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貿易理論
- Heckscher-Ohlin模型
H-O模型認為一國在貿易中的比較利益,來自於該國相對於他國較為豐富的生產要素稟賦,能被善用到密集使用該要素的產業上 - s-s
進一步證明了當國家彼此就其充沛的生產要素進行分工時,那麼其國內那些充沛生產要素的擁有者,會取得更多的報酬,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相對稀缺生產要素的擁有者,因為國貿的關係,使其生產要素不再是"物以稀為貴",其報酬也就跟著降低。
- 特定要素模型
H-O模型沒有顧慮到某些生產要素只能用於某特定產業,一旦貿易該放,屬於出口部門的特定要素會獲利,同時進口部門的特定要素則會受害,但是可以在兩部門之間流動的資金,其受到自由貿易的影響需視情況而定
Hiscox指出,當要素間的流動性很低時,政府聯盟的界線會沿著產業劃分,反之,則隨著階級(貿易帶來的所得效果)而劃分 - 產業內貿易理論
H-O模型與特定要素模型皆假設了每個產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但實際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異質性,使得國家間能就性質相似的產品進行貿易 - 異質企業貿易理論
公司彼此在生產力上的異質性,將影響公司的生產策略與投資行為
- 國際貿易與保護主義
- 國際貿易體系的變遷
-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 世界貿易組織
- 最惠國待遇
指締約雙方中,若有一方給予第三方任何優惠,則該優惠也會自動給予對方,以降低兩國貿易對於第三國的歧視 - 國民待遇
外國產品進口至本國時,應享有不低於本國產品所享有之待遇
- 國際貿易體系之發展趨勢
- 雙邊貿易與多邊貿易協定
FTA會產生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貿易創造是指貿易協定的成員國彼此因為實施自由貿易,而將在國內高成本的產品向他國進口,不但減少該國生產該產品的福利損失,也創造兩國間的貿易。
貿易轉移則是因為自由貿易,能以將低的價格獲得他國的產品,進而歧視非協定國的產品
- 國際金融理論
- 國際收支帳與貨幣
- 國際收支帳
五個項目的總合為0。
在準備資本不變的情況下,經常帳和資本帳(包含金融帳)彼此負相關 - 經常帳
一國在商品、勞務、所得以及轉移等項目和外國之間的交易,也就是國家間財貨與勞務之間的往來金額 - 資本帳
包括一國的資本移轉以及非生產性的、非金融性的取得與處分 - 金融帳
一國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的交易 - 準備資產
一國隨時可以控管的國外資產 - 部分誤差與遺漏值
國際收支記帳時產生的誤差與遺漏值
- 貨幣
- 不可能三角
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制度選擇、資本流動性,三者無法兼得
- 布列敦森林體系
- Triffin Dilemma
美元必須同時供給大量貨幣供各國交易,也必須維持與黃金的固定比例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
- 中國崛起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新挑戰
- 世界經濟危機
- 前言
本 文 的 研 究 目 的 , 在 於 探 討 日 印 兩 國 強 化 戰 略 合 作 的 「 結 盟 」
(alignment)過程,以及雙方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穩定的印太區域權力平衡
等共同戰略目標,並且檢視日印兩國在經濟、政治外交、安全與防衛等領域
進行戰略合作的制度化發展。
本文認為,中共崛起導致印太區域權力結構失
衡,對日印兩國利益造成威脅,是日印兩國尋求在印太區域結盟—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以平衡中共的安全動機 - 文獻回顧與界定「戰略夥伴關係」
- 「戰略夥伴關係」不等同於同盟
- 同盟
「同盟形成」(alliance formation)的基本要件,在於國家
間共有的利害關係,一旦利害關係消失,同盟將失去存在基礎。國際政治學界
對於同盟的定義,雖然莫衷一是,但是,普遍認為締結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於
共同防止威脅、確保安全或利益。因此,同盟關係
特別置重點於安全確保,準備軍事力量共同防衛來自特定第三國的敵對威脅。 - 結盟
史奈德強調,正式同盟只是創造或強化結盟的手段,同盟
是結盟的分支,不同的是,同盟是建立在付隨著具體性要素、法律上與道德
上的義務、互惠的明文協定或條約,結盟則不負擔相互防衛的義務。
史奈德
(Snyder 1990)早期的研究指出,「結盟是一種複數國家之間的相互
期待,當成員國與其他特定國家發生紛爭或戰爭時,能夠彼此相互支援,這種
期待主要來自於共同的利益或敵人,並且會隨著國家利益、國內政治結構、他國行為認知的改變而變化—增強、減弱、或消失」。
其次,瓦德(Michael
D. Ward)也認為,結盟是透過各種行動、而不是正式條約展現出來,比同盟具有更廣泛的概念,原因在於它不像後者僅只是聚焦於國際政治的軍事領域。
戰略夥伴關係即是結盟的一種新形態。事實上,冷戰結束以降,締結同盟條約日益顯得過
