險，即貧窮、不平等與失業，將由家庭、宗教以及 伊斯蘭教的社區予以減低，而且家庭有一項功能是，在國家和社會被描述 成快樂的大家庭下，大家尊重傳統，分享相同的價值，過著合諧的生活， 以及在家庭中解決問題，譬如庫德族問題，因此伊斯蘭主義可以說是用來 和人民建立連繫關係；最後，就民族主義而言，他們認為土耳其的社會和 文化認同，既不是歐洲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具有宗教價值與傳統的文明 與文化，這源自鄂圖曼帝國的遺產
5. 結論
1. 土耳其政黨的成立，除了具有恩庇侍從的性質，其本身制度化的發 展偏弱，不過多黨政治是其政治民主化的實體，亦是現代化的推手， 這股政治力量從上層精英社會向下層民眾社會延展，以及從城市向 鄉村延展。
   一般而言，土耳其的世俗政黨獲得文官、軍方高層與傳 統知識精英等支持，而伊斯蘭教的政黨則不僅具宗教色彩，更有階 級傾向，不少來自弱勢和邊陲的社會群體。世俗政黨與伊斯蘭教的 政黨之間權力的角逐，多少呈現精英政治與民眾政治的對抗，同時 體現政治生活的多元化與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走向。
2. 早期政治在世俗化運動的過程中，出現獨裁式的權力集中，並沒有 公民廣泛的參與，主要是因為缺少一個主導性的社會階級，亦即資 產階級，導致統治模式很大程度建立在個人權力體系和精英團體的基礎上。政治上有定期舉行的選舉，但是在社會和政治之間，並沒 有一個強有力的群眾政黨加以連結起來。
3. 雖然伊斯蘭教的政黨不斷遭到世俗化政黨與政府建制的壓制，甚至 被稱為破壞憲法上限制宗教進入公共領域，而受到黨禁的處分，但 是伊斯蘭教信徒改變政黨名稱後，其勢力仍繼續存在。
4. 「經濟優先於政治」，在中東地區這樣的政黨主張是罕見的。新興 伊斯蘭教的政黨相當具體地改善人民日常的生活，尤其是正發黨， 它將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伊斯蘭主義頗為奇特地組合在一起，作 為新崛起的虔誠派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而且該黨更證明與世界的 交往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對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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