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對華政策的三個時期
作者认为,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过程,即从政治联合政策为主向军事侵略政策为主的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被逐步确定为基本国策。
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的26年中,日本的对华政策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其变化的脉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
降伏朝鮮、西連支那、壓制俄虜
(1868年明治維新-1873年10月日本政府內部大分裂)
这一时期,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主要采取政治手段,即直接通过政治手法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或通过与中国签订条约,成为朝鲜“共同保护者”,达到控制朝鲜的目的,也为日本日后的扩大对外侵略做好准备。
日本當時軍力的不足，使日本采取“降伏朝鲜为我属国,西联支那,以压制俄虏之强悍”的策略,即对俄国采取军事守势,对朝鲜采取政治攻势,对中国则主要依靠外交手段,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以此达到控制朝鲜、至少为将来控制朝鲜奠定基础的目的。
综观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笔者认为那种这一时期日本大陆政策已被确定为日本国策并在日清交涉时已开始实施的观点是不确切的
1.
从军事布防情况看:1874年日本确定了周详的沿海防御计划,即从沿海到内地设置四道环形防线,分为外部和内部防御体;外部防御主要是选择重要的海口,修筑炮台,重兵设防,使敌无法进入内海,接近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当时中国海军并无外洋作战能力且内忧外困,因此日本此举显然是针对俄国入侵。
2.
从日本军事发展重点看:当时的日本海军仅有大小舰船17艘,总排水量为13832吨,全系日本国内制造,海军无法承担军事扩张的任务。而与此同时,日本前兵部大辅前原一诚向政府提出发展海军实力的建议却被搁置,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此时日本着眼于战略防御,而不是战略进攻
3.
从与清朝谈判的情况看:日清签订条约后,日本政府内部对条约极为不满,纷纷要求修约,但遭到李鸿章拒绝后,日本并未转而诉诸武力,而是出于无奈,只得在1873年再派使节到中国来办理条约生效的最后手续。
4.
从与朝鲜交涉的情况看
尽管西乡隆盛是准备朝鲜以“暴举”待之,日本就“师出有名”了,但他并未与海陆军当局商量过出兵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西乡隆盛不主张征韩,而恰恰说明西乡隆盛深知日本此时还不具备侵略朝鲜、与中国对立的军事实力,只能选择日清交涉先行派的方案,对朝鲜展开政治攻势。第
2.
南功臺灣、北取朝鮮的南北並進，軍事、政治並行時期
(1873年10月-1882年7月朝鮮壬午兵變前)
这一时期,日俄签定《库页岛和千岛交换条约》,来自俄国的压力暂时减轻,日本开始从对外防御转为对外扩张,因此,日本对华政策也相应做了调整,由政治手段为主转为政治、军事手段结合,以军事辅助政治的战略和政策。
1875年5月7日旧俄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及其附件。此条约签订的意义不单单在于边境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幕府遗留下来的日俄纠纷由此解决,拉克斯曼和列扎诺夫以来的北方威胁大体结束”。日本可以腾出手来对外军事扩张了
1.
日本首先选择台湾为其扩张目标,这是因为
1.
把台湾作为推行南进政策的核心早已被日本各界认同,此政策的进一步目标是想通过“南据澎湖、台湾两岛后在东南亚施展威权”
2.
日本正在与俄国谈判,寻求解决北方威胁的途径,若此时日本向南进政台湾,不仅不用担心俄国乘机进攻,相反还有利于日俄谈判的成功
3.
进攻台湾是缓解征韩派对政府不满的有效方法之一
4.
进攻台湾有利于琉球问题的解决
2.
征服朝鮮
1876年2月,日本军舰到达江华,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这标志着日本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实现了它吞并朝鲜的第一步。
《江华条约》的签订彻底否定了清王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从此,日清关系围绕着朝鲜间题日趋紧张,开始形成严重对立
清政府感到“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认为日本必将成为比西方国家更危险的敌人,是中、朝之大患。这些认识促使清政府改变了以往对日政策,并大力加强中国的海军建设,日本开始成为中国主要假想敌;同时也改变了对朝鲜的传统态度,力劝其与各国通商,以此来牵制日本
3.
作者认为这个阶段是日本对华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过渡时期。
在这一时期,日本虽用武力征台,但它并不象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标志着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大陆政策已经制订并开始实施
1.
从日本南北并进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此时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对外扩张方案,对外侵略还处于试探阶段
2.
日本选择进攻的地点主要是清政府难以顾及的海上岛屿和中国的藩属,且日军进攻的规模较小
3.
在侵台前后,日军还必须借助外交手段来敷衍和拖住清政府,避免与清政府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引发大规模战争
4.