時,而摸索新型國家間緊密合作關係的結盟,特別是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動
態,則成為國際社會矚目的焦點,也是日印兩國對外結盟的重要行為模式。
- 「戰略夥伴關係」的特性
誠如伍德曼(Stewart Woodman)所言,1990年代以降,國際社會的結盟形態已經由建立在軍事力量的正式同盟,轉向基於特定議題的「暫時性權宜措施」(transient marriages of convenience)
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兩國之間基於對等、平等、尊重、互惠的立場,長期間共同合作以發展互利共榮關係,雙方或許存在著共同的威脅來源,但是,它不是用以對抗威脅為目標,迥異於提供防衛承諾的同盟。 - 威爾金斯列舉戰略夥伴關係的特性如下:
- 組成目的是普遍性的,不著眼於嚇阻或打擊敵對國家等特別任務,
並且主要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
- 主要是「目標驅動」(goal-driven),而不是「威脅驅動」
(threat-driven),雖然彼此有關切的共同安全議題,但是,並不將特定國家
視為共同的威脅。
- 趨向非正式的,承擔低成本的承諾,行動不受到同盟條約的束縛,保留較大程度的自主性與彈性,從而減輕同盟的捲入困境。不過,並不排除雙方針對特別議題發表共同聲明與「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 經濟交流在合作領域中顯得很重要,是夥伴關係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但是,其中也包含更多的傳統安全問題,反映出經濟在當代國際舞臺上,與軍事力量同等重要的情況。
- 日印兩國對外結盟經驗
- 日本對外結盟行為模式
阿久津博康將日澳、日印、日韓、韓澳等四組雙邊安
全合作視為「準同盟合作」模式,該模式植基於共通的「背棄恐懼」、「威
脅」、「利益」、「價值觀」基礎上,以及透過彼此間「制度化的政治與行政
連結」等五項因素所形成。具體而言,由於對美國承諾的不安,美國亞洲盟邦
彼此間雖然沒有同盟條約,卻逐漸建構出雙邊安全合作關係,以緩解對美國承
諾之不安,此等雙邊合作即是準同盟關係。阿久津認為,日印兩國只有在威
脅、利益、價值觀等三項因素具有堅強基礎,如果兩國要發展準同盟關係,就
必須加強在「制度化的政治與行政連結」項目。不過,阿久津的準同盟論,並
未包括同盟重要構成因素:安全承諾。從相互防衛的觀點來看,受限於憲法
第九條規定的日本,無法提供對外國的安全承諾 - 印度不結盟傳統與戰略夥伴關係外交
2011年11月,印度「國家安全研究基金會」(Found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發表報告指出,戰略夥伴關係是21世紀新形態國際關係,
有別於冷戰期間相互對抗的同盟,夥伴國家會進行國防裝備與技術移轉、軍
事演習、核能合作、貿易投資、關鍵議題的外交支持,以及科技、教育、資訊
與傳播技術、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合作領域或程度則依夥伴國不同而有所差
異。
研究團隊成員之一的前印
度外交部長席保(Kanwal Sibal)指出,與所有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並且在可
能的領域建立友誼的夥伴關係,符合印度的利益;戰略夥伴關係是印度外交
的「宣示性」(declaratory)術語,其目的在強調深化雙邊長期的戰略合作關
係,以及促進在共同利益上的政策趨同,此等關係可以淡化不結盟傳統,並且
輔以「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概念,讓印度外交政策選項更具有彈
性與獨立性 - 日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
- 2006年9月成立的第一次安倍內閣,提出將歐亞大陸塊外緣建構成為「自
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構想,以及由美國、日本、
印度、澳洲參與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機制,
積極發展與印度的戰略合作關係,以確保亞洲區域權力平衡
美國國防大學智庫報告指出,現階段印度雖然只是一隻小象,但是,其
體積龐大又處於發展期,擁有廣闊且存在主權爭議的中印國境邊界,足以牽
制北京的地緣戰略價值,是今後日本安全的最大資產
印度裔學者甚至認為,日印戰略夥伴關係乃是因應美國無力維
持亞洲權力平衡的避險措施。總而言之,中共
崛起導致區域權力結構的失衡,驅動日印兩國緊密化戰略夥伴關係,幾乎是日
印關係研究學界的共同觀點。
不過,對照前述
同盟定義,日印同盟顯然尚未達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兩位學者認為,面對印度不結盟的傳統,以及日本民眾強
烈反對《和平安全法制》,日印兩國不可能形成正式同盟
- 充實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基礎與制度化
- 經貿投資與技術交流等經濟層面合作
- ODA(政府開發援助)
ODA乃是日本經濟外交的重要一環,由日圓貸款、無償資金協力、技
術協力等三項構成,提供低利率貸款給ODA接受國整備經濟發展所需的基
礎設施,提供日本企業赴該國投資的有利環境
日本提供印度ODA,主要
使用在建構電力與運輸等基礎設施、投資環境整備、以及人才養成等領域,置
重點於以下三個領域:強化印度國內主要產業都市或工業園區之間、印度東北
各邦與印度本土以及與東南亞之間的「連結性」(connectivity);強化印度產
業競爭力;支援印度持續成長可能與涵蓋各層面的經濟發展等。
- 中共威脅導致日印增強安全合作
印度是探討日本因應中共崛起
與美國霸權衰退的戰略挑戰之顯著變數,日印兩國在對應中共崛起議題上具
有共同戰略利益。印
度與美國結盟,透過美國協助強化軍力,是因應中共威脅的最佳戰略選項,而
日本既是美國同盟國,也擁有協助提升印度軍力的高科技,自然是印度結盟的
理想對象。 - 以印太區域為合作場域
印太海域是全球經貿運輸大動脈,從印度洋西岸非洲之角、連接紅海和亞
丁灣,再從東岸孟加拉灣與安達曼海,穿越麻六甲海峽或巽他海峽、龍目海
峽等連結西太平洋,向來被日本視為生命線。面對中共在南海建構軍事據點、
強化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等措施,日本除了強化日印戰略夥伴關係、拉攏英法
兩國介入南海之外,更透過協助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強化海洋安全合作以
資反制。另一方面,印度積極推動挺進亞太區域的東進政策,
將其視為印度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石,日印戰略夥伴關係自然成為其東進的戰略依託。
- 結論
本文以「結盟」的概念,探討日印兩國基於安全與經濟的動機,以戰略夥
伴關係之名,發展戰略合作及其制度化的過程
日印兩國
雖然共有中共的威脅認知,但是,對應威脅的途徑卻未必一致。印度不至於為
發展印日同盟關係而犧牲印中經貿關係,從莫迪政府對印太戰略不即不離的態
度,不難看出其在日中兩國之間取得平衡的意圖;而日本在強化日印戰略夥伴
關係的同時,也務實地改善與中共關係。日印兩國對中政策的務實性,主要在
於雙方與中共具有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在此情況下,日印兩國在現階段
的戰略夥伴關係,很難套用在以中共為假想敵的同盟框架。
- 以集體安全維護和平的理想主義
- 新自由主義的提出
- 二戰結束後,新現實主義難以解釋為何兩極對抗的美蘇會從對峙走向冷和,Nye將此等批判新現實主義之主張統稱為新自由主義
- 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間的利益不是一成不變、也不是由國際體系單一因素所決定的,而為各種國內與國際的條件及因素所形塑,且不同的分析層次-如國內政治層次的政府部門、社會層次的利益團體、甚至個人都可能會對一國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並從而影響國際關係
- 民主、政體與和平論
- 挑戰
- 如何定義民主
- 如何確認民主政體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聯
- 透過研究,進行民主轉型的國家更容易發動戰爭,因為民主化進程的政治菁英傾向於透過挑動對立來凝聚共識以獲取權力
- 貿易、互賴與和平
- 對貿易和平論的挑戰
- 貿易與和平的因果關係
- 二戰的德國與他國貿易關係緊密,依然發動戰爭
- 資本主義和平論-Weede
資本主義為各國提供了維持現狀的誘因,而其中市場開放、貿易自由及投資自由等資本主義的要素,正是當前各國維繫和平所需
- 國際制度與和平
新自由制度主義源自於1940年代發展的功能主義,隨後依循新功能主義與多元主義的脈絡,總結出區域整合與世界經貿互賴的概念,認為經由創設正式與正式的制度,提升國際間互賴的程度,會降低互賴國家間的衝突,更會鼓勵傳統上兵戎相見的國家,為了互利的因素,在一個共同的政經架構內進行合作,國家進而會為了他國的和平與繁榮而努力 - 整合與互賴
- 互賴-Keohane and Nye
互賴作為一種概念,指的是一國受到其他國家政策影響之情況,其包括敏感性與脆弱性兩個面向。當任何一方試圖改變這種關係,都可能造成雙方很大程度的損傷。
- 國際合作與制度
-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是理性的,故而引導國ˊ家察覺合作中的價值,致使國家尋求絕對利益的最大化,而非相對利益
- 制度
即一組持續並相關聯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一套規則,他指示了行為角色、約制行動並劃定期待 - 提供資訊
- 降低欺騙獲利,提供忠誠獎勵
- 促進互賴
- 降低交易成本
- 國際建制與和平
- 國際建制的定義與類型
- 原則
對世界如何運作的理論性論述 - 規範
明確的行為標準,並且確立國家的權利與義務 - 規則
協調原則與規範間的可能衝突,在原則及規範下進行操作 - 決策程序
確立了對行為的確切規定
- 國際建制的形成與維繫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由霸權國家主動承擔並且領導其他的行為者共同實現彼此的共同利益,乃是一條有效的途徑,霸權國家單方面地替所有國家吸收了市場中的成本,不單是替所有國家共同謀取利益,同時亦讓霸權的利益得到確保 - 國際建制在霸權消失後仍可以得到運作
- 霸權的衰落與建制的瓦解之間有一段時間差,使其產生路徑依賴
- 制度帶領國家走出競爭性思維後,也就失去了以欺詐獲取最大利益的動機
- 協作帶來的長遠利益大於欺詐帶來的短期利益
- 質疑
- 國際制度與組織反映國家間權力分配之狀況,不構成和平的原因
- 隨著互賴加深,更容易發生衝突
- 制度的效用在於大國態度
- 參與國際組織作為升高衝突的方式
-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之衝擊與調適