日本国内的军事实力和西乡隆盛叛乱迹象所带来的国内政局动荡,使日本没有进行长期战争的条件
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政策以政治、军事并重且以军事活动配合政治行为
3.
日本大陸政策最終確立與軍事侵略準備時期
(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1894甲午戰爭前)
这一时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朝鲜间题上日中存在着不可调合的矛盾,双方军事冲突已无法避免。日本遂以中国为战争对手进行军事准备,日中由局部军事对峙发展到全面军事对抗和军事战争的前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最终确立下来,并成为日本以后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
1.
壬午兵變
1882年7月23日朝鲜首都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的“壬午兵变”,兵变士兵杀死了朝鲜新军中的日本教官,杀伤了日本在朝的翻译人员和警察,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壬午兵变后,日本国内在对朝间题上产生了“即攻”和“缓攻”两派,鉴于战备不足,无法与清朝进行全面战争,日本政府采取“缓攻”,只以朝鲜为对手,以军舰为后盾,迫使朝鲜签订《利物浦条约》。在这一条约中,日本取得了在朝驻兵权,使日本“从一个几年前还驻有外国军队的国家一变而成为在外驻兵的国家”,这是日本军事力量第一次扩张到大陆。
1.
清朝的反應
清王朝已抛弃原来的“牵制政策”而转入“参与政策”,开始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重建过去与朝鲜近似有名无实的宗属关系
清政府与朝鲜缔结了《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该章程明文宣布“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一体均沾之例”,实质上等于向世人重申清韩宗属关系。
2.
日本对华政策由政治手段为主转到军事手段为主后,在政治、外交、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的一切活动都围绕军事这个核心来运转。
这一期间,日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成军事侵华准备工作
1.
为侵略中国和朝鲜寻找战争借口
,日本借中国与法国进行中法战争之机,在“天津条约”中迫使清政府允许日本与中国在朝鲜有“共同派兵权”,这等于再次否定清朝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与《江华条约》相比,这次是清政府自己“否定”的。这个重要让步为日本大规模干涉朝鲜内政提供了条件,也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契机。
2.
为侵略中国和朝鲜制造思想舆论准备。
1.
福泽谕吉提出所谓“脱亚入欧论”,认为“中国将象历史上的波兰那样被瓜分”,因此,日本不必等待邻国的开明进步与之共振东亚,而应脱开这些国家,去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2.
1890年,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又在第一届帝国议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所谓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把其所称、必须用武力“保卫”的利益线划在中国和朝鲜。这些鼓噪使日本民间舆论由“民权论”开始急剧转变为“国权论”(即侵略论)
3.
为侵略中国和朝鲜做好外交上的准备
19世纪80年代,朝鲜已成为英、俄、美等国在东亚争夺的焦点,这之中,尤以英俄争夺最为激烈。面对这一纷繁复杂的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利用英俄矛盾,争取英俄两国保守中立”的外交方针。
4.
为侵略中国、朝鲜做好军事上的准备。
1.
日本建立和完善了战争领导体制和陆军编制制度,以加强天皇对军队的指挥控制和保障战时兵员的补给
2.
大力发展海军,加强海军舰船制造和购置,使日本海军不仅在总吨位上超过北洋舰队,而且在舰速和火炮设置上也大大优于北洋舰队
3.
日本在多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之后,终于在1894年夏利用朝鲜农民武装起义之机,挑起甲午战争,并在战争中迅速打败了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
2.
纵观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笔者认为,尽管从1882年起日本已采取军事侵略为主的对华政策
但仍可以1885年甲申事变的解决为界,划分为两个更具体的阶段。
1.
前一階段
日本鉴于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海军实力的不足,在军事战略上对华采取守势,以争取时间,扩大军备。因此,在壬午兵变后,日本主要采取“避免同清帝国直接发生冲突,把各国利权导入朝鲜,同欧美合作以摧毁清帝国对朝鲜控制”这一策略,以及采取在朝鲜内部扶持亲日派金日钧、策划反清投日事变这一手法,以达到借异方力量排挤中国,控制朝鲜,积蓄力量,以备以后与中国作战的目的
2.
後一階段
日本鉴于80年代中期英俄在朝鲜的竟争以及朝鲜政府内亲日派的倒台,特别是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内主张经济扩张路线的政党势力被逐渐削弱,主张军事扩张路线的军方势力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完成而逐渐增强,日本更是加紧做好武力征服朝鲜,不惜与中国开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3.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日本对华采取军事侵略的“大陆政策”正是在这一阶段中才被完全勾划出来并被日本政府认同的,其标志是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所谓日本利益线在中国和朝鲜的施政报告。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军事侵华“大陆政策”正式进人实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